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艺术界LEAP 乔纳斯·斯塔尔

是否存在一种有效的“集会实践”（assemblist practice）？在民主似乎失败的今天，以会议、集会为形式的艺术实践是否可以产生有效的社会运动？发起于2012年的第七届柏林“新世界峰会”（New World Summit）被称为一个吸取过去教训并结合当下状况，寻找未来混合政治模式的艺术与政治组织，在第一届峰会之后，陆续在印度科钦、荷兰莱顿、乌特勒支和叙利亚罗贾瓦等地多次举办峰会。创始人乔纳斯·斯塔尔（Jonas Staal）在这次的访谈中讨论了在深陷危机的欧洲，如何采取艺术运动的形式支持进步、解放和自治运动，形成新形式的政党和组织、替代性制度和权力再分配。

“新世界峰会”现场，2012年，Sophiensaele剧场，柏林

LEAP：“不结盟运动”这个概念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乔纳斯·斯塔尔：对我来说“不结盟始”终是个描述第三条路径的词语，这条路径从根本上拒绝在彼此互为最阴暗镜像的两个选项之间作出选择。尽管不结盟运动曾被认为是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和后革命时代苏联模式之外的第三选项，但通过英国退欧公投这一事件我们在当下看到不结盟在“留在欧盟还是离开欧盟”的所谓选择中的重要性。这个选择的真正意义何在？投退欧票无异于支持从英国独立党到鲍里斯·约翰逊的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最黑暗的反动力量；投留欧票等于将那些用经济恐怖主义令我们的希腊友邦卑躬屈膝还堂而皇之地称之为“紧缩政策”的欧洲精英阶层合法化。这种选择等于没有选择。无论哪种方式都是“两恶取其轻”，并让另一种恶受益。欧盟不进行根本的改革只能鼓励极端民族主义者，而不断扩大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令当前的新自由主义欧洲联盟显得更具合法性。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不结盟主义，需要从根本上拒绝做这样的“选择”。我们需要第三，或许甚至第四、第五和第六条路径。

但不结盟的重要性远不止于此。最近十五年来的反恐战争不断传播着“我们-他们”二元对立，这难道不是同样错误的一种分裂行径吗？我们成了自我想象的人质，只能集体思维和行动。怎样改变思维和行为方式？在“民主干预”掩盖下的新殖民国家恐怖主义和伊斯兰国这样的原教旨主义政治体之间作选择，这等于没有选择。虽然西方帝国主义的确曾经为伊斯兰国的出现奠定基础，但在现今，双方互相依存，互相成就彼此：两个由无情的暴徒领导的“国家”通过互相屠杀和施暴获利—一方面是自杀性爆炸和斩首行动，一方面是无人机轰炸和“穆斯林禁令”。在此，不结盟主义意味着从根本上拒绝对两种力量进行“我们-他们”二元对立划分，这两种力量已经在饱受灾难的人民之间划下深深的隔阂：而人民之间的共同点远远超过了制造分裂的各自政权。

“新世界峰会：罗贾瓦”（第一部分）

建造中的议会厅和周边公园，罗贾瓦自治区，2015年

该项目由罗贾瓦（北叙利亚）自治区政府委托建造和设计

LEAP：在“民主”似乎失败的时代，你将自己的作品描述成一种“集会实践”，你把包括菲律宾G。C。D和罗贾瓦革命分子在内的世界各地的运动力量带到一起对话，试图建立新制度和平行政治。从这些会议中你学到了什么，打算如何把这种南半球运动为主的机制移植到西方语境之中呢？

斯塔尔：我认为，“集会实践”不是在形式产生之前的运动，运动本身即是形式。我的意思是，在不同类型社会运动的议会实践最有力的时刻，我们的确看到了替代制度的雏形：一种形式上解放性的（自我）治理的前景。我认为重要的是，不要把社会运动本身视为某种“解决方案”。相反，我认为我们必须从产出角度考虑社会运动的意义：形成新形式的政党和组织、形成替代制度和实际上的权力再分配。

