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奥威尔的夺命之作
来源：译言网
“四月间，天气寒冷晴朗，钟敲了十三下。”
在奥威尔的传世之作出版六十年后，《1984》第一行的描述依旧水晶一般，历久弥新，引人注目。但看过原始手稿后，你会有新的发现：很少流畅的书写，更多的是反复涂改，多重墨迹叠影，这意味着，奥威尔经历了一个异常困难的创作过程。
这本20世纪极具影响力的小说，故事在任何年代都不会过时，书中的 “老大哥”、"双重想法" 和 "新语"词条已经成为了日常用语。《1984》至今被翻译成超过65种语言，全球销量达数以百万本，为乔治·奥威尔在世界文坛上留下了不可取代的席位。
"Orwellian"已成为所有压制或者极权主义的全球性代名词。40年代中期众多英语作家笔下滥俗，而奥威尔小说中的温斯顿·史密斯，象征了那个时代的小人物，他们对未来心怀恐惧，读者更容易产生共鸣。
《1984》的写作过程对奥威尔来说如同炼狱，书中反乌托邦的氛围阴郁，灵感或许来源于现实中的周边环境。二战硝烟未了，这位英语作家，孤身一人，前往苏格兰荒凉边区，不顾身体虚弱，在病魔的爪下绞尽创造力。“1984”，或者前身"最后一个欧洲人"的想法，奥威尔早在赴西班牙参战时已开始酝酿。他的小说，某程度上受到了叶夫根尼·扎米亚京反乌托邦小说《我们》的影响，很可能在1943-44期间定下最终的形式。这段时间里，他和妻子艾琳收养了唯一的儿子理查德。奥威尔自己宣称他的小说多少有些受到盟军领导人1944年德黑兰会议的启发。艾萨克·多伊彻，一个“观察者”的同僚，认为奥威尔当时对正在德黑兰的“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密谋瓜分天下确信不疑”。
自从1942年起，奥威尔一直为大卫·阿斯特的《观察家报》报工作，最初的身份是书评撰稿人，后来成为通讯记者。主编十分钦佩奥威尔的“正直、真诚和坦率”，表示两人的合作关系会持久下去。可以说，他们紧密的友谊是促成《1984》诞生的关键因素。
创作《动物庄园》时，奥威尔从与《观察家报》的合作中获益不浅。当时撰写书评，他尤其着迷于道德与语言两者之间的关系。随着战事告终，奥威尔的“童话故事”收到良好的效应，“星期日新闻”愿意为他酝酿着的更黑暗和复杂的小说埋单。
好运并没有延续。收养理查德不久，奥威尔即遭遇飞来横祸，他的公寓被导弹摧毁了。战时伦敦的天气令人捉摸不透，影响创作小说的心情。更糟糕的是，1945年的三月，奥威尔受“观察者”委派到欧洲，噩耗传来，妻子艾琳在一次常规手术中麻醉出错，不幸逝世。
突然，他成了鳏夫，竭力维持位于伊斯灵顿的单亲之家。为求减轻对早逝妻子的歉疚和悲痛，奥威尔麻木不停地工作。1945年，他给不同的刊物写了大概111，000字，包括《观察家报》的15篇书评。
这时候阿斯特出现了。阿斯特的家族在苏格兰朱拉岛拥有一处房产，与艾雷相邻，人迹罕至。内赫布里底群岛上，有一间农舍，巴恩希尔，离阿徳鲁萨七英里远，在岩指山偏远的北端。起初，阿斯特建议奥威尔到这里度假。上周接受“观察者”访问的时候，理查德·布莱尔表示他相信，当时阿斯特根本没想到奥威尔会对那地方产生极大的热情。
