来源：Hi艺术 张朝贝
北京CBD夜景 VS 艺术家所在的北京
01
北京吸引人的，
是那种漂泊奋斗的错觉
2020年9月，艺术家贺勋离开待了10年的北京，回到了杭州。
其实早在两年前黑桥工作室拆迁，他的家人就因为孩子读书问题先一步离开了北京。也许是为了某种仪式感，要在北京待够整10年，他和周围的艺术家把工作室搬去了宋庄，又待了两年多，然后离开。
之所以说是“回”杭州，是因为贺勋在来北京之前，曾在杭州待了10年。2006年，22岁的他从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后，便计划和两个朋友一起到北京，用他的话来说，“好像要去北京见见世面，历练一下。”不过因缘巧合，朋友去了北京，而贺勋没有去成，真正北上时已经是2011年春节之后的事情了。
贺勋的车上拉着自己的和戴陈连的行李，一起从杭州到了北京。他们在北京的第一个落脚地，是在望京和中央美术学院附近，那时候黑桥的几个老院子已经住满了艺术家，他们订了二道八号院的房子，等它盖起来，就马上搬了过去。在北京的10年中，贺勋有七八年的时光都是在黑桥度过的，直到2018年那场突如其来的拆迁。
北京黑桥二道八号院外景
贺勋在北京黑桥二道八号院的工作室，度过了七八年
2011年初到北京时，贺勋在望京南湖中园附近落脚
贺勋
艺术家（b.1984）
为什么艺术家都要来北京？毫无疑问这里有着中国最优秀的美术学院之一、最集中的藏家和艺术家资源，以及最丰富的文化艺术活动。
但是面对这个问题，贺勋给出的却是另一种更为感性的答案：“其实北京对我的吸引是那种状态，比如说奋斗的错觉、漂泊的错觉，但实际上它又是真的。到北京之后就感觉自己迅速进入了一个最大的单位，终于有了一个地方或者说一个名义，开始做艺术这个工作了，从最早学习艺术到热爱艺术，再到把它作为职业。”
回望在北京的10年，贺勋感到北京最美妙的地方在于，在那个没有微信的年代，根本接触不到其他人在做什么。而这里什么样的人都有，什么样的事情都在发生，所有人其实都在拼命活着。10年的时间过去后，如今的北京对于艺术家的吸引力似乎不再像以前那么强烈了。尤其是随着交通和信息传递越来越便捷，北京不再是艺术家的唯一目的地。“现在这个世界更平了，大家在上海或者杭州也都挺热闹地活着。”
2018年黑桥拆迁，贺勋工作室搬到了宋庄
贺勋 《我离开黑桥可能不快乐但徐渠可以去纽约》，图片由艺术家与亚洲当代艺术空间提供
02
离开，好像也没什么不行
因为2020年疫情的阻隔，让一些长时间无法回到北京的人猛然发觉，离开这座城市似乎也没有什么不一样。
除了工作室的动荡搬迁，对于雕塑装置艺术家而言，雕塑加工厂和作坊的停工和外迁，也很容易让创作陷入停滞状态。近几年，随着北京城市产业升级，开始大力度清理并关停镇村产业小区和工业大院。而在雕塑作品的加工过程中，不锈钢锻造、焊接，以及打磨和烤漆环节会不可避免地产生扬尘、粉尘和噪音，这些都是被严格禁止的。北京的雕塑加工厂基本全面歇业，艺术家只能选择六环以外，或者更远的河北进行加工。
李赢
艺术家（b.1985）
2020年1月，艺术家李赢回湖南老家过春节。刚过完除夕，就开始听闻铺天盖地的疫情报道……在漫长的闭关等待过程中，她在画草图做方案之余，着手打听长沙周边的雕塑加工厂。等4月份回到北京之后，疫情之下的工作室园区、画廊和美术馆气氛仍然一派低迷，没有了文化艺术交流功能的北京，让她感觉似乎和长沙没有不同。
当然不一样的是，湘A的车牌号在长沙不会被限行，而在北京总是会被拍。
李赢在北京顺义水坡村的工作室
2014年，李赢《此时·何处》系列作品获得艺术8·中国奖
到了2020年底，李赢在顺义水坡村的工作室被村委通知腾退，因为不想在寒冬奔波找工作室，她索性把东西都一股脑运到在北京的库房。而她开着那辆挂着湘A车牌的车，独自一人从北京开到了湖南。李赢说：“迎着更替的日出日落心情有些特别，从2002年十多岁来北京考前班学画画起，每年只有春节回趟老家看望，而此行归途不寻常。”
