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泼先生PULSASIR

本文系彭剑斌对“方志小说”发起人芬雷的访谈，首发长沙《晨报周刊》第407期。“方志小说：联合驻村写作计划”，联合南方五个村落，在8月份期间展开联合在地写作。如今第一期驻村已经结束，近30位写作者和嘉宾已完成初期调研、采集工作，目前正处于进一步整理和制作当中。我们将以图书出版和文献展览的方式最终呈现这次联合驻村写作的成果。

问：彭剑斌

答：芬　雷

问：能介绍一下你曾做过的谷神变项目吗？这个项目的共同策展人是毛晨雨，能讲一讲你眼中的他吗，如何评价他在湖南农村的所做所为？

答：“谷神变”是第十一届上海双年展的城市项目，由毛晨雨、周净和我联合策展，去年10月至今年2月，在位于上海外滩的斯沃琪和平饭店艺术中心展出。整个展览发端于毛晨雨在福建宁化调研时发现的一张1933年的“借谷券”：由中央苏区发放给当地农民的粮食债券，上面注明借用的谷物数量。我们知道，1934年长征就开始了，随后是长达数年的战争。我们的展览从这张“借谷券”出发，用当代艺术展览的方式（涉及影像、摄影、装置、文献等）虚拟了被借走谷物从1933年到2033年的流变谱系。我们尝试就中国当下的城乡关系提出一些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晨雨在湖南老家的田间实践以及他的许多影像工作让我们提出的问题更加具体、更加清晰。

晨雨在湖南农村的很多工作，在我的理解中更复杂一些，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绿色农业、自然农耕的事情。他是同济学建筑材料的，却跑回老家种地，拍摄稻田，这的确有点出人意料。然后在种稻米的过程中他发现，整个村子真正在种地的人越来越少，大量劳动力转移到东南沿海的城市。在这种情况下，农民这个身份变得可疑了，到底谁是农民？在劳作、思考和拍摄的过程中，晨雨更多的工作似乎在于触及乡村的主体身份在当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为此，他拍摄了很多影片，也写了大量文字，我最初就是从这些影片知道并结识晨雨的。他的这些实践与思考，在谷神变项目中有一定的体现和延续。

借谷券，纸质票据，图片提供：宁化县博物馆

问：从谷神变到方志小说联合驻村写作计划，有什么一脉相承的东西吗？

答：“方志小说”最初是中国美术学院建筑系博士周功钊的提法，由他和我共同发起，是一个独立的计划，谷神变项目作为顾问参与其中。如果说从谷神变到方志小说存在一脉相承的东西，可能是对乡村这个地方、这个空间的探究。简单来说，就是乡村到底意味着什么？农民去城里变成了农民工，更多的人开始把自己的田地租给别人打理，粮食的品种也在公司化、标准化……就像晨雨经常提到的，“乡村正在失去它的对象”。似乎有必要展开一次在地研究的联合行动，方志小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初衷。

问：产生“方志”的场域，不一定是农村，比如每个县都有自己的县志，为什么这次的写作计划最终都聚集到了农村？

答：似乎很少有村志，大量的村志被集约在县志里。这个跟方志这种写作方式显然有关系。因为在传统社会，从村庄到县城，这个空间关系几乎是均衡的，而且这种均衡被一种从上到下的关系给制约和生产着。而我们之所以选择将方志和农村连接起来，是希望打破那种自上而下、稳固不变的写作方式。我们借用了“方志”这个线索，不是号召大家沿袭县志的套路来写村志，那样意义不大，更多是想让大家从各自不同的路径展开记述性质的在地研究。方志小说的“写作”因此也绝非一个人臆想中的文学写作，而是触发式的写作，它要受到村子的制约。或者说，方志小说试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农村是否能够激发一种潜在的不同于城市生产与配置的社会关系？当然，也不排除一种虚妄的预设，就像在地球上一个人一直朝东走反而走到了西边去。就像同济大学的陆兴华老师在给谷神变展览所写评论中说的那样，乡村的问题也许在于城市，它们之间不是折叠，而是折褶的关系，“乡村问题最终也是城市的问题”。

贵州地扪，摄影：朱锐

问：能详细阐释一下，“在都市媒体飞速流传的今天，乡村正在越来越多被关注，然而乡下的现场经验却愈发贫乏。在知识话语日益充盈的当下，乡村正在越来越多被阐释，然而乡村的言说却愈发沉默”吗？

答：这句话源自“方志小说”计划的前言，有一定语境，其实是特别针对当下手机媒体的言论和传播来说的。我们常讲，中国有9亿农民，这些农民并没有参与到我们关于乡村的话语生产。这个数字大大超越了任何一个10万+或100万+……而农民工2.8亿，虽然置身城市环境，但是作为劳动力，他们的劳动经验和乡村已经毫无关系。这就意味着，关于乡村的所有话语总是意味着很大程度上乡村的缺席。我不是说这样不对或者这样错误，而是说我们谈及乡村，不应该忽略这个前提。是不是在地研究就能摆脱这个前提呢？也不一定。方志小说，首先是试探，是摸索，它选择了方志和小说，但对这两种经验都是既肯定又否定的态度。现场经验和在地话语，并不具备任何自然而然的合法性，却不能少。如果我们取消不了这个空席，那么我们可以试着改变缺席的呈现和表达方式。

问：这次的五个村庄是怎么选出来的？为什么是这些村子？

答：五个村庄，得益于左靖老师的推荐。他和他的团队在安徽、云南、贵州之前做了大量的乡村田野和乡镇建设的工作。厦门和东莞的村庄是朋友推荐。之所以选择这些村庄，有三点考虑：一是尽量散布开来，方便不同城市的人申请；二是当地之前已经有相关的团队进驻，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有利于快速展开驻村写作；三是我们选择的这五个村子各有不同的地方属性，从在地研究层面来说，能提供给多元的界面和路径。

厦门后田，图为《露天市场的江湖骗子》（第三回）吴曦煌《汴水流》

问：驻村作者又是怎么选出来的？他们的年龄层次如何？除了写作者，还有艺术家，以及还有写作嘉宾，所以他们每一组都是一个团队吗？他们将如何展开工作？

答：驻村作者主要考察两点。一是写作方案，如何在有限的驻村时间里有效开展工作，并且独辟蹊径，颇有挑战性；二是作者履历，就是写作经验，是否具有现场思考和展开工作的想象空间，这也是比较关键的。驻村作者的年龄以90、80后为主。每个村子组成一个小组，在一起讨论，独立展开工作。驻村期间，主要的工作还是走访调研，搜集素材，展开讨论等，写作反而不是主要的。在哪儿都可以写，不一定非要在村子里写。

问：在城市化进程迅猛的今天，你觉得中国农村将何去何从？或者会有哪些微妙的变化？

答：这个问题有点大，我不知道如何回答，然后我也没有答案。从谷神变项目到方志小说，其实我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试着提问题。现在关于城乡关系，有很多虚假的问题，也有很多充满陷阱的问题，和充满自我想象、自我预设的问题。在提出问题的过程中，通过引入多种形式的写作——不局限文字，还包括图像、声音、艺术等形式——来触发更多的感知，然后提出更多的问题。一个问题链条和展示图谱是我们现在的侧重。农村何去何从，或许会从这些问题链条和展示图谱中显露些许微妙的痕迹和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