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 Jas Elsner谈比较主义与物的历史
发起人:毛边本  回复数:0   浏览数:1647   最后更新:2017/12/29 10:28:58 by 毛边本
[楼主] 毛边本 2017-12-29 10:28:58

来源:艺术界LEAP 作者:吴亚楠、钱文逸


OCAT研究中心2017年的年度展览“遗址与图像:牛津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两个研究计划”以遗址/图像的辩证关系在美术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为核心议题,并分为“遗址・实物・传记:考古与摄影”和“天龙山石窟和造像:历史照片与新图像技术”两个部分呈现了来自这两所学府的相关研究。


作者吴亚楠、钱文逸就本展览以及在OCAT研究中心举办的数场相关讲座内容深入采访了牛津大学的雅希·埃尔斯纳(Jas Elsner)教授,后者在探讨图像与考古的关系,以及比较主义在当下的合理性等议题的同时,也展现了其作为考古学家和艺术史学者的日常观察和思考。


《遗址与图像》展览总前言


前言


毫无疑问,彼时的埃尔斯纳教授,在结束了北京紧凑的会议与研讨班之后,更像是一位兴奋的游客,不时地用手中的相机拍下某件“实物”的细节,抑或,退后几步再记录下它所属的情境;同时,在发出赞叹之余,口中也充满了自问自答式的描述性与比较性问题——影壁或门楣上时而几何,时而酷似汉字书法的回文,成双成对、且并置多种文字、阴刻了寺庙地形图的碑,在近乎园林风格的寺院中却保留了浓郁的伊斯兰内饰风格的大殿,等等,近乎所有实物的形式与形制在埃尔斯纳教授眼中于此处都构成了某种意义上的“自我比较”,这不单是说它们之间的并置与关联,也在于它们“天然”内在的、超出了空间处所限制的时间绵延中的融合与演变。


此刻回想,享受仓促旅途的埃尔斯纳教授更像是一名“过时的旅行者”(outdated traveller),依然保有着他考古学家——当然,更有艺术史学家——的身份,用他的“罗马之眼”(Roman Eyes),通过建立在形式上的(比较性)描述,来感知每一件他所在意的实物。或许是出于他对“观看”的坚持与实践,或许是出于我之前作为其著作的读者经验,这一切都使我回想起了他笔下的保萨尼亚斯,可能还有一点菲洛斯特拉托斯(Philostratus):一方面,他如前者一般,在遥远的异乡,兴趣盎然地于某“遗址”(site)中观看着某件他可能并不熟知的作品,每一个材料特性、技艺痕迹、形式上的细节都成为了他眼中超越了语言、文化、与地域限制的视觉线索,他总能在他自身的记忆中为之找到虽“地处遥远”,却又能与其建立(比较)联系的另一组实物来辅助他口中的问题性描述。


也就是说,一种曾经的眼光和一种立于当下与物对话式的观看均同时是他的兴趣所在;如果前一种观看尚且是建立在“鉴赏”上,并可归类为“学术性”的目光的话,那么这一面则私人得多,使他丝毫不吝啬地将各种溢美之词施加于形式中所隐藏的技艺之美,而这种具有选择性的赞叹描述几乎可以说不会出现在他的著作之中。

《遗址与图像》展厅一角


对话雅希·埃尔斯纳


吴亚楠:您应OCAT研究中心的邀请,以“从欧洲中心主义到比较主义:全球转向下的艺术史”为题在北京做了为期三天的讲座。同时,您也带来了牛津大学考古研究所“历史环境图像资源库”(简称HEIR)相关研究项目的展览,展示了摄影图片所记录和呈现的考古遗址的历史。首先请您谈谈为何选择这两个主题,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您的研究兴趣有何关系?


雅希·埃尔斯纳:某种程度上,我认为这并不是两个主题,而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我的讲座具体关注的是物的历史,这也是艺术史学科的核心问题。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这种历史是以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出发来理解的。而我想超越欧洲的视角,将对话拓展到一个更具比较性的讨论中。历史和比较主义这两个问题是OCAT研究中心此次展览关注的核心问题,展览也在阐明这样一个事实:艺术史研究的所有关注点,即便涉及的是单个物件或遗址,也都不是以某种简单和单一的方式存在的,而是以一种自我比较的方式,在漫长的岁月中不断变化


