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博客“徐家玲的艺术空间”
徐家玲（以下简称“徐”）：您曾在《中国站起来》一书中批评过蔡元培教育改革产生的恶果，他曾提出著名的“美育代宗教”思想，能否就蔡元培的这一思想发表一下您的看法？
摩罗（以下简称“摩”）：以美育代宗教的观点显然包含着宗教偏见。
蔡元培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受到西方文化深刻的影响。西方主流宗教基督教愚昧而又残暴，在漫长的历史时期犯下了累累罪行，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遭到西方社会的强烈批判。蔡元培留学西土时，赶上了西方人激烈否定宗教的流风遗韵，就拿西方的眼光来讨论中国的文化。
中国人留学西方学什么？学的就是西方人如何看世界，如何评判自己的社会文化和别人的社会文化。蔡元培就把西方人的这种眼光和判断学过来了。
世界上几种影响最大的文化，各有其内在的逻辑和结构，各有其社会伦理、政治哲学、宗教信仰，而且其表现形态各不相同。比如中国的宗教，在文化结构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就大异于西方宗教。中国的儒释道三教，不但跟世俗生活保留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其精神奥义，主要是通过世俗生活中的实践细节体现出来的。它们既不遏制人们的精神自由，又不否定人们的世俗权利和欲求，而是指导人们如何追求精神与世俗、灵与肉的平衡发展和和谐相处。所以，用西方人启蒙时代对于宗教的偏见，来讨论中国的宗教问题和文化问题，颇为不妥。
例如，蔡元培指出：
一、美育是自由的，而宗教是强制的；
二、美育是进步的，而宗教是保守的；
三、美育是普及的，而宗教是有界的。
这三条用来描述中世纪的欧洲文化状况是大体相符的，拿来描述中国社会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状况，都不合适。因为中国文化在整体上不是这样的结构，中国宗教与世俗文化和审美文化的关系本不是鲜明对立的状态。
正如蔡元培自己所述，美育与宗教本不可分割，美育本是宗教的一部分。以美育代宗教，结果就是取消宗教，在中国文化结构中，宗教极少呈现出负面作用，完全没有必要对宗教持这种凌厉的态度。在西方社会，也没有出现所谓以美育代宗教的趋势。
在奉行全盘西化文化政策的近代中国，中国本土文化和本土宗教都受到极大破坏。当下中国所需要的，不是歧视本土宗教，消灭本土宗教，而是在光大中国本土文化的同时，也光大本土宗教资源。
徐：有人说中国是一个缺乏信仰的国家，在您看来，中国人如何才能找到信仰？
摩：近两年，中国在经历过汶川大地震之后不久，又一次遭遇了玉树大地震。那一天，我的孩子告诉我，他们的小学校长在组织为玉树死难者默哀活动时，沉痛地对孩子们说：世界一次次折磨着我们。
这位远在北京的小学校长为什么感受到了千里之外玉树地震对他的折磨？这话体现了一个中国人共赴患难的群体认同和悲天悯人的人文素质。
五四以来，中国的文人学士大多不习惯于正面谈论中国人的精神状态。我们读过几本西方的宗教学著作，就说中国人没有信仰，中国人没有人文精神。西方世界的许多硕学鸿儒，甚至说中国人麻木、残忍、没有同情心。那个著名的美国传教士史密斯就下过这样的结论。这话得到无数中国学者的赞同，鲁迅先生更是用一辈子的功夫将史密斯的诬陷无限放大，好像中国人历来就是像西方殖民者那样见东西就抢、抢不着就杀人的野蛮人。
时下公然批判中国人麻木、残忍、没有同情心的文人学士已经不多见了，但是，判定中国人没有信仰已经是中国知识界的一个新时髦。如果连这点“地球人都知道”的常识都没有，那就不好意思在知识圈中混了。
其实这也不过是拾洋人牙慧，因为西方强盗在殖民全世界的过程中，将西方的基督教立为宗教信仰的标准，对于不符合他们这种标准的文化型态，就判定为没有宗教信仰。
中国文化在解决精神信仰、限制恶欲、引导善心方面有自己独特的方式，那些愚陋的西人无法读懂，就妄下判断，一方面表现了他们的无知，另一方面也是出于他们建构自己的道德优势的需要。当他们判定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的时候，他们的那种优越感就跃然纸上。
百年以来中国的文人学士习惯于拾西人牙慧，人家西方人都说了我们没有信仰，我们怎么会有信仰呢？
