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艺术世界杂志
石油三厂，生产装置，尹航｜摄，赵松｜图片提供
写工厂的小说家在小说之外谈工厂与写作
——与路内、赵松漫谈
Factory-Themed Novelists
On Writing and Factories Beyond Novels:
In Conversation with
Zhao Song and Lu Nei
子七|访谈
赵松，1972 年生于辽宁抚顺，现居上海。作家、文学&艺术评论家，出版作品《空隙》、《抚顺故事集》、《积木书》、《最好的旅行》等。
路内，本名商俊伟，1973 年生，苏州人。前暗地病孩子小说版版主，代表作小说《少年巴比伦》。现居上海。
改编自路内同名小说的电影《少年巴比伦》，讲述一个上世纪 90 年代在糖精厂上班的小城青年的故事
关于工人身份与工厂经历
ArtWorld：为什么讲述工厂？你们在工厂度过了一段怎样的时光？我想知道，触发你们去写工厂的内在原因是什么？
路内：我是 2006 年左右开始写工厂的，那时候距离我离开工厂正好十年。十年，可以视为一个时代过去了吧。我有一次回去，发现那厂还在，只是有一条高架公路劈过厂区，凌空而过，其他没什么大变化。我还看见以前的同事在厂附近买菜。我当时可能真的想纪念一些东西，它不是寓言性质的，而是真实的。那感觉特别像内地小孩来到北京以后说，“来我给你讲个残酷的小镇故事吧”。不过到了 2008 年前后，工厂就搬迁了，几乎所有的工厂都搬到远离市区的地方，原址变成房地产。我现在写工厂只是作为一个故事背景存在，没有那种要讲述现实存在的欲望了。
西南苯废弃工厂，路内｜摄
ArtWorld：赵松呢？我觉得你和路内好像还不大一样，路内总是在写工厂或者以工厂为背景进行写作，但你似乎只有在《抚顺故事集》里淡淡地描写过工厂生活。
赵松：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在当地一个很大的铝厂做车工，我那时候洗澡，都是他骑自行车带我进厂，在他们车间的浴池里洗。那种厂房里的浴池，用的是工业水，有很浓的金属味儿，洗澡的肥皂是长条四海洗衣肥皂。洗完澡出来，空气里弥漫着氯气的味道，那是电解铝车间散发出来的，从五岁一直到十三四岁，都是这么过来的。我在《抚顺故事集》里写的工厂其实比例也就一半，主要是我参加工作后的那个石化企业，中国最早的三个炼油厂之一，还有西露天煤矿，是我姥爷上班的地方。那个城市，抚顺，就是由那么七八家国家大一级企业撑起来的，整个城市就像个巨大的大工厂。我在《抚顺故事集》里还写到过耐火材料厂、砖厂，但其实都是规模比较小的地方企业了，靠那些大国企活着。
石油三厂，生产装置，尹航｜摄，赵松｜图片提供
路内：苏州正好相反，它看上去是个旅游城市，但是在计划经济时代，里里外外全是工厂，而且是小厂，城里最大的工厂也就一千多号人。1990 年代集团化了，小厂合并，才合并出两千号人的集团公司。后来搞啊搞啊，那些公司又进了董事长的口袋。1990 年代以前的国企工厂，和以后的公司化运作，我觉得完全两码事。美学上不一样。
赵松：我们那时的国企都是上万人的规模，有自己的医院、幼儿园、小学、中学、技校、夜大，还有文化宫、公安处、消防队，就是一个完整的小社会。我们每天经过的一切，就没有哪里不属于工厂。所以，对于我来说，我只想写处于工厂的巨大影子里的普通而又有点特别的人。
路内：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白领中产还没出现以前，所谓工人阶级这个大阶层的内部分得很清楚。企业干部，事业干部，工人，商业系统，交通系统，等等。身份的象征不一样。我现在被一揽子打成工厂作家也很无奈，一说工厂大家就意味是写大老粗。
西南苯废弃工厂，路内｜摄
ArtWorld：赵松你一开始进工厂做操作工，后来进厂办公室，这样说起来，是不是真正的“工人”生涯就结束了？那个时候坐办公室的和真正的工人，在他人目光和自我认定中是不是会有所不同？路内也干过许多工种了，是不是每个工种之间也会有你说的这种身份象征？
赵松：当工人的时候，理想就是转干，变成机关干部，成为百分之一的阶层。然后各种待遇机会就都不一样了。
路内：有歧视链。最差的一般是农民工。正式工里面，越清闲的越高级，倒三班干体力活的最差。那时候倒三班的工资还高点，但工资高了地位还是低。现在想想是有道理的，生物钟倒来倒去的人活不长。那时除了转干，还有一个词叫脱产，不能转干也要尽量脱产。
ArtWorld：那你们那时进工厂做工人，有没有那种工人的优越感、自豪感？
赵松：当然，我们石化企业当时在抚顺号称油老大。