借此契机,将同一个拍摄对象相隔近百年的照片并置展出,用老照片记录考古发掘过程;或者,通过3D影像复制技术的逼真体验,重现造像已部分丢失或本体被严重毁坏的佛教造像石窟,这些都是在数码影像的特殊媒介体验里探讨“比较和历史”问题的不同方式。

《遗址与图像》展览第一部分之摄影作为艺术——捕捉时间


钱文逸:关于展览,我希望能从数字人文学科的角度、以及数字化研究的大环境下个体知识和集体性知识之间的张力(tension)的角度去看待HEIR这个项目。HEIR的创造性之一是将“众包”(crowdsourcing)和“重访摄影”(rephotography)作为两种主要的工作方法,这也提出了关于图像/重访摄影图片作为知识或是信息来源的有趣问题。


从很多方面来讲,HEIR的项目结构与维基百科很相似,每个匿名用户都可向一个庞大的知识数据库中添加内容,供所有的互联网用户访问使用。这些信息提供客观、准确且内容丰富的参考内容,是进行深入研究的原初资料。当然,每个人都明白,维基百科也不完全可靠,但从一个更具体的层面而言,“众包”所形成的是混合性的文本,其中包含了个人主观选择的碎片化信息集合形成的关于某个话题或是主题的宏观叙事。在这个项目中,重访摄影也起到了类似作用,因为个体需要去到特定的地点,对此时此景做出带有主观色彩的选择与拍摄,同时还会与过去一个世纪或是几十年来所留下来的某个图像或是一系列图像产生关联。这么说来,如今汇集了2016/2017年图片的摄影档案就是一个集合了对这些地方的当代主观凝视的档案。

《遗址与图像》展览现场


这也提出了一些有趣的问题:我们该从多大程度上信任这些重摄图片,将其作为遗址当前状况或“处于其实物状态的实物本身”的知识来源 ?但作为视觉描述手段,这些图片总是只能接近遗址原型或提供遗址变迁的某一种状态,这也为我们解读这些图片增加了更多可能的解读层面,您如何回应这种对重访摄影的理解?您觉得“重访摄影”在整个项目中又起到何种作用?


埃尔斯纳:你提出的关于主观性和重访摄影的一系列问题都很有意思——但其实这也是关于如何将学术系统民主化的问题,如何让各种各样的人、很多非学术系统的人,能够积极参与到知识构建和学术支持的过程中。关于当代主观性档案与过去的联系,关于重访摄影作为一种视觉描述的有效方式,你说的有道理。但最终,我们所获得的是多层次的描述——无论是文本性的、视觉性的、物质实体性的,抑或是动态影像——按理说,最客观的情形正是建立在大量经验性证据之上,而不同的描述形式能以各异的方式发挥作用。

《遗址与图像》展览现场


钱文逸:另一个我想提出的问题与重访摄影(rephotography)潜在的局限性相关。这个项目是以19和20世纪的考古摄影图片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而当代的重访摄影作品则自动将镜头聚焦到了在过去更易引起人们兴趣的内容上。


这样会带来一个问题:过去考古学家忽略的部分,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同样会在重访摄影的图片中无法体现,因此,重访摄影也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对这些遗址原有的认知之中。那么,重访摄影应如何从早期视角中脱离,被应用于进一步发问,而避免让当代视角过度依赖早期观察视角,仅仅呈现遗址的变迁过程?

《遗址与图像》展览现场——希腊雅典奥林匹亚宙斯神庙案例研究


埃尔斯纳:我同意你在这个问题中提到的观点,但我还想再补充一些:直到1980年左右,摄影都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媒介,是胶片,是一种复杂的艺术,那时懂得摄影的人都技术娴熟,不仅能够拍摄照片,同时也精通显影的种种技术。如今的摄影是数字化的,非常快捷,任何人只要电脑上有photoshop都可以处理摄影图片。尽管摄影所得的图像大同小异,但如今的数码照片由无数小点组成,摄影的本质也因此全然改变,这与HEIR项目中所使用与研究的老照片截然不同。


除了焦点和镜头的限制,或者过去的视角和感觉外,我们也和遗址有着完全不同的媒介关系。在我看来,在未来我们面临一个挑战在使用与过去相似又并不完全一样的媒介时,复制技术该如何摆脱或是超越原有的局限性,并引发关于变迁的新的理解。而令人激动的挑战之一便是,数码摄影与很多当代艺术生产非常相近。学术和艺术的鸿沟可以说在缩小……

《遗址与图像》展览现场


吴亚楠:近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比较研究再次成为潮流。您在讲座上向我们呈现了潘诺夫斯基和他同时代的人们如何被自己的历史和政治语境所影响,您近些年特别强调全球化比较主义的重要性,这其中有没有具体原因——尤其如您的同事J·坦纳(J. Tanner)所指出,韦尔南(Vernant)70年代末和80年代在法国的实践缺少同类研究的响应。如果这种原因确实存在,考虑到反全球化或新民族主义的转变,比如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今年法国大选的国民阵线等等,您觉得这种转变会在下个十年里给比较主义带来什么影响或变化?