1946年，奥威尔乘上前往朱拉的火车，路程遥远，旧伤未愈，奥威尔身心俱疲，他向朋友亚瑟˙柯斯勒大吐苦水，说这是“跟乘着破船远航北极没两样”。
奥威尔正在冒险，因为他的身体已经响起了警号。1946到1947年的冬季是20世纪最冷的时期之一，战后的英国比战争时期还要寒冷刺骨，而奥威尔的胸腔一直有问题。不过，逃离了令人思维枯竭的伦敦，他有更多的自由投入到新小说的创作中。“被报章杂志压得透不过气来”，他对朋友开玩笑说，“我越来越像个被榨干的橙子了。”
讽刺地，奥威尔的不少困扰源于《动物农场》的成功。经过了数年被忽视和冷漠对待，外界察觉了到他的写作天赋。“每个人都找我，”他向柯斯勒抱怨，“想让我去演讲，写小册子，参加这个参加那个——你不会知道我多么的渴望摆脱这些，从而有空闲思考。”
在朱拉岛，奥威尔得以从烦扰中解脱，但即使在赫布里底群岛中的一个岛屿上，自由创作亦不会变得轻松一点。几年前，在随笔“我为什么要写作”中，奥威尔曾这样形容完成一本书的挣扎过程：“写书就是要经历一次可怕、筋疲力尽的挣扎，像生一场漫长而痛苦的大病。如果不是遭受既不能理解又无法抗拒的魔鬼驱使，没有人会去做这类事情。尽管每个人都知道这个恶魔完全无异于婴儿为引起注意而啼哭的本能。除非一个人能承受抹去自己个性的长期斗争，否则，他根本写不出一些具可读性的东西。”然后是著名的奥威尔式结尾，“好的散文就像是一扇窗”。
从1947年的春天到离开人世的1950年，奥威尔以可想象得到的最痛苦的方式呕心写作。或者，在奥威尔看来，他享受在理论与实践之间来回踱步，乐于被文字奴役。
最初，在“一个难以忍受的冬季”之后，他非常享受朱拉岛里的孤寂和天然美。“我正在奋战中”他给经纪人写信说，“大概年底就可以完成——只要保持现在的状态，秋季前不接触新闻工作，我将至少完成书中最困难的部分。”
巴恩希尔，在崎岖弯道的顶端，可俯瞰大海，占地不多，带着四个卧室和一个宽敞的厨房。这里的生活很简单，甚至可以称之为简陋，连电都没有。奥威尔用液化气烧水和煮食，靠石蜡燃点防风灯，到了晚上就烧煤。他依然没有戒掉浓烈的黑烟丝，整天抽个不停。房子里闷浊的空气让他感到惬意，却非常不健康。一个电池收音机，是奥威尔与外界单向连接的唯一工具。
奥威尔，属于温和而脱俗的那类人，搬来时只有一张行军床、一张桌子、一些椅子和一些炊事用具。过着斯巴达人式的生活，他可以全心专注工作。对当地人来说，奥威尔就像是游离迷雾里的幽灵、藏匿雨衣里的瘦人。
当地人叫的是奥威尔的真名埃里克·布莱尔，一个高大、苍白、悲伤的男人，生活完全不懂自理。之后情况得到改善，家里迎来了儿子理查德和一个保姆——高度称职的妹妹艾薇儿。理查德·布莱尔记得他的父亲“离开了艾薇儿就一事无成。她入得厨房，出得厅堂。父亲在朱拉岛没有出现任何财务问题，所以说她是多么的重要。”
新家庭建立，奥威尔终能安心投入新书写作。1947年5月底，他告诉出版商弗雷德·瓦伯格：“我想我已经把草稿的三分之一完成了，未能如预期计划，是因为今年年初以来我的健康状况（胸部像往常一样）糟糕透了，一直都治不好。”
