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艺术世界杂志
丹·格雷厄姆，Ken Adlard|摄，© Dan Graham; Courtesy Lisson Gallery
志超|采访整理
ArtWorld：半建筑这一点在你的作品当中很有意思。站远了看作品是空间中的一个建筑景观；走进去又成了一种空间体验。
丹·格雷厄姆：我对建筑的兴趣并非在外部观察它的构造，而是走进内部体验——身体在建筑中移动，以及在建筑内部的个体体验。在建筑以及我的创作中，声音有时候是极为重要的。这也是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作品最吸引我的地方。在我最开始创作馆的时候，我想的是把城市街头的亭子（如电话亭、公交站，都使用到了玻璃）和临时的世博馆（如密斯·凡德罗[Mies van der Rohe]设计的巴塞罗那馆）结合在一起。在近期的创作中，我把欧洲传统中迷宫般的树篱小道与双向镜面玻璃结合在一起。人们通常用树篱把自家的住所和公共的街道隔离开来，双向镜面玻璃则通常用于高耸的公司大楼。站远了看，树篱是一团一团、密不透风的；但走近就又会发现透过缝隙可以看得一清二楚。而由于太阳照射的位置始终在变化，双向镜面玻璃就要么是反射性的，要么是透明状的，但这种变化始终都会受到云层的影响。同时，我还参照了十七、十八世纪欧洲迷宫对树篱的使用。在我发表于1966年的名为《美国家园》（Homes for America）的文章中，我在开篇处就指出，对我来说，郊区的城市规划要比画廊或美术馆的白盒子重要得多。现代主义的建筑师们也关注城市的园林绿化。早期要追溯到斯海恩德尔（Schijndel），密斯·凡德罗的巴塞罗那馆最初的景观设计也是要用树篱把四周围起来。
丹·格雷厄姆，《无题》（Dan Graham, Untitled），双向镜面玻璃、铝、纤维素、中密度纤维板，107cm x 107cm x 约71（高）cm ，2011“丹·格雷厄姆：精选辑”，红砖美术馆，2017 红砖美术馆|图片提供
展览现场图，“丹·格雷厄姆：精选辑”，红砖美术馆，2017 红砖美术馆|图片提供
ArtWorld：说到景观建筑，你用玻璃墙替代了白墙。鉴于美术馆／画廊都是用白墙构建起来的封闭空间，这种替代是否也是提供美术馆空间的替代方案呢？
丹·格雷厄姆：我为1976年的威尼斯双年展创作的《公共空间／两个观众》（Public Space/Two Audiences）可以说是我投身馆系列创作的开始。在这件作品中，我搭建了一个矩形空间。一块厚玻璃又将其分成两间正方形屋子。其中一间的尽头处是一面镜子，另外一间的尽头处是一堵白墙。在有镜子的那间屋子里，当你望向其他人的时候，会看到一幅叠加的图像——首先是厚玻璃上的自己，然后是镜子里的自己。在另外那间屋子里，你要是望向镜子的话，会看到其他人同时也在看你。你可以在两间屋子里走来走去，体验不同的情境。我当时想的是，在威尼斯双年展上，每个国家都会让自己国家最好的艺术家代表本国去参加展览——作为一种展示。在极简主义艺术中，艺术是一件物品。然而，我感兴趣的是主体间的关系——一边是从外部看作品的观众，一边是从内部看作品的观众。我的创作类似于乔治·修拉（Georges Seurat）的创作，特别是他的作品《拉·格拉德·加特岛》（La Grande Jatte，艺术家说的应该是《大碗岛的星期天下午》这件作品。但根据后文，他在这里指的应该是修拉的《马戏团》，而非《大碗岛的星期天下午》）。在那件作品中，人们看马戏的同时也在凝视着彼此的凝视。我最早对凝视这个概念产生兴趣是在读了萨特的《存在与虚无》（Being and Nothingness）之后。我觉得，拉康关于幼儿自我意识形成的理论——即开始凝视，幷回应他人的凝视——或许就是受到了萨特的启发。我的创作并不仅仅是关注人们对镜子自恋式的使用，而是探讨现代城市的橱窗是如何把观众置入消费主义的情境关系当中去的。
丹·格雷厄姆，《表演者/观众/镜子》（Dan Graham, Performer/Audience/Mirror），单频道有声黑白录像，1975© Dan Graham; Courtesy Lisson Gallery