李赢是长沙人，新生活的适应过程并没有那么难。如今她在长沙制作作品，然后运到北京的库房，以每一两个月一次的频率往返于北京和长沙。相比于从前在北京郊区相对乌托邦式的工作和生活，如今的状态开始时虽然让她觉得奔波，但几个月下来已经逐渐成为了习惯。
事实上，即便是待在北京的艺术家，他们跟五环甚至二环之内真正的北京又有多少交集呢？正如贺勋所说，“除了去火车站、去医院，其他的好像就没有什么了。”
李赢在北京顺义水坡村的工作室
03
现在的北京
没有以前那么有意思了
2020年离开北京的艺术家很多，同样在北京待了10年的赵洋坦言，“一般在每个10年节点的时候，人总会想很多，总觉得应该有一些变动和调整，只是疫情加速了整个进程。”这年7月底，赵洋彻底搬离北京，回到自己待了快30年的杭州。
赵洋
艺术家（b.1970）
赵洋也是2018年离开黑桥的那批艺术家之一。他在北京度过了自己从40岁到50岁的时光，10年间共搬过5次工作室，从318国际艺术区到黑桥二道八号院，从环铁、罗马湖再到昌平，平均两年一次。
赵洋的工作室搬迁轨迹几乎见证了这些年北京艺术区的拆迁简史，随着艺术家聚集区的不断消失，这座城市是否还是艺术创作的沃土？赵洋坦言，现在的北京确实没有以前有意思，他难得深情地感慨了一句：“我怀念在黑桥二道八号院的时光，浓郁的阳光，无聊的知了，与无法判定的未知。”
但他同时又补充道，“这些年又不少朋友陆陆续续离开北京，但现在应该还是有不少艺术家会选择留在北京，北京有它自己独特的一面，也因为艰涩，这也是它的价值所在。”
赵洋在北京黑桥二道八号院的工作室
2013年，环铁艺术城牌子倒在路边（摄影：黄宇兴）
黑桥的拆迁是很多艺术家必然会提到的事情，好像又一个“圆明园”散了。因为这个聚集了上千户艺术家的区域，那时像极了一个乌托邦。它距离798、草场地艺术区都较近，同样又是周边价格最便宜的艺术区，成为许多年轻艺术家以及一部分“老炮儿”艺术家的大本营。
就像贺勋和赵洋一样，很多艺术家离开黑桥后并未离开北京。赵洋搬去了附近的环铁艺术区，而贺勋则和周边20来个熟识的艺术家朋友在宋庄外围找到一个工厂园区，又搬到了一起。“在北京，总会认为工作室拆迁是一种常态，所以其实心理已经有所准备，只是东西太多会觉得比较折腾。不过好在每次搬迁都是周围一片的人都在搬，很像是这里的水草不够了，一个村子的人集体搬到另一个有水草的地方去。”
赵洋在杭州的工作室
孟阳阳
艺术家（b.1983）
艺术家孟阳阳也曾是黑桥二道八号院的一员。这个距离798仅有七八公里的艺术区，和周边的环铁、草场地组合成一个庞大而丰富的艺术生态，大家的工作和生活融为一体，创作、学习和艺术家之间的交流都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黑桥拆迁后，尽管身边的绝大多数朋友到现在仍然没有放弃留在北京，但她却选择离开待了7年的北京，来到上海。对她而言，北京工作室的拆迁，正好是一个重新整理自己的机会。
孟阳阳搬去了上海松江的一个企业艺术园区，如今已经生活和工作了三年多。根据她的介绍，这里有100个左右入驻的艺术家和机构，是上海艺术家比较集中和稳定的地方。北京和上海都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中心地带，有着丰富的学习资源和展出机会。三年前工作室搬来上海时，孟阳阳在上海的合作画廊举办了个展“立春”，诚如其名，她将自己归零之后，也带来了生活和创作思维的全新转变。
在她那里，北京艺术区的拆迁只能说艺术家不能再“占便宜”了，“我想把艺术家比喻为寄居蟹而不是蜗牛，我们不是驮着沉重的“壳”，而是因地制宜、顺势而为，只要带着创作的脑袋，哪里都是沃土。”
