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悖论中提问——林菁菁访谈
To Question in a Paradox- An Interview with Lin Jingjing
文/李国华
访谈时间：2010年3月10日
访谈地点：北京《艺术时代》编辑部


李国华（以下简称李）：你近期的作品《没有人知道我在那，没有人知道我不在那：公共记忆》，是对一些经过你选择的照片的再加工。在你看来，这些照片中的事件和人物与你的关系是怎样的？
林菁菁（以下简称林）：这里的“我”可以是任何人，或者说：任何人都是“我”。混淆和多重标准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征，在道德尺度不断受到挑战的今天，我们将如何理解生命、历史和价值，如何对抗灾难、权利结构和麻木不仁，每一个他者遇到的灾难，可能正是“我”不得不同样面对的灾难，今天的地理学已经不是关于地域的知识，而是关于人类生存空间的维护，日本的核灾难就是一个沉重的警示。
我们今天的世界并没有比数百年前更宽容或者更容易控制，尽管多数人是这么相信的，我们前辈的乌托邦并没有实现，实现的是我们的一切都变成了商品，包括谎言，暴力，甚至是死亡。

李：《公共记忆》与之前同系列中的《私人记忆》、《新闻记忆》是怎样的联系？
林：它们都是与记忆有关的作品，都在探讨人和世界，和他者之间“存在与缺失”的悖论关系，以悖论的方式提出问题。
《私人记忆》中使用的照片，是我本人的家族一百年来家人和亲人的照片， 旧照片的悖论体现在它既是存在的证据，也是消失的证据，它纪录和见证的是时间的残酷。《新闻记忆》中的照片全部来自CCTV的新闻，它的悖论在于新闻的所谓客观性和它被选择的主观性，让世界在荒诞中获得联系。
《公共记忆》是对时间和历史的质疑。“存在与缺失”的悖论关系也是《公共记忆》所要继续阐释与表达的，继续探讨一个人的“在”与“不在”对于世界对于他者的意义。我希望作品能够以艺术的方式提问，而不是要给出答案或是进行解释。

林菁菁.《我》. 装置. 2011年
李：你的作品里有一种历史的抒情主义，你对某一段历史的关注非常不同于其他艺术家。你似乎以一个诙谐的手段提出了一个非常严峻的命题，即那些我们曾经认为非常重要的人和事，在经历了时间的稀释后，是否真的那么重要。对《公共记忆》作品中的图像是如何进行选择的？
林：历史的重要性在我作品中被故意地削弱了，和其他任何所谓不重要的生活片断一样，成为一个不再存在的瞬间，我有意混淆了来自不同地域，时代，场景的照片，有的是记录重大历史事件，也有看似微不足道的无名氏的家庭琐碎片段，有战争中的士兵，有政治会见，有家庭休闲，甚至任何一个无聊，无意义的角落等等，我对时间的残酷性一直很感兴趣，我选择的图像既呈现了曾经的温馨或者辉煌，也提示着温馨和辉煌的消逝和永不再来，如同篇章一样被翻阅而过。
那些强烈的，因时间的流逝不再强烈，那些被认定无比重要的，因时间的流逝不再重要，存在因时间的流逝变得缺失，任何图像所作的记录，无论曾经意味着什么，此刻它们都是平等的，都被还原为一个瞬间，它脱离了原本被赋予的含义，而成为一个又一个平静的图像。