考虑到出版商对新小说的不耐烦，奥威尔补充：“尽管草稿看起来很糟糕，与最终版本有很大距离，但写作就是这样，还好新书已经写到了主要部分。”一如既往，他再度改期，到了七月尾他预计十月能完成初稿。之后，他表示需要六个月的时间去润色文字。然而，疾病袭来。
生活在朱拉岛，奥威尔和儿子可以户外出游，钓鱼，环岛行和划船游，享受天伦之乐。在八月某个晴空朗日，奥威尔，艾薇儿，理查德和一些朋友，驾着小摩托艇外出游玩，返岸的时候，差点被臭名远扬的Corryvreckan漩涡卷入。
理查德·布莱尔记得当时寒冷的水“非常非常冷”，奥威尔止不住的咳嗽让朋友们很担忧，这一趟后他的肺部更糟糕了。不出两个月奥威尔严重病倒。典型地，对这次险境逃生的经历，他只是向阿斯特轻描淡写，甚至装作若无其事。
与“最后一个欧洲人”的奋战仍在继续。1947年十月下旬，烦于“糟透的病况”，奥威尔承认他的小说依然陷于“最艰难的困境以及还有三分之二的内容需要完全重新打过”。
他亢奋地工作，来过巴恩希尔的访客都会想起楼上卧室猛敲打字机的声音。尽管有艾薇儿的照料，十一月到来时，奥威尔被“肺炎”摧垮了， 他向柯斯勒坦言自己“重病在床”。临近圣诞节，在一封给观察者同僚的信中，奥威尔披露自己一直处于忧虑之中。最终他被确诊患有肺结核。
一段时间过后，在兰克郡的海尔麦斯医院中，奥威尔致信阿斯特承认：“自己无异于垂死的病人，”同时表示漩涡意外带来的后果，“不去看医生的决定像傻瓜一样——我想继续把书写下去。”1947年，肺结核无异于绝症，医生嘱咐他多呼吸新鲜空气和注意有规律的日常饮食。但市面上出现了一种新的试验性药物——链霉素。阿斯特想办法从美国把药弄来了。
理查德·布莱尔相信他的父亲当时太过依赖新的特效药，用药过量，以致出现非常恐怖的副作用（咽喉溃疡，口腔生水泡，脱发，皮肤脱皮和趾甲分离）。但在1948年3月，经历了一个三个月的疗程，肺结核症状已经消失。“一切都结束了，显然新药很有效，”奥威尔告诉它的出版商，“这就像为了摆脱耗子而不惜将船沉没，但只要有效就是值得的。”
出院在即，奥威尔收到了出版商的催稿信。事实上，这等于又往他的棺材上钉了颗钉子。“这真的非常重要，”瓦伯格对他的星级作家写道，“从你文学生涯的角度来看，应该在年内完成它（新小说），并且尽可能地提前完稿。
逐渐痊愈的奥威尔回到了巴恩希尔，埋头修订手稿，向瓦伯格承诺在“十二月初”就交稿，在秋天的朱拉岛对付“肮脏的天气”。十月初他向阿斯特吐露：“已经习惯躺在床上写作了，尽管这样打字很笨拙，但我喜欢这种方式。现在我差不多到了写这本鬼东西的最后阶段，新书探讨的是假如原子战争不是决定性的，那么事态会朝着哪个方向去的。
这是奥威尔对他这本书主题的其中一个极其罕见的提法。他相信，像很多作家所做的，去讨论还没完成的作品不会带来好运气。后来，给安东尼·鲍威尔的信中，他形容这像是“以小说的形式描写乌托邦”。修改“最后一个欧洲人”成为奥威尔与新书第二阶段的斗争。他形容为“难以想象糟糕”的手稿越被修改，越变得晦涩，只有他一人能阅读和解释。他这样对经纪人说,“极度长，差不多125，000万字。”他坦率写下：“我不满意这本书，我也不是对它完全失望……我认为构思不错，如果没有肺结核的影响，写出的版本会更好。”