埃尔斯纳:你问了一个极有政治意味的问题——也许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关键问题,但我没有答案。全球化是我成长的方式也是我的信仰所在,是否世界已经翻过这一页,如被一颗陨石击中般又瞬间重回狭隘,而我像一只还在全球化的草场里缓慢行走的过时恐龙?还是说,无论东方西方,人们都身处于一场持久的斗争中——比较主义者、年轻人、以及对其他文化和思考方式别有兴趣的人群,他们仍抱有全球化的壮志,与这种狭隘持续对抗?我希望我知道答案!


尤其说到潘诺夫斯基——别忘了他著作的法语译者是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后者的文化社会学【比如“惯习”(habitus)等概念】与图像学关系紧密,而图像学本身也归功于曼海姆(Mannheim)早期的社会学。也就是说,我在潘氏理论中辨识到的许多问题都存在于当代文化社会学中:它精于描述,包容多重症状,历史和意义多样化;但却不善于诊断生产和创造的力量、以及变化的动态,而这恰恰是瓦萨里笔下的艺术家,以及李格尔提出的、由泽德迈尔(Sedlmayr)和帕赫特(Pächt)等人“加以完善”的艺术意志(Kunstwollen)所擅长的领域。在某种程度上,围绕特朗普、英国脱欧、德国另类右翼、法国国民阵线的力量,都是要把世界控制在自己手中和将创造力交给人民的幻想,当然我并不相信它,但我认为它在艺术史内部(一个完全不同的语境)展示了一个非常有趣和非常古老的问题。

《遗址与图像》展览现场——天龙山石窟第二窟虚拟复原场景


吴亚楠:如您和巫鸿教授在上场对谈中坚称,我们确实需要更多的对话去实践比较主义。2015年您在汉堡大学和科林·金(Colin King)的一场对话中,您说我们所需要的就是一种“成熟的对话”,这是什么意思?或者对您来说,我们能够如何激起这些对话?我们应该进行怎样的对话?


埃尔斯纳:首先我们必须努力跨越所属文化和自身狭窄的领域来彼此交谈。第二,也是最难的一点,中国、印度、波斯和阿拉伯等欧洲以外的古文明继承者,需要对自身视觉和物质文化的核心概念建立起历史性的理解,使得它们能与欧洲的概念并置,开展一场更具活力的对话。我认为我在北京OCAT的讲座(尤其是讨论),以及研讨会,已经初步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当然,我并不想去给这种对话制定形式,因为有多少人愿意参与对话,可能就会有多少种形式。


《遗址与图像》展览现场


吴亚楠:延续我的上一个问题,什么是开展比较研究的稳固基础呢?二元比较很容易让我们走入死胡同,所以您提议发展一些拥有细微差别的圈子,并且使其相互交叉。实际上,这让我想起了古代地中海地区研究界的目前状况,我们很容易从中找到联合学科的研究。例如,通过运用物质文化,将它们放到“移动性”和“网络”的社会学理论中,这些研究覆盖且交叉了整个古代地中海世界不同的文化圈,有时甚至触及了远东世界的边缘。


如果这种情况变得普遍,我们通过找到一些坚实的内在联系(类似亚历山大港,提洛岛自由港的都会城市等),将不同的圈子交叉在一起,那么我们是否还需要比较研究?或者说我们仍需要将这种研究称为比较法么?因为,一定有一些线索将其联系在一起,这样,同时研究它们就是一种相对“自然”、合乎逻辑的行为,而非有意识的/刻意的并置,就像目前的古地中海世界研究,我们可以称之为“移动性和网状研究”。


埃尔斯纳:我是三元而非二元比较的信徒,只因为它能令一切更复杂,避免了将两者轻而易举地对立比较的可能性(这种方法往往在二者中挑出一个陪衬,从而突出另一个更好)。我通常对太多理论很是存疑,比如社会学、符号学或是其他任何理论,因为理论本身都是在根深蒂固和复杂的哲学假定中建立,几乎所有理论都是高度欧洲中心主义的,与此同时又远离物本身从一个非常形式和基础的比较层面进行分析所能形成的实证论述。到了那一阶段,我们自然能用各种方式运用各种理论。

《遗址与图像》展览现场


吴亚楠:能否向我们介绍一下您的研究项目“信仰的帝国”(Empires of Faith)?它确实是一个庞大项目,您和同事如何在这些迥然不同的宗教传统和图像之间深入研究它们之间的联系?