孟阳阳在北京黑桥二道八号院的工作室
黑桥艺术区内艺术家们的聚会，随着黑桥拆迁这样的场景终将变成回忆，图片提供：闫珩
孟阳阳在上海松江的工作室
04
到底要不要离开北京？
在开始写这篇文章之前，我在网上搜索“离开北京”，网页上跳出来的最多的问题是：到底要不要离开北京？离开北京是一种什么感觉？离开北京后，你们过得怎么样？吸引我的是答案里那句残忍得像是无病呻吟一样的话：“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故乡”。
对于艺术家而言，处境似乎没有什么不同。人人都说自己是“北漂”，当我问起贺勋在北京有没有漂着的感觉时，他思考了一会儿，缓缓说道：“工作的时候没有漂泊的感觉，因为来北京就是为了工作。但是其他时候，还是会觉得这个城市有点大，漂泊感会比较强。”如今在杭州，贺勋发现艺术家的工作室基本上都是和家是分开的，很多工作室里面都没有卧室、厨房和洗手间，就是纯粹工作的地方。但是他在杭州的工作室还保留了以前的一些习惯，会有比较重的生活气息。“可能跟我的性格有关系，不喜欢柴米油盐和画室的距离分得太开，我觉得没有必要把生活独立出去，或者把艺术独立出去。”
与贺勋不同的是，李赢的生活则随着工作室发生了较大的改变。长沙是个生活气息很浓的城市，市井而热辣。当她早上驱车抵达工作室，推开工作室的门，看到六七位“美妈”围桌一边唠着嗑一边帮她制作零部件的基础部分。“她们说有这个聚点，方便逃离一下繁杂的家庭氛围，一天至少拥有片刻属于自己的时光。我跟着唠点儿家常，做着活儿。现在从长沙到北京，又是完全脱节的状态，北京是文化艺术资源型城市，主要就是安排看展、谈项目 ，与行业从业人员沟通艺术相关的事情……”
贺勋（左三）在黑桥惊奇的房间，康学儒展览“溢出的时间”现场，图片提供：康学儒
2020年9月，贺勋离开北京搬回杭州
贺勋搬到杭州后的工作室
赵一浅
艺术家（b.1982）
对于艺术家赵一浅来说，创作状态和外部环境不一定有直接关系。他曾在2017-2019年在北京798艺术待了三年，平时基本上都是自己在工作室里思考和创作，没看过几个展览。
“艺术的确需要沃土，但是更重要的在于种子本身，在当今这个时代下，可能到处都有沃土。”2019年8月，赵一浅从北京搬去上海，至今两年间换了两处工作室，算是稳定下来了。“但我觉得流浪也是一种生活，只要知道自己要什么，就挺好。”
赵一浅在北京金盏的工作室
赵一浅在上海的工作室
05
离开北京，
有时候没有那么悲壮
在采访过程中，艺术家太平提到朋友李夏写的一首歌《离开北京》，歌里唱到：“我拍拍你的肩膀，说就送到这里吧，前面的路让我一个人走完；亲爱的今天我就要离开北京，让我最后一次最后一次说爱你……”
但并非所有离开北京的人都有着这种理想破灭的悲壮。就像对于赵洋，“重新审视杭州这个生活了快30年的城市，会有别样的欣喜。工作室面积够用就行，随遇而安，怎么样都是好的，怎么样都要工作。”又像对于贺勋，“杭州也有不错的艺术环境，有一些朋友可以进行纯粹创作上的交流，这是我觉得可以回来的原因。比如我要是回到江西老家解决孩子上学问题的话，我可能还是继续待在北京。”
颜秉卿
艺术家（b.1983）
孩子读书问题是艺术家离开北京较为现实的重要原因。艺术家颜秉卿谈到，“孩子到了读小学的年纪，在北京读书不方便，就回上海老家了。”在2020年8月份离开北京之前，颜秉卿的工作室在宋庄待了将近10年，始终没有经历过工作室搬迁和动荡的痛苦。很少与别人交往的他，平时在北京总是处于工作的状态，基本上很少外出。现在到了上海，月租金和北京一样都是2000多块钱，只是工作室作为独立画画的地方，吃住则在家里。
颜秉卿也说不清离开北京的决定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当你投入工作状态之后，不论在哪个地方其实都差不多。但是对孩子读书来说，回上海更好。”