同时他仍然对书名拿不定主意：“我更倾向叫它“1984 ”或者“最后一个欧洲人”，他写道，“或者我会在一两周内想出其它的东西。”到了十月尾，奥威尔认为作品基本搞定。现在他只需要一个速记员帮忙把这一切理清。
这是一次拼了命的时间竞赛。奥威尔的健康继续恶化，“难以想象糟糕”的手稿需要重打，十二月的期限已经逼近。瓦伯格承诺帮助他，奥威尔的经纪人也这么说。奥威尔确实需要帮助，但他与打字员无法合作，他们一起导致原本糟糕的情况更加糟糕。奥威尔感觉所谓的帮助无补于事，于是遵照自小学时期就一直这么做的办法：一个人走下去。
十一月中旬，奥威尔瘦骨嶙峋，身体虚弱得不能行走，在床上解决那件“致命的工作”，一个人用那部“破旧的打字机”逐字敲打，伴随着咖啡、浓茶、没完没了的烟云和石蜡加热器散出的暖气，还有冲击着巴恩希尔的风暴，日以继夜，他坚忍痛楚。1948年11月30日，作品终于完成。
前军人奥威尔对经纪人声称“这一切完全不值得大惊小怪，不过如此，让我站立一刻都感到疲倦，我不能很灵活地打字，也不能一天完成很多页。”再加上，他补充道,那个专业打字员犯下的错误是“惊人的”，“书中包括很多的新语，也带来了相当多的困难”。
正如之前承诺过的，乔治·奥威尔最新小说的文稿在十二月中抵达伦敦。瓦伯格马上确认了书的质量（“我读过最震撼的书之一”），他的同仁也有相同看法。一份内部备忘录写道“假如卖不出万五至两万本的话，我们都该给毙了。”
奥威尔离开了朱拉岛，住进了位于科茨沃尔德上的肺结核疗所。“两个月前就该来报道了，”他告诉阿斯特，“但我总想着要先把书写完。”阿斯特再度贴身监视好朋友的治疗情况，但是，奥威尔的主诊医生私底下对此表示相当悲观。
随着《1984》开始发行，阿斯特的新闻本能反应提醒他，应该开始计划一个“观察者素描”，这个主意意义重大，但对奥威尔来说“有些许担忧”。春天到来，他经已“有haemoptyses”（吐血）和“大部分时间感觉苍白”但还能出席小说的出版仪式，流露出“相当不错的待遇”的满足感。他对阿斯特开玩笑说“假如你把素描改成讣告”也不会感到意外。
《1984》在1949年7月8日出版（比美国延迟了5天），被一致评论为大师之作。即使丘吉尔，也迫不及待地对他的医生说已经读过两遍了。奥威尔的健康日渐衰败。1949年十月，在大学学院医院的病房中，他和索尼娅 布朗内尔结婚，挚友阿斯特作为伴郎。这只是短暂的快乐时光，奥威尔步履艰难地走进了1950年。1月21日的凌晨时分，他在医院出现大出血，在没有人陪伴的情况下走了。
次日清晨，BBC播出了奥威尔逝世的消息，艾薇儿和侄子理查德还在朱拉岛，通过收音机听到消息，理查德现在已想不起那天到底是晴朗还是阴冷，只记得听到新闻后满面惊愕：他的父亲过世了，46岁。
在牛津萨顿康特奈墓地上，阿斯特筹办了奥威尔的葬礼。在前首相阿斯奎斯和当地一个吉普赛家庭成员的中间，他安眠于此，以埃里克·布莱尔之名。
"1984"之谜?