什么是信仰？信仰是一个人对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的基本理解。它表现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表现为生命来源的认知与礼拜。所谓生命来源，也就是以文化的方式设定的天下最原初的生命形态。西人认为生命来自上帝，上帝就是他们信仰体系中的原初生命。中国人认为生命来自祖先，民族的始祖就是我们信仰中最原初的生命。西人心中的人生意义就是要跟上帝处好关系，常感心灵沟通，所以西人最隆重的节日是圣诞节拜上帝，中国人的人生意义就是要跟祖先处好关系，所以中国人最隆重的节日是春节，春节的核心内容就是祭祀祖先，跟祖先沟通心灵（由于遭遇城市化浪潮的冲击，中国城市中春节的这种含义正在淡化）。
信仰的第二个层面表现为对个体生命与他者生命的共通性的理解。荀子说，察一人之心，知万人之心，这表明中国哲人相信所有的人心都是一样的，所以孔子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么，他人有难，我当奋勇相助，他人平安，我当和平而又淡然相处。这就是中国人的信仰。
正是在信仰的第二层面，西人一直缺如。西人建构了上帝对自己的偏爱，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他者却是上帝的敌人，可以而且必须予以诛杀。中世纪十字军对伊斯兰教徒的屠杀，殖民时代基督徒对美洲印第安人的屠杀，德国人对犹太人的屠杀，美国人对伊拉克、阿富汗的屠杀，都是如此理直气壮。一个欧洲人在上海外滩走路的时候，甚至将一个中国人一脚踢到黄浦江里淹死了，理由是这个中国穷人妨碍了他走路。这些自负、傲慢、凶残的基督徒完全不知道怎样跟他者和平相处，就此而言，西人在信仰的第二层面大致处于愚昧黑暗的状态。
信仰的第一层面是在个人内心完成的，信仰第二层面则是通过日常践履表现出来，它关系到一个人对别人是尊重还是伤害，是和平还是暴力。而信仰的第一个层面必须通过第二个层面表现出来，才有社会意义。用西方标准来判断中国人没有信仰，与五百年来的西方殖民史不相符，与两百年来的中国近代史不相符，与西方人在全世界穷兵黩武，中国人在全世界修铁路、卖衬衫的国际格局不相符，与百余年来中国人朝着民族解放、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勇往直前、步步得胜的伟大历史实践不相符。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灵、信、仁、恕、敬、爱、智、勇，样样都是最出色的。说中国人没有信仰，与其说是一种判断，不如说是一种恶意的污蔑和诅咒。
徐：今年正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在这个历史的节点上，我们如何反思二十世纪对中国本土文化的“革命”和“改良”？
摩：这道题太难了，请容许我从刚刚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的疼痛——国民性批判与文化政治学困境》中，抄一段话作答：
中国古代典籍《礼记》，对于政治共同体中不同人群的利益份额做了具体的规定，比较好地体现了上述人文学术体系和法律体系的综合功能。《礼记·王制》说：“制：农田百亩。百亩之分：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农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也。”
到这里为止规定的是底层人的收入，他们无论多么克勤克俭，最伟大的成就也只能勉强养活九口之家，要想谋求更好的前途那是断断不可能的。
到了士大夫以上阶级，其财富的拥有跟底层人就大不一样，因而他们的发展空间和家族前途也就大不一样。
《礼记·王制》接着说：“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禄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禄；君，十卿禄。次国之卿，三大夫禄；君，十卿禄。小国之卿，倍大夫禄，君十卿禄。”
最低等之士，虽然他们完全不从事体力劳动，其最少收入也得相当于上等农夫全家劳动的总收入。随着地位的提高，他的收入还可以不断增加。政治地位越高，收入翻倍翻得越多越快。——“制度”用这种方式规定了每个阶级不同的政治地位，以及与地位相对应的经济收入。
天子、王侯、公卿、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等等不同等级的人，构成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以天子的利益为中心，然后不断向王侯、公卿、大夫、士辐射，形成一个个周延不断扩大的利益圈子。
