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artforum
刘伟伟，“不受欢迎的人”展览现场，2017.
在今年早些时候的北京展览被封堵后，刘伟伟里里外外将展厅地面拖了三遍，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因为作品题材的“敏感”而成为了“不受欢迎的人”。在要空间的个展上，刘伟伟讨论了近年来生存空间受到重创的一群人。艺术家并不明确指认谁是“不受欢迎的人”，他只是开放出一个问题，抑或是“不，受欢迎的人”？ 他把自己比作一条蚂蝗，其肉身时时刻刻吸附在社会空间的地砖上。在大环境气候越来越收紧的今天，他端出一整盆鸡汤，说：“我觉得我是完全自由的”。要空间是由几位艺术家共同创办的非营利空间，位于上海M50艺术园区，在举办过一次“方案展”之后，7月16日开始的“不受欢迎的人”是要空间第一个艺术家个人项目。
开始这个项目是因为广州的一位律师。对我来说，律师这个职业并不具备特殊性，所谓“维权”也都是普通的维权，然而“普通的维权”在中国现实语境里却很难生存。一方面，他们面临着律师费的缺失，得不到经济利益但又要去做；另一方面他们很难“出现”在今天这样一个权力结构中。广州警方为了便于关注她，就在她家楼道装了一个摄像头。后来我发现摄像头并不是监控她的，而是监控谁去她家，是不是有访民或异见分子之类。
这个录像／现场最后确定叫做《大于19.5942》，这个数字即律师家门口楼道空间的大小，我发现那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空间。我让不同人在楼道里对着监控摄像读一则自己写的声明，这些声明各式各样。律师在公共空间里的争取是远远大于对这个楼道空间的，而他们的身份马上都要缺失了。楼道本身是一个被封闭的空间，它到了上海的这个现场，已经完全脱离了当时的语境，但是我们可以分析语境，现场可被设定成一个公共空间的扩展，单独地作为一个可审美的感知共同体而存在。广州的楼道空间和上海的现场是紧密相连的：一个关于具体的现实的个案困境，律师身份的困境；另外一个是审美和感知意义上的律师的普遍的困境，以及他们自己用身体争取出来的一块公共空间。这两部分共同成为了“不受欢迎的人”。
布置时出现了很多偶然性。开展前我到不同的现实里去联系，一共找了11个律师，但直到展览的前一分钟我都不确定他们会不会来。最后到场的三位律师，他们的行为也有失控的成分。一开始我希望他们内敛一点，均匀一点，像真在砌地砖。实际上他们激昂慷慨，一会儿就弄完了，当然也有可能是想早点完事儿。而后律师们走到地砖上的即兴，那种摇摇欲坠的不安，不太协调的动作和碎裂声，都是我没有想到的。但是这些偶然性我都是乐于接受的。
我希望观众进入之后能够由这个现场开始“想” ，而蔓延出一些问题。为什么是律师出现在展厅里，而不是工人，或者是艺术家本身？这里其实是一个“工作”的现场，暴露在不确定性中或怀着强烈的不安。而我并不是一个参展艺术家，我只设置节点，把现场交给当事人，尽可能地不去控制。这也是我一贯的工作方式。
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材料”，就是人。人不确定的本身就带来偶然性。
让律师成为民工在展厅现场工作，我考虑的是如何在一个公共空间讨论一个缺失的主体？这个主体不关乎艺术家，而是关于律师。如果我们让律师在这里办案，实际上对于他们来说是一种表演，这是他们的职业套路。一旦以律师的身份出现，感知已经消失了，它实际上已不具备作为艺术而存在的部分，它只是作为现实记录。我拒绝这种表演，我也拒绝这种熟知的经验。我想要重新制造感知，制造出新的主体，来让观众去判断。
为什么是律师，而不是真的工人？这里有一个很强烈的现实的语境问题。关注中国社会现实和公共问题的一些律师都被控制了，或者是被约谈了，或者是在心理上让你产生一种政治恐惧，我觉得这是他们正在面临的一个很大的困境，比如这位监控之下的律师。对现实问题和语境的关注，导致了我今天非要律师介入现场，然后让他们以一个新的身份出现在这个展厅。
我在广州干热得流鼻血，这气侯笼罩下你的体内会产生一些变化。这就是现场的红色。我不从符号出发，完全不去从学术上或文本上分析这颜色代表什么。我只从身体感受去判断我需要什么。我不懂精神分析，我只用生理行动。但是观众看到是什么，那就是什么。观众觉得它很暴力，那就很暴力；觉得很色情，那就色情。但实际上政治和色情也没什么区别。
我是一个什么都不支持的人。并不是说通过一个作品要去支持某一种意识形态，我只是尽力在现场呈现我的工作。一个艺术家应该在他的合作关系里，尽力把“肉身”连接到一块。这并不是一个情感上的同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朴素的合作。说得直白些，我就是一个“拉皮条”的。
我工作是不惜代价的，尽可能地利用社会关系／空间／身份去构建一个感知共同体，它组成了我作为个人系统的证据链。从我最早关注的重庆劳教案，到后来与警察以及工人的合作，再到这律师作品，你会看到这些身份在今天的社会里面正以一种新的情况“出现”，以其新的遭遇映照现实。而作为一个观察者，我只能不停地做展览，试图让集权的后果和代价以一个艺术的方式固定下来，作为“证据”。
我并不觉得艺术家的方式要比记者或者恐怖份子高明多少，或者比在B站上国家领导人的鬼畜视频要高明。但是，这里面有工作上的区别。作为艺术家，我更愿意去实践一种冲突地带的在场。艺术家应该出现在冲突地点，它会开启很多有意思的想法，或者是一些很难经历的遭遇，就仿佛看电影时的代入感。我做的每一个展览都是打了一场射击类游戏。当然，在工作中你不能够因为社会意识形态或者政治的原因而忘记了“艺术”这个事情。
整个展期作品处于日夜半开放状态。我希望这个声明和搭建是一个不停歇、循环往复的生命动作。而人越缺失，就越是在场。
刘伟伟，《不受欢迎的人》，2017，视频，彩色， 有声，32分57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