李：为什么你会对悖论的问题产生兴趣？
林：在今天所谓高效的生活中，一方面，我们追求快和多，最快地得到，最大限度地拥有，我们对物质和科技过分依赖，精神世界趋向单薄，这必然造成一个充满悖论的大生活环境。
我对悖论的问题发生强烈的兴趣，主要是从个体身份、记忆，人和他人的关系、事物和事物之间如何产生联系等问题中开始思考。在工业文明到来之前，我们可能曾经在等待中产生过更深的感情，更懂得珍惜，在崇拜新科技的时代，等待则意味着无知，落后和愚蠢，等待除了导致焦虑之外，一无所长，工业文明鼓动的消费观念，使我们习惯了对物质和精神的盲目挥霍。地球的一端，信息的禁止使大量冲动的人们涌上街头，申述获取信息的权利，地球的另一处，泛滥的铺天盖地的信息却正在使人们越加麻木、自私和孤独。
发展中国家还在强制地进行人口生育的控制，而发达国家为了日渐下降的出生率而制定紧急措施，但如果一部分人在为了得到自由而斗争，为了获得真理而战斗，另一部分人却因为得到了过多的自由而沉湎于自我伤害，让真理完全地淹没在充满感官刺激的娱乐之中。毁掉我们的不再是痛苦，而是欲望的无限膨胀，击败我们的不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自己。如果悖论的两极都成立，我们将为何而战？我们的标准是什么？

林菁菁.《没有人知道我在那，没有人知道我不在那：公共记忆》之一. 综合材料. 2011年
李：在我看来，它们并不是悖论，它们是一个生态系统，我们并不需要一个完全正确的标准，那反而会把我们引向歧途（这个问题也正是东西方文化的一个重大差异）。比如刚才你提到的人口问题，它体现的是在地球这个生态系统内，人类的资源与发展的不平衡，它并不是一个悖论。
林：从你的角度，是一种生态。但我思考更多的是处在这个悖论环境下现代人的感受。悖论必然会引发混淆人心理的反应，悖论必然会引发混淆心理的反应，从生命学的角度，这非常值得思考。

李：工业化、现代化一方面带来了丰厚的物质财富，但另一方面又造成资源枯竭、环境污染，人既感到自己无所不能，但又时时刻刻有着末世危机感。早前，虽然人类畏惧自然，从自然中所获不多，但内心十分安定，有一种乐天安命的思想。
林：对，新科技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观和对自我的要求，让我们日渐地适应压迫、冷酷，让我们逐渐崇拜、让我们丧失思考的工业文明，它改变了原有的伦理、道德观念以及自主思考和判断的能力，所以它带来的也是悖论的后果。工业文明的便利性越普及，人们的迷失感越强烈，人们对生命的态度也越混淆，许多荒唐不合理的内容被众人接受，这是一件可怕的事。
任何时代，如果没有人对所谓的合理性提出质疑，那么他都将是一个很让人担忧的时代。

李：你近期的装置作品《我》也非常有意思，一方面通过涂抹其它文字以证明、突出“我”的存在，另一方面，当其它文字被涂抹至完全消失，造成剩留的“我”因为失去应证，而失去了存在的语境。这与你之前的《没有人知道我在那，没有人知道我不在那》系列关注的悖论问题如出一辙，那么在这件作品中你对这些悖论问题的思考是什么？
林：我们今天的社会，一方面，非常注重提倡自我、个性。个人利益和个人价值的体现和兑现，另一方面，现实使人们更加迷失自我，更加无法自我识别，我借用了书所具备的特殊的呈现方式，提示了个体与他者与世界的联系如何被切断，同时又是如何无法切断。标点符号的留存是残余的微弱的提示，提示我们曾经有过的种种联系， 翻看涂抹过的书籍，其空洞与苍白都令人恐慌，我们今天这个充斥着飞信、博客的世界，人和人的联系仿佛更加紧密，实则更加脆弱，信任危机使我们分不清谣言和辟谣之言的孰是孰非，四面楚歌的假想敌让我们神经紧张，变得多疑、冷漠、自私、易怒和儒弱。
但是，有意思的是：政治和强权通常得以有效地使用恐惧，对恐惧的想像足以让我们束手就擒，接受不该接受的规则，关于暴力和灾难的新闻不断地提醒我们寻求保护，恐惧成了司空见惯的公共情感。
“书”是信息的提供者，使用着相对隐蔽但是确凿有力的态度，向我们或定义或解释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它时不时地对信息进行整理、排列、验证，书是人们看见以及与自己进行对话的媒介，它在现实中重新创造了过去，远方和他者，这是我选择“书”作为合适媒介的原因，涂抹之后的“书”，以最直接的悖论的方式，质疑存在，质疑存在中的不存在，质疑日常生活的合理性，质疑惯常思维的正确性，质疑生存的理由，质疑生存的方式，质疑什么变得紧迫，质疑紧迫如何成为无关紧要，质疑什么使我们沉默，我们生活在一个残酷的无情的高速运转的如同一个巨大工厂的世界，我们需要在质疑中获得一种不可能之可能。