天子首先必须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可是光靠天子家族的力量不足以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于是他必须将利益圈子一级级扩大。庞大的士大夫群体拱卫着天子王公的核心利益，同时自己的利益也得到最大的实现。
秦统一中国之后，建立了郡县制国家政权，封侯建国体制逐渐瓦解。
在郡县制国家制度中，核心利益小圈子是皇族，天下万民均是其攫取资源和财富的大圈子。但是以天下之大，一个皇族不足以驾驭和控制，于是需要任用大量的官僚，对社会实行控制和管理。只有社会实现了长治久安，皇族才能可持续地攫取资源和财富。只有可持续地攫取资源和财富，才是成本最低甚至成本为零的交易。
这么庞大的利益集团，仅仅像“自相矛盾”故事主角那样推销几支矛，不能满足他们的利益需求。他们必须像现代商业前沿的营销模式那样，做概念推销，才能保证他们的利益最大化。他们于是营造了一个庞大的人文学术体系，以这个庞大的概念群支配人们对于人类社会不同群体之关系的理解模式，也就是必须让人们相信，天子王公都是为了百姓的福祉才那样夜以继日地操劳，士大夫都是因为道德高尚、聪明睿智才有资格辅佐王侯，训导万民。
建构这个“卖矛诱导”体系，目的就在引导底层群体产生对于上流社会有利的思想和行为：相信自己原本就是弱智的，懒惰的，不配有非分之想，只能老老实实缴税纳粮。只要底层群体接受了这个“卖矛诱导”体系，他们就可以像工蚁一样心无旁骛地饲养那个庞大的蜂王——上流社会小圈子。
就此而言，所谓人文学术体系，不过是为现实的精英统治建构正当性的意识形态体系。
以上是抄书所得。下面是几句说明。
五四运动，就是中国知识群体的文化投降书。他们放弃了中国文化，主张全盘接受西方文化，而西方文化只会维护西方人的利益。认可西方文化在中国的统治地位，也就意味着中国权贵集团之上，要无条件增加一个庞大的种族作为最高统治者，中国社会必须把那个种族的尊严、利益放在第一位。中国各个阶级的待遇和利益都要下降一大截。这实际上从文化上承认了西方殖民者的一切掠夺、屠杀都是合理的。这显然不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所以，中国在文化上全面投降西方是一个重大失误。咱们这两代人应该致力于拨乱反正的工作。首先明确地维护自己的文化立场，坚守自己的文化资源，然后以现实主义精神予以改良和发展。
徐家玲（以下简称“徐”）：您曾在《中国站起来》一书中批评过蔡元培教育改革产生的恶果，他曾提出著名的“美育代宗教”思想，能否就蔡元培的这一思想发表一下您的看法？
摩罗（以下简称“摩”）：以美育代宗教的观点显然包含着宗教偏见。
蔡元培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受到西方文化深刻的影响。西方主流宗教基督教愚昧而又残暴，在漫长的历史时期犯下了累累罪行，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遭到西方社会的强烈批判。蔡元培留学西土时，赶上了西方人激烈否定宗教的流风遗韵，就拿西方的眼光来讨论中国的文化。
中国人留学西方学什么？学的就是西方人如何看世界，如何评判自己的社会文化和别人的社会文化。蔡元培就把西方人的这种眼光和判断学过来了。
世界上几种影响最大的文化，各有其内在的逻辑和结构，各有其社会伦理、政治哲学、宗教信仰，而且其表现形态各不相同。比如中国的宗教，在文化结构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就大异于西方宗教。中国的儒释道三教，不但跟世俗生活保留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其精神奥义，主要是通过世俗生活中的实践细节体现出来的。它们既不遏制人们的精神自由，又不否定人们的世俗权利和欲求，而是指导人们如何追求精神与世俗、灵与肉的平衡发展和和谐相处。所以，用西方人启蒙时代对于宗教的偏见，来讨论中国的宗教问题和文化问题，颇为不妥。
例如，蔡元培指出：
一、美育是自由的，而宗教是强制的；
二、美育是进步的，而宗教是保守的；
三、美育是普及的，而宗教是有界的。
这三条用来描述中世纪的欧洲文化状况是大体相符的，拿来描述中国社会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状况，都不合适。因为中国文化在整体上不是这样的结构，中国宗教与世俗文化和审美文化的关系本不是鲜明对立的状态。
正如蔡元培自己所述，美育与宗教本不可分割，美育本是宗教的一部分。以美育代宗教，结果就是取消宗教，在中国文化结构中，宗教极少呈现出负面作用，完全没有必要对宗教持这种凌厉的态度。在西方社会，也没有出现所谓以美育代宗教的趋势。