在新世界峰会上学到的大部分东西和现在正在努力转化为新联盟运动的内容，实际上来自我们与各种无国籍、解放和自治运动的合作。不过，不应轻易把他们与西方语境划清界限。罗贾瓦革命活动的范围远远超出其地域限制。库尔德人的社群与欧洲人的社群并无二致：他们的政治与社群中心分散在世界各地，在不同的地理和政治语境中践行着无国籍民主理念。例如，库尔德斯坦团结阵线代表塞赫·埃伊达是挪威公民和红党代表。她将罗贾瓦运动思想作为挪威国际主义政治纲领的一部分引入所在的组织。在第一届新联盟会议上，她讨论了源于无国籍民主的世界联盟主义理想如何用于面对欧盟当前的危机。

库尔德革命领袖阿卜杜拉·奥卡兰实际上也曾强调过，无国籍民主的思想和组织模式一方面来源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最初的城邦出现之前的联邦主义母系社会，另一方面也包含了来自欧洲历史的概念—从古希腊“民主”概念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法国巴黎公社构想。他将这些概念在库尔德人运动史语境中加以改造，将美索不达米亚的传统重新发扬光大，使其激进化并在这个（如你正确指出的）民主成为自身最大敌人的时代变得很有意义。

先对制度进行意识形态和基础建设上的改造，再进行激进化的继承发扬,并且被其终极对手拉拢，我相信这是可以从罗贾瓦运动中学到的东西。不要将那里的革命仅仅当做“地区性”政治意外来看待，应该承认其在世界联邦主义模式中的跨民主命题：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民主的一面有力的镜子和一种替代方案。

“新世界大使馆：罗贾瓦”（第二次峰会）

临时的大使馆位于奥斯陆市政厅内

其含义为无国界民主，由罗贾瓦的民主自治发展而来，2016年

LEAP：新世界峰会自称是一个吸取过去教训并结合当今理念，寻找未来混合政治模式的艺术与政治组织。你们主要通过有意识地将艺术界作为不结盟运动集结场所，视其为进行集体、有效辩论的空间。艺术界成为讨论和想象的空间。但是，到底目的是什么？以什么方式实现？一个现实情况是：新世界峰会项目主要得到荷兰政府的支持，这招致有关新殖民主义力量在“全球化艺术”语境中的广泛批评。

斯塔尔：这些观点非常重要，它们涉及艺术项目指涉社会正义和民主政治等议题时经常面临的危险：似乎艺术项目不过是在不平等制度中用于保持一点民主的“感觉”和表象的补充品。真正的民主其实已被摧毁。我们的项目资助来自各种公共和私人组织，既有艺术领域的，也有的来自学术、政治和外交界。但总的来说没错，主要资金来自一些荷兰公共机构—资助从来都不是无条件的。这通常意味着为了将实际的资金性质改造为对立的使用目的需要相当复杂的平衡技巧。但我同时也承认激进的声音在我们的合作机构中是非常重要的。从乌特勒支当代艺术基地（BAK）到艾因霍芬现代艺术博物馆，这些组织作为现存政治秩序的替代文化和政治空间积极运作。（BAK总监）玛丽亚·赫拉瓦耶娃将这类机构的作用描述为在国家领域与非议会政治之间运作的“对话者”。

我认为必须承认，若想实现任何形式的社会变革，某些制度性合谋是不可或缺的：我们需要的盟友既包括被权力排除在外者，也包括接近权力者（但不一定是当权者）。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我了解的许多艺术家和艺术团体都在“世界之间”运作，例如黑特·史德耶尔、“去殖民化建筑艺术居留”以及“并非选项”等。他们在意图占领并改造的现有制度和努力支持与顺应的群众运动之间运作。这种跨界状态本身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艺术的嵌入”。艺术一方面嵌入了群众运动，另一方面也嵌入了体制。这种状态可以称之为矛盾，也可以看作是潜在的转型态势。永远没有完美的时机或完美的革命。我们应当以这种嵌入立刻着手改造并且声明权力。

采访｜白慧怡（Stephanie Bailey）

翻译｜张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