奥威尔的书名留下了一个悬念。有些人说他是暗示1884年成立的费边社成立一百年。另一些人认为与杰克·伦敦小说《铁蹄》有关（其中一个政治势力于1984年登上权力舞台），或者参考自他非常推崇的作家G·K·切斯特顿的《诺丁山的拿破仑》，该书故事设定在1984年。
在他的合集（20卷）的版本中，彼得·戴维森察觉奥威尔的美国出版商声称书名是由1948年的日期扭转而来的，不过没有任何证明文件。戴维森同时表示1984与理查德生日1944有些关系，并提出小说的手稿中，故事先后发生在1980、1982，最后才是1984。而抛弃“最后一个欧洲人”名字的决定不存在任何秘密可言。奥威尔本来就不确定书的命名，这是出版商弗雷德·瓦伯格出于商业考虑建议他用“1984”的。
“四月间，天气寒冷晴朗，钟敲了十三下。”
在奥威尔的传世之作出版六十年后，《1984》第一行的描述依旧水晶一般，历久弥新，引人注目。但看过原始手稿后，你会有新的发现：很少流畅的书写，更多的是反复涂改，多重墨迹叠影，这意味着，奥威尔经历了一个异常困难的创作过程。
这本20世纪极具影响力的小说，故事在任何年代都不会过时，书中的 “老大哥”、"双重想法" 和 "新语"词条已经成为了日常用语。《1984》至今被翻译成超过65种语言，全球销量达数以百万本，为乔治·奥威尔在世界文坛上留下了不可取代的席位。
"Orwellian"已成为所有压制或者极权主义的全球性代名词。40年代中期众多英语作家笔下滥俗，而奥威尔小说中的温斯顿·史密斯，象征了那个时代的小人物，他们对未来心怀恐惧，读者更容易产生共鸣。
《1984》的写作过程对奥威尔来说如同炼狱，书中反乌托邦的氛围阴郁，灵感或许来源于现实中的周边环境。二战硝烟未了，这位英语作家，孤身一人，前往苏格兰荒凉边区，不顾身体虚弱，在病魔的爪下绞尽创造力。“1984”，或者前身"最后一个欧洲人"的想法，奥威尔早在赴西班牙参战时已开始酝酿。他的小说，某程度上受到了叶夫根尼·扎米亚京反乌托邦小说《我们》的影响，很可能在1943-44期间定下最终的形式。这段时间里，他和妻子艾琳收养了唯一的儿子理查德。奥威尔自己宣称他的小说多少有些受到盟军领导人1944年德黑兰会议的启发。艾萨克·多伊彻，一个“观察者”的同僚，认为奥威尔当时对正在德黑兰的“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密谋瓜分天下确信不疑”。
自从1942年起，奥威尔一直为大卫·阿斯特的《观察家报》报工作，最初的身份是书评撰稿人，后来成为通讯记者。主编十分钦佩奥威尔的“正直、真诚和坦率”，表示两人的合作关系会持久下去。可以说，他们紧密的友谊是促成《1984》诞生的关键因素。
创作《动物庄园》时，奥威尔从与《观察家报》的合作中获益不浅。当时撰写书评，他尤其着迷于道德与语言两者之间的关系。随着战事告终，奥威尔的“童话故事”收到良好的效应，“星期日新闻”愿意为他酝酿着的更黑暗和复杂的小说埋单。
好运并没有延续。收养理查德不久，奥威尔即遭遇飞来横祸，他的公寓被导弹摧毁了。战时伦敦的天气令人捉摸不透，影响创作小说的心情。更糟糕的是，1945年的三月，奥威尔受“观察者”委派到欧洲，噩耗传来，妻子艾琳在一次常规手术中麻醉出错，不幸逝世。
突然，他成了鳏夫，竭力维持位于伊斯灵顿的单亲之家。为求减轻对早逝妻子的歉疚和悲痛，奥威尔麻木不停地工作。1945年，他给不同的刊物写了大概111，000字，包括《观察家报》的15篇书评。