在奉行全盘西化文化政策的近代中国，中国本土文化和本土宗教都受到极大破坏。当下中国所需要的，不是歧视本土宗教，消灭本土宗教，而是在光大中国本土文化的同时，也光大本土宗教资源。
徐：有人说中国是一个缺乏信仰的国家，在您看来，中国人如何才能找到信仰？
摩：近两年，中国在经历过汶川大地震之后不久，又一次遭遇了玉树大地震。那一天，我的孩子告诉我，他们的小学校长在组织为玉树死难者默哀活动时，沉痛地对孩子们说：世界一次次折磨着我们。
这位远在北京的小学校长为什么感受到了千里之外玉树地震对他的折磨？这话体现了一个中国人共赴患难的群体认同和悲天悯人的人文素质。
五四以来，中国的文人学士大多不习惯于正面谈论中国人的精神状态。我们读过几本西方的宗教学著作，就说中国人没有信仰，中国人没有人文精神。西方世界的许多硕学鸿儒，甚至说中国人麻木、残忍、没有同情心。那个著名的美国传教士史密斯就下过这样的结论。这话得到无数中国学者的赞同，鲁迅先生更是用一辈子的功夫将史密斯的诬陷无限放大，好像中国人历来就是像西方殖民者那样见东西就抢、抢不着就杀人的野蛮人。
时下公然批判中国人麻木、残忍、没有同情心的文人学士已经不多见了，但是，判定中国人没有信仰已经是中国知识界的一个新时髦。如果连这点“地球人都知道”的常识都没有，那就不好意思在知识圈中混了。
其实这也不过是拾洋人牙慧，因为西方强盗在殖民全世界的过程中，将西方的基督教立为宗教信仰的标准，对于不符合他们这种标准的文化型态，就判定为没有宗教信仰。
中国文化在解决精神信仰、限制恶欲、引导善心方面有自己独特的方式，那些愚陋的西人无法读懂，就妄下判断，一方面表现了他们的无知，另一方面也是出于他们建构自己的道德优势的需要。当他们判定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的时候，他们的那种优越感就跃然纸上。
百年以来中国的文人学士习惯于拾西人牙慧，人家西方人都说了我们没有信仰，我们怎么会有信仰呢？
什么是信仰？信仰是一个人对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的基本理解。它表现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表现为生命来源的认知与礼拜。所谓生命来源，也就是以文化的方式设定的天下最原初的生命形态。西人认为生命来自上帝，上帝就是他们信仰体系中的原初生命。中国人认为生命来自祖先，民族的始祖就是我们信仰中最原初的生命。西人心中的人生意义就是要跟上帝处好关系，常感心灵沟通，所以西人最隆重的节日是圣诞节拜上帝，中国人的人生意义就是要跟祖先处好关系，所以中国人最隆重的节日是春节，春节的核心内容就是祭祀祖先，跟祖先沟通心灵（由于遭遇城市化浪潮的冲击，中国城市中春节的这种含义正在淡化）。
信仰的第二个层面表现为对个体生命与他者生命的共通性的理解。荀子说，察一人之心，知万人之心，这表明中国哲人相信所有的人心都是一样的，所以孔子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么，他人有难，我当奋勇相助，他人平安，我当和平而又淡然相处。这就是中国人的信仰。
正是在信仰的第二层面，西人一直缺如。西人建构了上帝对自己的偏爱，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他者却是上帝的敌人，可以而且必须予以诛杀。中世纪十字军对伊斯兰教徒的屠杀，殖民时代基督徒对美洲印第安人的屠杀，德国人对犹太人的屠杀，美国人对伊拉克、阿富汗的屠杀，都是如此理直气壮。一个欧洲人在上海外滩走路的时候，甚至将一个中国人一脚踢到黄浦江里淹死了，理由是这个中国穷人妨碍了他走路。这些自负、傲慢、凶残的基督徒完全不知道怎样跟他者和平相处，就此而言，西人在信仰的第二层面大致处于愚昧黑暗的状态。
信仰的第一层面是在个人内心完成的，信仰第二层面则是通过日常践履表现出来，它关系到一个人对别人是尊重还是伤害，是和平还是暴力。而信仰的第一个层面必须通过第二个层面表现出来，才有社会意义。用西方标准来判断中国人没有信仰，与五百年来的西方殖民史不相符，与两百年来的中国近代史不相符，与西方人在全世界穷兵黩武，中国人在全世界修铁路、卖衬衫的国际格局不相符，与百余年来中国人朝着民族解放、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勇往直前、步步得胜的伟大历史实践不相符。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灵、信、仁、恕、敬、爱、智、勇，样样都是最出色的。说中国人没有信仰，与其说是一种判断，不如说是一种恶意的污蔑和诅咒。