丹·格雷厄姆，《表演者/观众/镜子》（Dan Graham, Performer/Audience/Mirror），第二次在PS1表演现场，1977 © Dan Graham; Courtesy Lisson Gallery
ArtWorld：这种看与被看在我们当下的监控社会中到处都是。福柯称之为“敞视主义”，我们脆弱不安的生存境况的一个面向。你的作品也贴切地表现了这一境况：人们对自己正在被看毫无意识，随着技术的发展，监控也越不易被察觉。
丹·格雷厄姆：像密斯这样的包豪斯建筑师认为，使用玻璃会使得办公楼成为透明的，里面的工作情景在外面也能看得一清二楚。七十年代早期的生态危机之后，这些玻璃办公大楼开始给楼体装上双向玻璃（也就是所谓的单面镜）。楼体会反射阳光，从而降低空调的使用率，保证办公楼一方面耗资不高，一方面对生态友好。楼体可以反射天空，或者说“自然”；或许，这只是公司为了塑造公众形象，为彰显公司文化所承担的社会责任而找的借口。在晴朗的日子里，办公大楼的反光玻璃因此就成了反射天空景象的单面镜，供楼外的人欣赏。楼里的工作者可以看到外部的情况，但是楼外的人却看不到楼里的人。我在馆的创作中使用了双向玻璃镜，受光线变化的影响，既是反射性的也是透明状的，在白天的时候随着云朵的变化而变化。我可以用“敞视主义”一词来形容我的创作——尽管我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并不透彻，但我希望我的作品是异托邦的，在公司大楼以外的空间里提供身心愉悦的情境。人们可以在午饭时靠在玻璃墙上或是坐在长椅上。我觉得，我的作品可以放在公司大楼旁的公园里。公园里通常都有长椅，无家可归的人和老年人可以坐下来读读报纸，或者是看着自己的孙辈们玩游戏。用我近期在萨格勒布（Zagreb）做的展览的展览名来说，我想要创作“一家老小都喜欢的作品”（Works that are Fun for the Family）。
丹·格雷厄姆，《圆柱形双向镜不锈钢穿孔》（2-Way Mirror Cylinder Bisected by Perforated Stainless Steel），不锈钢、穿孔钢、双向镜，230cm，直径520cm， 2011-2012“丹·格雷厄姆：精选辑”，红砖美术馆，2017 红砖美术馆|图片提供
丹·格雷厄姆，《户外视频投影》（Dan Graham, Video Projection Outside Home），建筑模型、着色木材和塑料，22.9cm x50.8cm x77.2cm，1978 © Dan Graham; Courtesy Lisson Gallery
ArtWorld：关于你作品中的玻璃，我感兴趣的还有它们的生产制造。鉴于它们都是曲面的，是否有一家你长期合作的工厂？这些玻璃是现场制作还是制作好之后运送到展览地？
丹·格雷厄姆：我在我公寓的屋顶通过我制作的小塑料模型来观察光线照射效果的变化。我会画一些草图，然后把草图寄给我的两位建筑师，他们会把我的草图做成更为精确的建筑图纸。然后，我会和其中一位建筑师到现场，与工人一起布展，研究作品摆放的具体位置，与空间环境的具体关系。如果作品是为客户的居所特制的，那就既要了解藏家的信息，同时也要了解他的特定需求。客人能够在藏家的客厅看到作品本身这一点通常很重要。如果作品是放在室外的话，我也不希望占用小朋友在草坪上玩耍的区域，或是主人邀请朋友来家里聚会的区域。
我现在经常使用巴洛克式的曲面双向镜面玻璃，或许是想要对抗极简艺术中的直角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单点透视。我还在创作中实验了一些变形的巴洛克式曲面玻璃。我想要通过曲面双向玻璃360度呈现观众的身体和周遭的天空环境。最近，我把双向玻璃和穿孔钢结合在一起。这是受一些前卫日本建筑师的影响，但现在几乎所有建筑师都只是把穿孔钢作为装饰品。我的作品通过使用曲面双向玻璃和穿孔钢，制造出层层叠叠的花纹，提供一种奇特的体验。
我在德国的建筑师和斯图加特（Stuttgart）的一家工厂合作，安特卫普的建筑师和当地的一家玻璃生产制造商合作。在创作中，我还有一点特别注意的，就是框架上都要涂上不锈钢材料，从而在户外也能经受风吹日晒。此外，所有的边边角角都是曲面的，以防小朋友不小心磕碰受伤。