这时候阿斯特出现了。阿斯特的家族在苏格兰朱拉岛拥有一处房产，与艾雷相邻，人迹罕至。内赫布里底群岛上，有一间农舍，巴恩希尔，离阿徳鲁萨七英里远，在岩指山偏远的北端。起初，阿斯特建议奥威尔到这里度假。上周接受“观察者”访问的时候，理查德·布莱尔表示他相信，当时阿斯特根本没想到奥威尔会对那地方产生极大的热情。
1946年，奥威尔乘上前往朱拉的火车，路程遥远，旧伤未愈，奥威尔身心俱疲，他向朋友亚瑟˙柯斯勒大吐苦水，说这是“跟乘着破船远航北极没两样”。
奥威尔正在冒险，因为他的身体已经响起了警号。1946到1947年的冬季是20世纪最冷的时期之一，战后的英国比战争时期还要寒冷刺骨，而奥威尔的胸腔一直有问题。不过，逃离了令人思维枯竭的伦敦，他有更多的自由投入到新小说的创作中。“被报章杂志压得透不过气来”，他对朋友开玩笑说，“我越来越像个被榨干的橙子了。”
讽刺地，奥威尔的不少困扰源于《动物农场》的成功。经过了数年被忽视和冷漠对待，外界察觉了到他的写作天赋。“每个人都找我，”他向柯斯勒抱怨，“想让我去演讲，写小册子，参加这个参加那个——你不会知道我多么的渴望摆脱这些，从而有空闲思考。”
在朱拉岛，奥威尔得以从烦扰中解脱，但即使在赫布里底群岛中的一个岛屿上，自由创作亦不会变得轻松一点。几年前，在随笔“我为什么要写作”中，奥威尔曾这样形容完成一本书的挣扎过程：“写书就是要经历一次可怕、筋疲力尽的挣扎，像生一场漫长而痛苦的大病。如果不是遭受既不能理解又无法抗拒的魔鬼驱使，没有人会去做这类事情。尽管每个人都知道这个恶魔完全无异于婴儿为引起注意而啼哭的本能。除非一个人能承受抹去自己个性的长期斗争，否则，他根本写不出一些具可读性的东西。”然后是著名的奥威尔式结尾，“好的散文就像是一扇窗”。
从1947年的春天到离开人世的1950年，奥威尔以可想象得到的最痛苦的方式呕心写作。或者，在奥威尔看来，他享受在理论与实践之间来回踱步，乐于被文字奴役。
最初，在“一个难以忍受的冬季”之后，他非常享受朱拉岛里的孤寂和天然美。“我正在奋战中”他给经纪人写信说，“大概年底就可以完成——只要保持现在的状态，秋季前不接触新闻工作，我将至少完成书中最困难的部分。”
巴恩希尔，在崎岖弯道的顶端，可俯瞰大海，占地不多，带着四个卧室和一个宽敞的厨房。这里的生活很简单，甚至可以称之为简陋，连电都没有。奥威尔用液化气烧水和煮食，靠石蜡燃点防风灯，到了晚上就烧煤。他依然没有戒掉浓烈的黑烟丝，整天抽个不停。房子里闷浊的空气让他感到惬意，却非常不健康。一个电池收音机，是奥威尔与外界单向连接的唯一工具。
奥威尔，属于温和而脱俗的那类人，搬来时只有一张行军床、一张桌子、一些椅子和一些炊事用具。过着斯巴达人式的生活，他可以全心专注工作。对当地人来说，奥威尔就像是游离迷雾里的幽灵、藏匿雨衣里的瘦人。
当地人叫的是奥威尔的真名埃里克·布莱尔，一个高大、苍白、悲伤的男人，生活完全不懂自理。之后情况得到改善，家里迎来了儿子理查德和一个保姆——高度称职的妹妹艾薇儿。理查德·布莱尔记得他的父亲“离开了艾薇儿就一事无成。她入得厨房，出得厅堂。父亲在朱拉岛没有出现任何财务问题，所以说她是多么的重要。”
新家庭建立，奥威尔终能安心投入新书写作。1947年5月底，他告诉出版商弗雷德·瓦伯格：“我想我已经把草稿的三分之一完成了，未能如预期计划，是因为今年年初以来我的健康状况（胸部像往常一样）糟糕透了，一直都治不好。”