徐：今年正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在这个历史的节点上，我们如何反思二十世纪对中国本土文化的“革命”和“改良”？
摩：这道题太难了，请容许我从刚刚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的疼痛——国民性批判与文化政治学困境》中，抄一段话作答：
中国古代典籍《礼记》，对于政治共同体中不同人群的利益份额做了具体的规定，比较好地体现了上述人文学术体系和法律体系的综合功能。《礼记·王制》说：“制：农田百亩。百亩之分：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农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也。”
到这里为止规定的是底层人的收入，他们无论多么克勤克俭，最伟大的成就也只能勉强养活九口之家，要想谋求更好的前途那是断断不可能的。
到了士大夫以上阶级，其财富的拥有跟底层人就大不一样，因而他们的发展空间和家族前途也就大不一样。
《礼记·王制》接着说：“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禄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禄；君，十卿禄。次国之卿，三大夫禄；君，十卿禄。小国之卿，倍大夫禄，君十卿禄。”
最低等之士，虽然他们完全不从事体力劳动，其最少收入也得相当于上等农夫全家劳动的总收入。随着地位的提高，他的收入还可以不断增加。政治地位越高，收入翻倍翻得越多越快。——“制度”用这种方式规定了每个阶级不同的政治地位，以及与地位相对应的经济收入。
天子、王侯、公卿、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等等不同等级的人，构成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以天子的利益为中心，然后不断向王侯、公卿、大夫、士辐射，形成一个个周延不断扩大的利益圈子。
天子首先必须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可是光靠天子家族的力量不足以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于是他必须将利益圈子一级级扩大。庞大的士大夫群体拱卫着天子王公的核心利益，同时自己的利益也得到最大的实现。
秦统一中国之后，建立了郡县制国家政权，封侯建国体制逐渐瓦解。
在郡县制国家制度中，核心利益小圈子是皇族，天下万民均是其攫取资源和财富的大圈子。但是以天下之大，一个皇族不足以驾驭和控制，于是需要任用大量的官僚，对社会实行控制和管理。只有社会实现了长治久安，皇族才能可持续地攫取资源和财富。只有可持续地攫取资源和财富，才是成本最低甚至成本为零的交易。
这么庞大的利益集团，仅仅像“自相矛盾”故事主角那样推销几支矛，不能满足他们的利益需求。他们必须像现代商业前沿的营销模式那样，做概念推销，才能保证他们的利益最大化。他们于是营造了一个庞大的人文学术体系，以这个庞大的概念群支配人们对于人类社会不同群体之关系的理解模式，也就是必须让人们相信，天子王公都是为了百姓的福祉才那样夜以继日地操劳，士大夫都是因为道德高尚、聪明睿智才有资格辅佐王侯，训导万民。
建构这个“卖矛诱导”体系，目的就在引导底层群体产生对于上流社会有利的思想和行为：相信自己原本就是弱智的，懒惰的，不配有非分之想，只能老老实实缴税纳粮。只要底层群体接受了这个“卖矛诱导”体系，他们就可以像工蚁一样心无旁骛地饲养那个庞大的蜂王——上流社会小圈子。
就此而言，所谓人文学术体系，不过是为现实的精英统治建构正当性的意识形态体系。
以上是抄书所得。下面是几句说明。
五四运动，就是中国知识群体的文化投降书。他们放弃了中国文化，主张全盘接受西方文化，而西方文化只会维护西方人的利益。认可西方文化在中国的统治地位，也就意味着中国权贵集团之上，要无条件增加一个庞大的种族作为最高统治者，中国社会必须把那个种族的尊严、利益放在第一位。中国各个阶级的待遇和利益都要下降一大截。这实际上从文化上承认了西方殖民者的一切掠夺、屠杀都是合理的。这显然不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所以，中国在文化上全面投降西方是一个重大失误。咱们这两代人应该致力于拨乱反正的工作。首先明确地维护自己的文化立场，坚守自己的文化资源，然后以现实主义精神予以改良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