颜秉卿在北京宋庄的工作室，将近10年没有遇到过搬迁动荡
颜秉卿搬到上海后的工作室
06
离开北京是正确的决定吗？
在我接触到的离开北京的艺术家中，任俊华是在北京待得最久的一位。从1994年到北京读中央美院附中，到考上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专业，再到2020年底离开北京，他在这座城市生活和工作了26年。
任俊华
艺术家（b.1978）
这些年任俊华经历过很多工作室，大多都是因为拆迁而搬走。最开始是在和平北里间租了一间小房子作为工作室，后来到花家地中央美院附近租了一个半地下室，一边创作一边帮助老师和同学做一些工程。直到到了黑桥，才算有了比较正式的工作室，在黑桥的9年中，任俊华形成了创作的初步雏形，并组建了家庭。黑桥拆迁后，他的工作室又先后搬到了顺义石家营、李桥。
2020年10月，任俊华的妻子和孩子离开北京到了昆明，两个月后，他也基本上搬了过去。“直到离开的时候其实还很犹豫，思考了很长时间到底是在北京好，还是在外地好。北京有很多优势，这么多年生活经历累积下来的同学、朋友、合作画廊都在这里。但是最终让我下定决心的是自己的创作，我想表达的是始终是关于生命的主题，而北京的环境让我觉得不能够达到生命的完全释放，活得比较吃力。”
任俊华在北京黑桥的工作室
任俊华在北京顺义的工作室
尽管在北京生活和工作多年，但任俊华并未感受到这座城市对于艺术家的友好，“北京太大了，见朋友、带孩子玩都很不方便，出个门感觉总是在路上，并且雾霾也特别严重。还有比较现实的是经济压力，因为在北京也没有房产，压力也比较大。现在到了昆明，也不容易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室。但是这里环境和气候更好，放松的地方也比较多，能够带孩子玩，生活节奏很慢，有更多的时间能够工作、照顾家庭。把自己的生命调节好了，做作品也能做好。”
对他而言，离开北京有失也有得。北京有很多强烈的艺术氛围，更加适合艺术创作，但是对于已经有签约画廊的他来说，已经不用太担心作品销售的问题。“要不要留在北京，还是要看艺术家处于创作的哪个阶段，如果是刚刚大学毕业，想要作品得到更多的观众，北京当然更适合。但是当你的艺术创作更加成熟，有了自己的艺术语言，我认为在哪里做都可以，没有太大的区别。”
任俊华搬到昆明后的工作室
07
眺望北京，遗忘北京
不久前，由想象力学实验室主办的贺勋个展“望京”在杭州天目里的游牧画廊开幕，此时距离他离开北京刚过一年。展览以艺术家自传方式梳理出一条从杭州到北京再到杭州的时间线索，这也是他结束10年北京生活后的一次回望。
贺勋个展“望京”，杭州天目里游牧画廊展览现场，2021
贺勋《艺术家》，杭州天目里展览现场
贺勋《忘了它》，杭州天目里展览现场
望京的名字，顾名思义，连接着城乡接合部和真正的国际化大都市北京。事实上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大批韩国人选择来到生活成本、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中国创业和生活，并定居在曾经满目农田的望京地区，渐渐形成了如今近60万人口的超大规模街道。
而望京的“望”，对贺勋来说既是眺望，又是遗忘，或者说不忍遗忘北京。“在北京的10年里，我度过了从20多岁到30多岁这个比较重要的生命过程，深入交往了很多像亲人一样的艺术家朋友，大家聚在一起吃饭喝酒聊艺术，这些都是很珍贵的生活状态。但是生活总是这样，我们还是要让它按照正常的轨迹运行。留在北京也可以，离开也没有问题，然后有些东西变成内心的一些情感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