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给了我一个出门思过的机会。我发现自己就是一个既无知又无耻的人。我用我的无耻哗众取宠，换得了众人更大的无耻，以无耻之小我实现了无耻之大我，不以无耻为耻反以无耻为无耻从而实现天下无耻的境界。我的人生理想是将自己造就成一个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使我的存在有某种必要性，现在看来几乎没有实现的难度。

我认为无耻不是一句骂人的话，无耻是对道德状态的评价，是说人在某种情形下，没有，不存，或失去人的某种应有的特征。何况这是国人的常态，否则为什么要努力学习重新树立荣耻观，在这点上我是无耻但又是有一些觉悟的。知耻不是对人的颂扬，不是在夸你，因为知耻者也未必知荣，双知是有难度的。

说一个不明是非的人无耻，这样的评价仍然可能不妥当。人的言行很可能不在道德可衡量的范畴中，人的荣辱观在不同的地位或在不同的时期会全然不同，既使是相同其程度也难以量化，意识形态就是知人知面不知心，世人城府很深，很难分清谁更无耻，往往是公说婆无耻婆说公无耻。

分辨是非的能力低下，有可能是由于智力的缺陷，智力上的缺陷甚至不是真正的缺陷，是生理不是心理的，不在伦理讨论的范围之内。所有的伦理之说都有破绽，经不起太多推敲。所谓智力缺陷，只是说在通常的思维行为中，思维者有着不及或不同于常人的辩识和判断力。弱智的评价广泛适用于我们所熟知的绝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院士和知识界人士。

如果这些人在智力上的活动不活跃，则完全不会对他人造成伤害，仍然可以作为国家智慧的象征，德高望重地养尊处优。幸运的是，中国在近百年中需要智慧的事并不甚多。一个世纪前的先进的思想理论，仍然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思想源泉；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是野蛮的西方列强的事，世界工厂已经为国民赢得了大喘息的机会，国家的智力水平在全球化的时代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维护在新的秩序之下形成的新的权力和财富。

天下理应不存在和我一模一样的，背信弃义，不知廉耻，疯狂的背离人性和社会理想的人。今天这样的人满大街都是，对于那些在曙光中迎面走来的社会精英权贵贤达们，即使是用最恶毒的语言来评价也是不为过的。不要奢望这样能够羞辱他人，人不可能被羞辱除非自我羞辱，我现在做的就是在自我羞辱，为了进一步证明我是伪善的，有如衣冠禽兽，尽管我也深知伪善的人应该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如果认为我的恶毒语言和阴暗之心，玷污了一个在名誉和地位上卓越的国家级勇士，认为英雄面对邪恶是如此的脆弱和不堪一击，那就错了，是不知英雄为何物。你可以不知道你是谁，却不可假装英雄，即使在英雄辈出的年代，英雄也从来不仅仅是一个尽职守责的人。对英雄的评价反映了世人的精神状态和价值观；人的灵魂要怎样卑微，才会无限的降低标准，把唯唯诺诺的尽职守责者推崇到崇高和神圣的地位。

感恩之情是在报答他人的善意善行时所表达的良知和纯情。人们应该记住的是另一个医生，他的勇气免除了人民的一次灾难。那些有关非典的被掩盖的事实，别人可以说不知道，风口浪尖上的你是知道的。为什么一个天职为救死扶伤的大夫，尊敬的老人，医学界的长者，襟怀、坦白、忠实、积极的先进分子却没有正视事实的勇气。

非典时期我在北京，病毒的变异没有使我恐惧。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体制的习惯性谎言，专家学者的沉默和新闻媒体的封锁；来自国人灵魂中的病毒让人惊恐和失望。我和朋友们没有带口罩，生怕它会遮住我们所剩无几的骄傲；没有灌过中药，拒绝接受满世界末日般的沮丧情绪。在空无一人的故宫放风筝，去潭柘寺垂钓，拍记录片，和往常一样混日子。

那些驱之不去的外地的打工者们终于疯狂的逃离城市，逃离了一个没有温暖，不可信任，交了厄运的地方；郊区的村民们提着棍子守在村口，仇视的盯着那些再也傲慢不起来的北京市民；农村的老人们乞求家人不要从城里归来。在灾难面前，没有信仰的人们显现出愚蠢、懦弱、可怜、可憎的面目。那是一段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一只弃猫在城里的夜雨中奔走的景象至今历历在目。

人们情愿将个人的行为和其家庭背景、知识结构混为一谈。这种解释基本上否定了人可能有良知，灵魂可以超越现实，人有可能改变命运，在绝望之中仍然有希望。尊严不是来自遗传和施舍，是来信念和坚持；道路的曲折不足以成为不幸，跋涉者的软弱和放弃却是。
人们普遍接受强权意识，无论它是来自家庭、阶层、或国家，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人们普遍认可秩序，无论它是否公正和友善，是否与人生存可能有关。没有信仰的人们，生活中的原则就是自我利益的得失，世界只是一个没有可能性的容器。

否认基本事实，掩盖和回避过失的族群是否有可能自强，在伦理道德上缺少自觉的体制，它的生存必须是建立在怎样的基础之上，必然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现状使人去想最幼稚简单的问题，社会何时能够从基本的常识中学到真知并获益，使每个人都有原始的尊严，朴素的快乐，理性的光泽和简单的自由。哲学、科学、文学艺术、政治只是为了促进和丰富这个可能。背离这些原则，并以其它的理由或理想取而代之，都将付出不幸的代价。
澄清事实几乎不可能，尽管是必要的。在谈人的权利和为之做出努力时，解释和辩护都已成为多余。通常说人权是上苍赋予的，就是说人要竭尽一切力量来保护它，使她与生命同体。在人权的问题上寻找托词和诡辩，是有意无意的为愚昧和不义开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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