丹·格雷厄姆，《在家庭餐厅前的恐龙话题玩耍的孩子，伦敦市郊》（Dan Graham, Kids Using Dinosaur Slide in Front of ‘Family Restaurant），汽巴克罗姆相纸，113.5cm x 160.5cm，1984© Dan Graham; Courtesy Lisson Gallery
丹·格雷厄姆，《孩子们在游乐场上玩耍》（Dan Graham, Kids Playing in Playground in Front...），汽巴克罗姆相纸，130.5cm x 160.5cm，1984© Dan Graham; Courtesy Lisson Gallery
丹·格雷厄姆，上：《开发中的住宅，泽西城，新泽西，1966》（Dan Graham, Serial Row of Housing in Development , Jersey City, N.J ）下：《新斯塔滕岛上的人，纽约计划，1967》（Dan Graham, People in New Staten - Island, N.Y. Project），板上装裱照片，26.5cm x32cm，1966-1967© Dan Graham; Courtesy Lisson Gallery
ArtWorld：在你的作品中，体验随着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不断变化。这也是自然科学以及科幻小说、电影长期探讨的一个领域。作为你创作实践关注的议题之一，有没有什么著作、小说、电影，或是物理学家、作家、导演是你认为很好的，或者给过你启发的？
丹·格雷厄姆：身处七十年代的艺术圈，我对时间的过程更感兴趣。布鲁斯·瑙曼（Bruce Nauman）的创作和迈克尔·斯诺（Michael Snow）的影像就反思了这一问题。同时，斯蒂夫·莱奇（Steve Reich）和拉蒙特·杨（La Monte Young）的音乐也深深地影响了我。我的创作因此更多以时间为出发点。我意识到，我的创作可以和一些很好的建筑一样，当你在内部走动起来，会看到作品本身的变化。正如文丘里（Venturi）这样的建筑师的建筑一样，我的创作也是高度场域特定的，和景观及不断更易的天空条件有很大的关系。
六十年代的时候，一些一知半解的物理概念影响了我和身边其他做艺术的朋友（维尔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的“不确定性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要比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更吸引我）。在青少年时期及早期创作的时候，我受到了科幻小说家菲利普·K. 迪克（Philipp K. Dick）和布莱恩·奥尔迪斯（Brian Aldiss）的影响。奥尔迪斯的著作《前寒武纪》（Cryptozoic）就是讨论时间倒回的问题。电影的话，戈达尔的《我略知她一二》（One or Two Things I Know About Her）影响了我。通过布鲁斯·瑙曼的作品，我了解到了在影像中放慢时间的可能性。在观念上，我受到了电视节目的影像。我早期的一篇重要文章就是探讨“迪恩·马丁秀”（Dean Martin Show）。还有一个重要的影响源于我父母收藏的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的一套书籍。现在，人们通常会误读我的创作，认为我的作品具有社会学的批判。事实并非如此，要说是的话，这种批判也是建立在一种对家庭体验关系的理解上。我认为像卡塞尔文献展这样的大展上展出的作品通常就既有娱乐性，又有教育性。
丹·格雷厄姆，《摇滚我的信仰》（Dan Graham, Rock My Religion），单频道有声黑白和彩色录像， 55分27秒，1983-1984© Dan Graham; Courtesy Lisson Gallery
丹·格雷厄姆，《宽松/放松》（Dan Graham, Lax/ Relax），录像/VHS彩色录像数字化翻录，1969-1995© Dan Graham; Courtesy Lisson Galle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