考虑到出版商对新小说的不耐烦，奥威尔补充：“尽管草稿看起来很糟糕，与最终版本有很大距离，但写作就是这样，还好新书已经写到了主要部分。”一如既往，他再度改期，到了七月尾他预计十月能完成初稿。之后，他表示需要六个月的时间去润色文字。然而，疾病袭来。
生活在朱拉岛，奥威尔和儿子可以户外出游，钓鱼，环岛行和划船游，享受天伦之乐。在八月某个晴空朗日，奥威尔，艾薇儿，理查德和一些朋友，驾着小摩托艇外出游玩，返岸的时候，差点被臭名远扬的Corryvreckan漩涡卷入。
理查德·布莱尔记得当时寒冷的水“非常非常冷”，奥威尔止不住的咳嗽让朋友们很担忧，这一趟后他的肺部更糟糕了。不出两个月奥威尔严重病倒。典型地，对这次险境逃生的经历，他只是向阿斯特轻描淡写，甚至装作若无其事。
与“最后一个欧洲人”的奋战仍在继续。1947年十月下旬，烦于“糟透的病况”，奥威尔承认他的小说依然陷于“最艰难的困境以及还有三分之二的内容需要完全重新打过”。
他亢奋地工作，来过巴恩希尔的访客都会想起楼上卧室猛敲打字机的声音。尽管有艾薇儿的照料，十一月到来时，奥威尔被“肺炎”摧垮了， 他向柯斯勒坦言自己“重病在床”。临近圣诞节，在一封给观察者同僚的信中，奥威尔披露自己一直处于忧虑之中。最终他被确诊患有肺结核。
一段时间过后，在兰克郡的海尔麦斯医院中，奥威尔致信阿斯特承认：“自己无异于垂死的病人，”同时表示漩涡意外带来的后果，“不去看医生的决定像傻瓜一样——我想继续把书写下去。”1947年，肺结核无异于绝症，医生嘱咐他多呼吸新鲜空气和注意有规律的日常饮食。但市面上出现了一种新的试验性药物——链霉素。阿斯特想办法从美国把药弄来了。
理查德·布莱尔相信他的父亲当时太过依赖新的特效药，用药过量，以致出现非常恐怖的副作用（咽喉溃疡，口腔生水泡，脱发，皮肤脱皮和趾甲分离）。但在1948年3月，经历了一个三个月的疗程，肺结核症状已经消失。“一切都结束了，显然新药很有效，”奥威尔告诉它的出版商，“这就像为了摆脱耗子而不惜将船沉没，但只要有效就是值得的。”
出院在即，奥威尔收到了出版商的催稿信。事实上，这等于又往他的棺材上钉了颗钉子。“这真的非常重要，”瓦伯格对他的星级作家写道，“从你文学生涯的角度来看，应该在年内完成它（新小说），并且尽可能地提前完稿。
逐渐痊愈的奥威尔回到了巴恩希尔，埋头修订手稿，向瓦伯格承诺在“十二月初”就交稿，在秋天的朱拉岛对付“肮脏的天气”。十月初他向阿斯特吐露：“已经习惯躺在床上写作了，尽管这样打字很笨拙，但我喜欢这种方式。现在我差不多到了写这本鬼东西的最后阶段，新书探讨的是假如原子战争不是决定性的，那么事态会朝着哪个方向去的。
这是奥威尔对他这本书主题的其中一个极其罕见的提法。他相信，像很多作家所做的，去讨论还没完成的作品不会带来好运气。后来，给安东尼·鲍威尔的信中，他形容这像是“以小说的形式描写乌托邦”。修改“最后一个欧洲人”成为奥威尔与新书第二阶段的斗争。他形容为“难以想象糟糕”的手稿越被修改，越变得晦涩，只有他一人能阅读和解释。他这样对经纪人说,“极度长，差不多125，000万字。”他坦率写下：“我不满意这本书，我也不是对它完全失望……我认为构思不错，如果没有肺结核的影响，写出的版本会更好。”
同时他仍然对书名拿不定主意：“我更倾向叫它“1984 ”或者“最后一个欧洲人”，他写道，“或者我会在一两周内想出其它的东西。”到了十月尾，奥威尔认为作品基本搞定。现在他只需要一个速记员帮忙把这一切理清。