林菁菁.《没有人知道我在那，没有人知道我不在那：公共记忆》之二. 综合材料. 2011年
李：但一个鲜明观点的提出似乎是当下当代艺术潮流的一个重要特征。相比较提示问题，发泄与表达自己的情感在当下更为主流。你如何看待你的艺术与潮流的关系？
林：我并不清楚当前艺术潮流的主流是什么，如果发泄与表达自己的情感是当前的主流，那我显然更关心的是我正在思考什么，关于这些思考，作为艺术家，我究竟可以做什么？

李：你早先的绘画更为关注的是个人感受的表达，但近期的装置、照片作品中历史、社会的因素逐渐介入，为何发生这样的转变？
林：主要是我自己对艺术，对自我的认知都有了很大的变化，20岁时做作品只为表达自己的感受和体验，不在乎他人的反应，30岁之后，我的作品更多地是坚持一种态度，艺术可以是表达和呈现自我经验，比这更重要的，是艺术家能够从个体的生存体验中获得思考，能够借助艺术作品不可取代的方式，让一些看起来有价值的思考和体现思考的内容，能够最终脱离个人而存在，让作品更多地和观者的生命思考联系在一起，作品虽是我创造的，但并不是为我而作，观者无须揣摩我的“怎么作”和“为何而作”，而更应该关心通过作品能够得到怎样的思考，从而思考和他者，和他自己的个体生命息息相关的问题，我创作的出发点改变了，这是我个人创作在前后十年中最大的差异。

李：从某种角度看，你的作品也一直对生命意义进行探索，在你看来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林：每一个生命都有终结的一天，这是生命最残酷的一面，残酷和希望一样，都是生命无可抹煞的部分，认识生命的残酷，才能感受到生命中最朴素的力量，更懂得珍惜的意义，几个月以前，见到一组拍摄汶川大地震丧子家庭再生育孕妇的照片，她们全都有过一个8到14岁的孩子，不幸在地震中遇难，她们隆起的腹部都孕育着另一个幼小的生命，她们都青春不再，充满伤痕的脸，都显得那么柔弱、沧桑、疲惫、憔悴，带着重创之后的平静，面对生命的残酷性，默默地含着眼泪坚强起来，她们尽最大努力来尝试着克服悲伤，并准备和新生命一起来战胜恐惧和绝望，生命有时就是如此，当你意识到它的残酷性时，还能勇于接受它的不完美，这时所传递出的力量是异常无穷大的。一方面让我看到大灾难对人的残酷的摧残，同时也让我看到了生命的意义和希望，其中所体现出的悖论非常感人、有力量。

李：是什么让你感到有力量？母亲的坚强，生命的顽强，还是人类的繁衍？
林：是生命的本质，是一种态度。
二战时许多犹太人被纳粹送至集中营，最后虽然有些人幸存了，但是他们中许多人由于精神受到严重的摧残而崩溃，大多数人对生命持放弃的态度。但是想一想同样从集中营幸存下来的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他说，“当你在极端的环境里失去所有的时侯，你还拥有最后一个自由，那就是选择自己的态度的自由”，这句话让我非常感动。选择自己的态度，这是生命拥有的与生俱在的自由，坚持质疑的态度，则是艺术家与生俱在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