埃尔斯纳:“信仰的帝国”是一个过于庞大的项目,很难靠几个人顺利完成。即使有超过八个学者参与,我们的项目也很难覆盖整个欧亚大陆——到印度北部就截止了,而不是继续向东延伸到中国甚至日本,尽管丝绸之路当初都延伸到了长安!某种程度上,这关乎实际的管理问题——需要找到合适的人;然而在西方很难找到很多研究东南亚、中亚或东亚的高水准的年轻学者专家,研究地中海地区的就多一些。但是我们尝试着寻找公元第一个千禧年时欧亚大陆上视觉文化和宗教认同之间的内在联系,那段时间里,二者都被重新编撰。

“想象神性”展览现场

Imagining the Divine: Art and the Rise of World Religions

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

2017年10月至2018年2月


我们做了很多新的尝试,采用了集体写作的形式、集体和批判的对话形式,对旧的史学研究方法进行分析(这也是当代学科所建立的基础),并对物进行了突出强调——这种方式类似于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近期的展览“想象神性”(Imagining the Divine)。我们的对话基于团队成员的不同背景,大家来自欧洲大陆、东欧、英国,突尼斯阿拉伯人,还有一位俄罗斯人:在学术传统和学术兴趣上,我们大大利用了大家的不同背景,对身份认同问题进行追问,这不仅和过去的宗教有关,而且也和现在的文化有关。这个项目让我倍感振奋,我希望每个参与其中的人也都如此。


吴亚楠:能否和我们分享一下将这个大型研究项目变成公共展览的体验?


埃尔斯纳:这个展览迫使我们聚焦。即使有200件作品,也只能讲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因而必须将与学术研究有关的复杂问题加以提炼,回到根本。

毗显奴化筏罗诃(意为雄猪)

9-10世纪

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藏品


“信仰的帝国”讲述的是宗教身份的视觉形态。这本身就有点争议性,因为大部分西方人主要将宗教看作是经文圣典、信仰信条,而非物质文化和艺术品。而正是物质文化和艺术品,借助于物和场所,塑造了人们如何思考他们信仰的神、以及他们与神的关系。在我们的项目里,教堂、寺庙、犹太教堂、清真寺、雕像还有其他的图像,是宗教的宣言也是文件记录。此外,我们要说的是宗教并非固定的实体,它会与其他宗教和相关的宗教图像彼此对话、相遇、对质、形成差异;视觉文化也并非以某种纯粹和本质的形式出现,而是在宗教所扎根的环境中形成。这是展览的两个重要部分,对大众(尤其是世俗大众)而言这已经是比较复杂的命题了,他们几乎不懂或甚少体验关于艺术史或者宗教的话题。以一个相对简单的方式涉猎世界五大宗教(佛教、印度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基督教)去讲述故事,本身就是一个挑战。


非常幸运,英国很多博物馆对我们予以鼎力支持,使我们能够借用大量艺术品。其中包括大英博物馆、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牛津大学图书馆、大英博物馆,苏格兰国家博物馆,以及很多大学和教堂图书馆,当然还有阿什莫林博物馆和众多的私人藏家。

“想象神性”展览幕后团队

2017年


后记


出于我个人的印象,在这新的比较主义中,我们反思了如此多根基性的问题,从欧洲中心主义到理论的角色,这毫无疑问地展开了一种新的视野,促使着我们从根本上去寻求一些新的东西,那么我们是否有必要就此继续反思得更多呢?