路内：我没有。我 1992 年进厂，19 岁，正好邓小平南巡那年。进去时候就知道工厂不行了。当时我那个年纪的小孩，当然是以上大学为荣。没有本科也要上了大专，没有大专也要上个函授或者夜大。南方商业相对发达些，做工人是死饭碗。但如果能进银行什么的，还是很自豪的。反正就是要干净、清闲、效益好，坐着上班，吃相不能太难看。
赵松：平心而论，当时那种优越感，你无法想象会体现在一身淡蓝色工作服上，很多非石化企业的人，竟然也会买仿制品穿着在街上乱逛。直到 2003 年我离开企业，到上海来工作，当时的石化企业在我们那里也还是最好的单位。
西南苯废弃工厂，路内｜摄
工厂视角的关注点：
身份优越感·差异社会学
ArtWorld：但在《抚顺故事集》，这种优越感好像没有得到表现？
赵松：我在写《抚顺故事集》的时候，主要关注点还是人，人的遭遇，而那种所谓的优越感，其实还是表面的。剥去这层光鲜的膜，下面的东西，其实跟其它单位里的人并无本质的区别，都是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中的小人物。另外，从工厂出来之后，慢慢地会发现，大概世界上最渴望优越感的人群，多数都在中国吧，在不同的时代里，人们都会搞出不同的优越感。哪怕是一穷二白的七十年代，穿身军装，背个军挎包，穿双军胶鞋，也会有优越感。所以直到现在我也会认为，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其实并不关心什么民主自由平等之类的事儿，而真正关心的是如何成为可以有优越感的阶层里的一分子，为此可以不惜代价。我希望我说的是错的。
抚顺石化公司作家协会成立大会（最右为赵松），1994，赵松｜图片提供
路内：有一种更狠的阶层身份认定，我最近才领会：大院的，地方的，农村的。那里面甚至忽略掉工厂这个概念。
ArtWorld：身份对于写作的有效性的确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身份转变，或者说人所处的位置发生变化以后，写作也会跟着变化。
赵松：作家么，其实别人怎么叫，对于本人来说都没什么关系的。也许会对传播有些影响。写作者不会因为叫什么而代表写得更好，也不代表写得更不好。外在的环境，确实是会对人的写作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但不会是根本意义上的，母鸡不能把一块石头孵出小鸡一样，表面上处于被动状态的鸡蛋，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又是最重要的因素。作者的主观因素，在与环境因素的交互中，它如何变得越来越强烈，才是最重要的。
路内：我是特别无所谓的。小说作者，因为是虚构文体，写到一定程度以后，自我会消解掉，自我的历史也变成众生的历史了。
赵松：我是始终觉得，作者本身不重要，作者跟他的作品之间的关系，也并没有那么多的因为所以。作者写作，本身也就是个自我消解的过程。
ArtWorld：路内是什么时候领悟到这种身份认定的？另外，顺便说一下，在你笔下，我觉得工人总是活得很焦虑的，被很多东西压得喘不过气来，《慈悲》尤其如此。
路内：这种差异在中国特别敏感，它不是个文学问题，而是个社会学问题。我前阵子遇到几位很成功的商人，瞎聊，大家都是第一次见面，结果他们中间有几位立刻聊得欢快。不是生意经对路，而是因为他们都是大院出来的。不止军区大院，各种大院，就连石化的高级干部也有大院。我不大了解那部分生活，但是，太明显的优越感了，就像我少年时代城里人看不起乡下人一样。这三个层级，我说很狠，是因为它是个出身论的东西，它不是后天努力可以补回去的。
*本文节选自《艺术世界》322 期“工厂”
胸怀浪漫的人在现实主义的环境里会轻易就成为异类。而做异类是有代价的，它无法被量化，很多时候，它不但不会体现出什么触目惊心的东西，反而还会让人不由自主地陷入莫可名状的寂静里。这并未缘自自我的保护与封闭，而是由他人制造的，它能让一个人在群体里永远体现不出应有的价值。
尽管你意志坚强，胸怀宽阔，懂得自我调侃，就像可以幽默而轻蔑地谈及那些猥琐之辈一样，然而很多时候，你不得不做出妥协，在大家通用的游戏规则里找到某个靠边的位置，不再有个性张扬与反动，可是你仍旧不能真正的被环境所接纳，同时又无法避免环境本身对你的腐蚀，不是心灵的，就是肉体的。
从日常生活的惯性氛围中的群体角度来看，任何浪漫的个体都是不合时宜的存在。在成人的世界里，天真常常就是一种罪过。如果说在这个世界里贪婪与残忍都是可以被理解的，那么天真则永远是不容易被他人所理解的，他不是被漠视，就是被嘲弄。
赵松《抚顺故事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