这是一次拼了命的时间竞赛。奥威尔的健康继续恶化，“难以想象糟糕”的手稿需要重打，十二月的期限已经逼近。瓦伯格承诺帮助他，奥威尔的经纪人也这么说。奥威尔确实需要帮助，但他与打字员无法合作，他们一起导致原本糟糕的情况更加糟糕。奥威尔感觉所谓的帮助无补于事，于是遵照自小学时期就一直这么做的办法：一个人走下去。
十一月中旬，奥威尔瘦骨嶙峋，身体虚弱得不能行走，在床上解决那件“致命的工作”，一个人用那部“破旧的打字机”逐字敲打，伴随着咖啡、浓茶、没完没了的烟云和石蜡加热器散出的暖气，还有冲击着巴恩希尔的风暴，日以继夜，他坚忍痛楚。1948年11月30日，作品终于完成。
前军人奥威尔对经纪人声称“这一切完全不值得大惊小怪，不过如此，让我站立一刻都感到疲倦，我不能很灵活地打字，也不能一天完成很多页。”再加上，他补充道,那个专业打字员犯下的错误是“惊人的”，“书中包括很多的新语，也带来了相当多的困难”。
正如之前承诺过的，乔治·奥威尔最新小说的文稿在十二月中抵达伦敦。瓦伯格马上确认了书的质量（“我读过最震撼的书之一”），他的同仁也有相同看法。一份内部备忘录写道“假如卖不出万五至两万本的话，我们都该给毙了。”
奥威尔离开了朱拉岛，住进了位于科茨沃尔德上的肺结核疗所。“两个月前就该来报道了，”他告诉阿斯特，“但我总想着要先把书写完。”阿斯特再度贴身监视好朋友的治疗情况，但是，奥威尔的主诊医生私底下对此表示相当悲观。
随着《1984》开始发行，阿斯特的新闻本能反应提醒他，应该开始计划一个“观察者素描”，这个主意意义重大，但对奥威尔来说“有些许担忧”。春天到来，他经已“有haemoptyses”（吐血）和“大部分时间感觉苍白”但还能出席小说的出版仪式，流露出“相当不错的待遇”的满足感。他对阿斯特开玩笑说“假如你把素描改成讣告”也不会感到意外。
《1984》在1949年7月8日出版（比美国延迟了5天），被一致评论为大师之作。即使丘吉尔，也迫不及待地对他的医生说已经读过两遍了。奥威尔的健康日渐衰败。1949年十月，在大学学院医院的病房中，他和索尼娅 布朗内尔结婚，挚友阿斯特作为伴郎。这只是短暂的快乐时光，奥威尔步履艰难地走进了1950年。1月21日的凌晨时分，他在医院出现大出血，在没有人陪伴的情况下走了。
次日清晨，BBC播出了奥威尔逝世的消息，艾薇儿和侄子理查德还在朱拉岛，通过收音机听到消息，理查德现在已想不起那天到底是晴朗还是阴冷，只记得听到新闻后满面惊愕：他的父亲过世了，46岁。
在牛津萨顿康特奈墓地上，阿斯特筹办了奥威尔的葬礼。在前首相阿斯奎斯和当地一个吉普赛家庭成员的中间，他安眠于此，以埃里克·布莱尔之名。
"1984"之谜?
奥威尔的书名留下了一个悬念。有些人说他是暗示1884年成立的费边社成立一百年。另一些人认为与杰克·伦敦小说《铁蹄》有关（其中一个政治势力于1984年登上权力舞台），或者参考自他非常推崇的作家G·K·切斯特顿的《诺丁山的拿破仑》，该书故事设定在1984年。
在他的合集（20卷）的版本中，彼得·戴维森察觉奥威尔的美国出版商声称书名是由1948年的日期扭转而来的，不过没有任何证明文件。戴维森同时表示1984与理查德生日1944有些关系，并提出小说的手稿中，故事先后发生在1980、1982，最后才是1984。而抛弃“最后一个欧洲人”名字的决定不存在任何秘密可言。奥威尔本来就不确定书的命名，这是出版商弗雷德·瓦伯格出于商业考虑建议他用“1984”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