因为,不管是“实物”(object)、还是“形式”、抑或“物质文化”,这些学术词语本身就和现在所看到的反思息息相关,也很难说它们是“中性的词语(工具)”?更进一步,这种反思所带来的是一种正在进行中的实践,那么我想我们很难忽略它的可行方式问题,这不只是说三方比较最好取代两方比较,鼓励更多不同领域、时期与专业的学者来共同就某一主题对话,而是说我们如何保证这些——既出于学术本身的严谨性,也出于我们无法回避的学科建制间,甚至是学科内部中存在的“壁垒”问题。所以,我想询问的“坚实根基”意指两方面:一方面,当然是“历史性的”或说“历史主义的”,毕竟目前涉及进讨论的学科——艺术史(不管是History of Art ,还是Art History)与考古——都无法回避这个维度;另一方面,则必须在“协作”的层面上来追问如何。

《遗址与图像》展览现场


还是回到“移动性”与“网络”研究中的古地中海世界这一例子好了,(我之所以选取这个我相对更熟悉的、也是当下流行的“领域”,不是为了拿来和比较主义进行“比较”,而是为了将其当做一面镜子来避免架空式的反思——比较中是否至少有一方是提出比较者熟悉的?我们真能比较完全不熟悉的任意一方吗?),这两个词语作为学术词汇当然是源自现代社会学理论——这赋予了它们无法被剥除的欧洲中心主义标签——但在实践的层面,它们(在大多数时候)仅指物或人的在迁移过程中所构建出的彼此联系,也就是说,和形式分析一样(“形式”一词也与欧洲中心主义的美学脱不开干系,并且让“视觉”扮演了一个异常重要的中心角色),其首先是一种(非视觉中心式的)用来引导观察、分析现有材料的措施(precaution),并且在这之中,近乎天然地需要一种联合学科协作——因为研究材料往往囊括范围极广,如实物、文献(纸本与铭文)、矿产与人和动物的遗骸等——来做出多方比较。发生联系的各方往往涉及不同身份、民族、地域与文化,并且不都是出于殖民与征战,也包括(个体或群体的)迁徙、贸易与旅行,等等。


在这种研究之中,有几点我都觉得非常有趣地契合了比较主义讨论的核心:首先,是“去中心主义”,虽然地中海世界无法去除欧洲中心主义这么根本性的问题,但在一定程度上,它成功地让学者们(再一次)开始重审和避免“希腊中心主义”,甚至是“希腊-罗马中心主义”;其次,是尝试建立“平等”,以往因为上述提及的中心主义而被忽视的“边缘地带”——如亚得里亚海、黑海、北非与小亚细亚以东等地区、文化——得到了大量的研究与关注,甚至成为了“热点”;再次,是“观念”,一系列研究所带来的成果几乎颠覆了,或者说复杂化了古代世界是割裂的(在“边境”的意义上)、中心-边缘附属式的、及建立在(军事、政治)扩张上的交流关系等传统看法。因为,作为行为主体的(普通)人,当然还有伴随着他们的物,其在日常生活中的流动性是远超我们的想象的,而古代世界在绝大多数时间内——除特定历史事件标志的短暂时期外——正是由这些普通人所组成的;最后,是“对话”,如果古代大众以如此超乎了我们的想象的方式做出了交流,那么不论是为了追索、还是还原这种交流,都必须促使来自不同领域、学科与国家的学者也做出超出现状的交流,因为没有哪方能够单独掌握、处理如此庞杂的“材料”与“情境”,他们需要建立在彼此借鉴的基础上来展开协作。

《遗址与图像》展览现场


我无法否认,这依然是一个相对来说小的区域与领域研究案例,既无法、也不应被放大到全球这个尺度。但,正如巫鸿老师在第三次讲座的评议环节中所说,“我们也需要反思我们自己的中心主义”,那么,就我们自身来说这种反思最好的方式是“中-西(中-X)”直接比较吗?我持怀疑态度。或者说,难道历史上我们没有我们所属的“地中海世界”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或许,许多坚实的跨地域、领域与文化的“相互联系”就隐藏在“各种中心主义”之中,它们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缺失。我想,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才需要每个文化从自身内部去建立自己的“圈”吧(并且,它一定不能再是“中心主义式”的)。我理解的比较主义是一种建立在自我审视基础上的对话,并且这种审视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是对自身历史的审视;另一方面,是站在当下学者对自身要书写的历史的审视。毕竟,“历史主义”是同处于时间中“古-今”两个彼端的词语,这也是一种无法忽视的比较?


采访、撰文 | 吴亚楠、钱文逸

译 | 王丹华


*如无特别标注,正文图片均来自“遗址与图像:牛津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两个研究计划”展览现场,OCAT研究中心,北京,2017年。致谢北京OCAT研究中心。


遗址与图像:牛津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两个研究计划

Sites and Images: Two Research Projects of Oxford University and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地点:OCAT研究中心,北京

时间:2017年9月16日至2017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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