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比利安娜

就中国社会环境而言，要探讨所谓“自主”（autonomy）、其表现形式及其对于当代的实际意义非常复杂而艰难。而论及艺术领域的自主，情况则更为困难。就我个人而言，我质疑自主是否真的存在。

在过去的数十年中，中国文化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具体到艺术、以及所谓的当代艺术领域，其中最显著的变化之一便是出现了鲍里斯•格劳伊斯（Boris Groys）文中所称的艺术家的“去专业化”（de-professionalization，即在绘画、雕塑、新媒体等专业艺术技能之外还对艺术家们提出了新的要求——承担起更具发展性的角色。在这样一种角色中，各种专业技能和知识的重要性相对降低，而与此同时，对于知识对话的强调让去专业化艺术成为一种高度专业化的操作）。许多人视“去职业化”为轻而易举的事，随之而来的后果便是导致整个艺术系统，从艺术家、策展人到画廊、美术馆都出现了一种“非专业化”（non-professionalization）倾向。在资本消耗标准下建立、发展起来的艺术系统让艺术家的角色沦为平庸的艺术工人，不断为下一个展览制作新的作品。在过去几十年中，我们经常反思艺术机构、画廊、美术馆、策展人和艺评家的角色，却鲜少提出何为艺术家的问题。

整个90年代，中国艺术家多处于地下状态，他们对于当时的现行体制和所处的社会环境抱持着明显的反对态度。而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政府日益开放国门并对现当代艺术开始持接受的态度，艺术家们面前最大的敌人消失了，不仅如此，他们还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由于这一新立场的确立，当代艺术家需要重新对自己和自己的作品进行定位。当然，这一定位首先是在中国社会中，但之后也将拓展到更广泛的全球舞台。随着商业化影响力的日益加剧和接受程度渐增，我们不禁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除了价格，艺术创作还能够带来哪些益处呢？许多崛起于90年代的艺术家开始担任官方或商业的角色。坚持发出个体的声音并在体系中奠定明确个性者寥寥无几。

在这样的背景下，青年艺术家团队开始参与到这一体系中来。

近两年来，许多年轻艺术家提出的策略常作为集体观念被采纳。希望迅速获得认知和认可、以集体行动的形式初步打开局面，这一切都让人们对这些团队充满期待，他们或许能够为体系带来新的可能性。我想，我们大家都对此寄予厚望。

他们之中，有些创作生命力较为持久，有些则如流星一闪而过，不过很多艺术家发起活动的目的只有一个：成为展览作品获得最终展示的机会。

在我看来，正是这种以展示作为极致目标的想法成为了这些艺术活动生命力不持久的原因。

在像中国这样一个已经处于生产过度的地方，这些艺术家所组织的活动其实只是继续为生产活动作出贡献，没有建立真正的对话框架。而这恰恰是比一两个展览更为重要、也是中国社会更为需要的。现实情况是，展览时间一到年轻艺术家们必须为新的展览制作新的作品，他们就这样在繁重的创作任务中耗尽了热情与冲劲。

年轻艺术家不懂得如何在这种大环境中找准自己的定位，盲目地继续顺从于由画廊机制所支持的整个体系，而没有想过是否有进一步反思这一体系的必要性。或许，我们自己也应该反省。

展览是艺术体系中艺术家唯一有可能参与并承担的活动吗？存在作出另一种选择的可能性吗？

艺术家可以选择不作为吗？所谓“不作为”（non action）不是简单地创作或者不创作作品，而是在体系中承担起不一样的角色——一种积极自主的观察者的角色，来审视这个我们都置身其中的体系。这种抵制性的选择是当前唯一能够对艺术体系作出正面贡献的可行方式，为我们提供了反思和理解这一体系的新空间。

个体自主决定参与或不参与到体系中去是一种策略，而在年轻一代的创作和作品中我们看不到这种自主性，他们并没有从前辈的身上学到这一点。如何抵制艺术和限量生产的商品化？如何抽离？作出这些选择会产生哪些后果？这些问题鲜少有人认真考虑。

这种抽离不是被动的抽离，而是一种新型的工作模式，艺术家们应该创造这样一种模式以实现有效的自主抵制。有了主动抽离，艺术可能会出现新的思考空间。艺术家的角色远比参加展览要复杂得多。

当然，要在艺术体系中实现个人自主非常困难。不过，过去几年中我们已经能够清楚地看到展览无法创造对话。有组织的展览形式掩盖了展览作为创作模式和集体力量展现的功能。传统的展览形式无法产生知识和对话，而这两样对于年轻艺术家继续探索和创作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不禁要问：前进的路在何方？

校园、项目、活动、形式更为开放的各种聚会……更为宽松的架构、更少的商业气息，这些才是年轻一代艺术家在寻求自己发展空间时所需要的。对于他们来说，自身的社会定位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有一个问题时刻萦绕心头：在当代中国，艺术家应该是什么样的身份和角色？

许多年轻艺术家以艺术家自诩，生活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与社会脱节。这种封闭的环境并不是他们作出的主动抽离的选择，而是现行社会架构中一种被动的结果。他们通过兼职教职或接受临摹名画的委托能够满足自己的基本生存需求，而这些工作恰恰也是与现行艺术生产体系密切相关的活动。有些不够坚定者最终离开了艺术体系，重新开始从事一些让生活更好过的新工作。

除了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艺术家还能够拥有其他艺术体系之外的社会身份吗？

艺术体系中的身份与其他社会身份之间会互相影响，但是也会有效地疏离艺术创作与商业需求之间的关系。

目前，我们亟需的是新的存在形式。这种新形式不以展览为导向，能够创造出自主式的或其他类型的知识生产模式。所产生的知识首先能够为体系和艺术家带来自主性，让大家在对于体系有了更深层次理解的基础上去思考艺术的长处究竟何在，我们是否依然需要它。如果未能形成批判性思维，那么可以说，艺术家与其他按劳取酬的知识工作者一样，未能履行自己的基本角色。随着如今展览展示的数量越来越多，或许今后对我们而言，一次厘清思绪的漫步比用作品充填画廊或围桌讨论更有意义，更可能激起变化。展览的意义比单纯的作品展示要宽泛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