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艺术世界

文 |  克莱尔•毕夏普（Claire Bishop）

译 |  汤骁晖

“非官方艺术”始于 1964 年的莫斯科，持续到 1970 年代中期，那时首次合法展览得以举办，并且成立了一个由非官方艺术家组成的影子联盟（莫斯科美术委员会）。在 1974 年 9 月的争议性展览“推土机”（Bulldozer，一个展示非官方艺术被推土机摧毁的展览）之后，文化当局决定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KGB）来调节他们与“地下”艺术的关系，以使之合法化。多数非官方艺术都发生在公寓内，迫使生活与艺术结合，从而超越大多 20 世纪先锋派对这一术语的想象。

正是在这一时代语境之下，莫斯科最著名的观念艺术家，伊利亚•卡巴科夫（Ilya Kabakov,1933-）一边从事着他作为一名童书插画师的日常工作，一边开展他的私人创作。卡巴科夫的绘画集（1972-1975）都具备叙事性，每一个作品包含大约一名虚构人物，这一人物大多与世隔绝，孤独、异质而处于社会边缘，又被个人的梦幻世界紧紧包裹。在这方面，《坐在壁橱里的普里马科夫》（Sitting in the Closet Primakov）非常典型。作品描述了一个男孩的生活，他坐在黑暗的壁橱里并且拒绝出来；而当他走出壁橱时，他看到的是一个按照现代主义抽象绘画所形成的世界。每一个作品既由图画，也由其他虚拟评论员对人物所做的评论组成。

▲伊利亚·卡巴科夫，《坐在壁橱里的普里马科夫》，《十个人物》系列之一，1972-1975

这些绘画集不是用来阅读的，而是艺术家用来为他一小群朋友表演的。鲍里斯·格罗伊斯（Boris Groys）回忆说，某人会与卡巴科夫约定（而不是像组织参观工作室那样）去他家里，而艺术家则会把书摆在乐谱架上，然后用一种无变化、无表情的声音读完全部文本。整个体验极其单调，但却具备某种仪式化的特征，其中翻页成为了核心。多数朗读需要一个小时，尽管格罗伊斯记得有次忍受了五个小时的表演。

在这里浮现出几个关键点，其一是运用中性的、描述性的、分析性的语言，关注那些不起眼的、平庸的和边缘化的人物；其二是比起批判，故事更倾向于在一种生存和忍耐的创造性模式中转动；其三是故事总在重复相同的意念，即孤独的个体在公共公寓里与邻居永无止境的不适监视谈判。

▲卡巴科夫（左一）在工作室，紧挨着他的是安德烈•莫纳斯德莱斯基

处于这种文学语境中，1976 年集体行为小组（Collective Actions Group，简称CAG）带着强烈的文本表达的敬意成立了。起初小组只有四名成员；到了 1979 年，成员增至 7 人。小组从莫斯科第一代观念艺术家，特别是卡巴科夫那里，接过了领导权；根据他们的核心理论家安德烈•莫纳斯德莱斯基（Andrei Monastyrsky）的回忆，他们的早期创作皆被认为是某种形式的诗歌朗读。而他们的多数行为也符合一种标准模式：15 至 20 人的参与者通过电话受邀（在那时电话当然是被录音的）乘坐火车前往莫斯科郊外某个指定的车站，他们会从车站步行到某个更偏远的地区，等着（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直到见证一件极小的，或许神秘，但通常而言看上去平淡无奇的事件发生。回到莫斯科后，参与者要记下这次经历，并为其提供解读；这些东西随后成为艺术家及其圈子中探讨与争论的焦点。

▲集体行为小组，《图片》（CollectiveActions Group, Pictures），1979，照片最右为卡巴科夫

显然，这种结构体现出来的理性是对 1960 年代模式的一次极大发展，它使事情能够充分地“发生”，并且使参与主体抵达一个更生动、更真实的现实层面。通过制造一个参与者对即将发生什么一无所知的场景，让他们难以察觉自身是否真正地经历了一次行为；而当给予参与者的诺言最终实现的时候，它们却又不在其期许之地发生。CAG 将以事件为基础的行为艺术的瞬时性，从纯粹的到场中延伸至“那时”（我以为我经历过……）和“现在”（我理解它会是另一个样子）的距离关系之中。重要的是，这种距离关系不仅具有瞬间性，而且也具有社会性，即它在僵硬的、铁板一块的苏联集体主义意识形态中撬开了一块暧昧的交流空间。在莫纳斯德莱斯基看来，这是一处“没有从属关系”的空间：“对我们来说，农民耕种的地方并不是郊外，郊外是可以思考阶级的度假胜地”。旷野并不提供行为的框架，旷野的多元视角与小组结局开放的中性行为相协调，从而人为地给多种可能的阐释留下了空间。结果是，一处私人化的自由空间得以隐秘而平行地存在于官方的社会结构之中。正如卡巴科夫所回忆的：

自我踏上火车的瞬间……我的目标，那时常缠绕着我的疑问和事物，我对自我和他人的恐惧，这所有的一切都离我远去了。然而，最令人瞩目的是那些令我们什么目标都没有的人！当然，也有其他的事：在我的生命中，我头一次是“我自己”的了；我们拥有自己的世界，与现实世界并行不悖，这个世界是由集体行为小组创造的，并曾受到他们的挤压，直至它自身获得完整的物质形态，或者某人也许会说，实质——如果这个概念完全可以适应某些全然飘忽和不可捉摸之事的话。

▲集体行为小组，《十次露面》（CollectiveActions Group, Ten Appearances），1981

▼本文作者▼

克莱尔·毕夏普是一名艺术史家，批评家和作家。她不仅担任纽约市立大学艺术史研究所博士班教授，而且也是《参与》（Participation）杂志的作者。2008 年，她参与策划了在伦敦当代艺术中心举办的“Double Agent”展，与此同时，她也持续在 Artforum、October、e-flux 等杂志发表论文。

▲克莱尔·毕夏普（Claire Bishop）

本文编译自她 2012 年的著作 ArtificialHells: Participatory Art and the Politics of Spectatorship（译为《人造地狱：参与式艺术与观看者政治学》）。这本书首次从历史和理论的角度来探讨参与艺术背后的社会动因。沿着 20 世纪的艺术轨迹，克莱尔·毕夏普为我们检视了参与式美学发展中的关键因素。东欧及 70 年代发生在莫斯科的艺术和社会运动自然被囊括在列。近期，这本书由台湾典藏艺术家庭出版社出版。

《人造地狱：参与式艺术与观看者政治学》

作者：克莱尔•毕夏普

出版社：台湾典藏艺术家庭出版社

译者：林宏涛

出版年：20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