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forgetart

鲍里斯·格罗伊斯 | Boris Groys

翻译：虔凡

     在现代时期，我们习惯性地认为，人是受其社会环境决定的，就像信息网络中的结点，或依环境生存的生命体。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已经知道自己的存在有赖于这个地球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政治的、经济的、生态的。但地球也并非宇宙中的孤岛，它的存在有赖于宇宙空间的进程——暗物质、波和粒子、恒星的爆炸，以及星系的崩塌。所以人类的命运也同样取决于宇宙进程，因为所有这些宇宙中的波和粒子都会穿过人体。而地球在宇宙整体中的位置也决定了存活于地表上的生命体的生存条件。

人类对宇宙中不可驾驭的未知事件的依赖，正是现代焦虑感的来源。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宇宙的焦虑：身为宇宙的一部分，却又无力控制它的焦虑。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代大众文化里总少不了来自未知宇宙的小行星撞击地球的假想。不过，这种焦虑也可以表现为更微妙的形式，例如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有关“被诅咒的部分(accursed share)”[1]的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太阳传输给地球的能量总是大于地球及地表生命所能吸收的能量。即便太阳能被我们尽力用于促进生产、改善民生，但仍有盈余。这部分剩余能量必然具有破坏性——其消耗只能诉诸于暴力和战争，或者至少浪费到狂欢节和性放纵等危险性相对较小的活动上。从这种意义来说，人类的文化与政治也同样受到宇宙能量的影响——永远在有序与无序之间来回切换。

按照尼采的描述，在我们生活的物质世界中，代表宇宙秩序的太阳神阿波罗与代表混沌的酒神狄奥尼索斯之间进行着永恒的斗争，而人类只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但是，即使这场斗争在尼采看来是永不休止的，即使宇宙在经历了混沌之后总会再度复原，对于被宇宙焦虑感所笼罩着的人类而言，这一尼采式愿景只能给他们提供一种微弱的告慰。确实，宇宙秩序的周而复始并不能确保人类这一物种的复权，人类在其中毕竟只是沧海一粟。因此，针对宇宙秩序与混沌之间的斗争，只有两种反应方式可行：狂喜于混沌，或者试图控制宇宙以确保它能够战胜混沌。

两种方式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俄国思想家、诗人和艺术家的作品里都能看到。在那场让整个国家陷入彻底混乱的大革命前夜，许多作家和艺术家都呼唤着混乱的到来——其中最有名的是神话歌剧《太阳的征服》(Victoryover the Sun)，该剧的创作团队囊括了当时俄国前卫艺术运动的主要干将：卡济米尔·马列维奇(KazimirMalevich)、韦利米尔·赫列布尼克夫(VelimirKhlebnikov)、阿列克谢·克鲁乔内赫(AlekseiKruchenykh)和米哈伊尔·马秋申(MikhailMatyushin)[2]。这出剧目歌颂了太阳的熄灭，以及宇宙向无序的沦陷，以黑色方块作为象征，这也是担任舞台布景设计的马列维奇首次画出他的黑色正方形。

所谓的俄罗斯宇宙主义者们对尼采式激进无神论的反应，跟马克思对法国启蒙运动或费尔巴哈无神论的反应相比，两者虽不相同，但在许多方面又有类似[3]。传统无神论驳斥基督教，认为它对拯救世人，甚至是人类的永存做了虚假承诺。人被说服要接受自身的局限、死亡、以及面对命运的无能为力。马克思也是一位无神论者，但他并不想拒斥基督教的承诺。相反，他想通过共产主义社会的方式来实现这一承诺，将地上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是依赖神圣的恩典。此处，基督教的承诺被重新阐释，变成共产主义宇宙秩序对资本主义混沌的全面胜利，而该承诺将通过世俗政治和技术手段得以实现。

马克思主义从神圣恩典到世俗技术的这一重点转移在俄国宇宙主义者们手里得到了继承并进一步激化。然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与宇宙主义之间还有一处本质区别。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提出有关永生不朽的问题：共产主义“在地上的天堂”应当通过革命性的抗争和创造性的劳动来协同达成，其目标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这就将人类的幸福建构在了“人类自然属性”的框架之内，其中不可避免地包括了“自然死亡”。从这个意义来说，经典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的构想也可以被纳入福柯所描述的“生命政治权力(biopoliticalpower)”框架之内。

诚如福柯所说，现代国家的职能主要是一种“生命权力(biopower)”，其理据在于确保人类这一物种的繁衍。当然，个体的存亡仍然没有保障。任何个体的“自然”死亡对于国家而言都是一个被动接受的、无法避免的事件，因而被视为只与该个体相关的私人事件。所以，个体的死亡成为现代生命权力不可逾越的界限所在。现代国家也接受了这种界限，它尊重自然死亡，并将其视作私人领域的一部分。而且，就连福柯本人都没有把该界限当成一个问题提出来。

然而，如果这种生命权力要对其所宣称的权力采取更激进的立场，不仅对集体性的死亡宣战，还要将其征服对象扩大到个体的“自然的”死亡，把彻底消除个体死亡作为其终极目标的话，情况又会如何呢？诚然，这种诉求听上去很乌托邦，事实上也确实如此。但是，正是这一诉求在十月革命前后成为许多俄国作家的思考对象。这种对强化生命权力的激进诉求为苏维埃政权的正当化做出了重要贡献。生命政治乌托邦在俄国知识界和艺术界中起到的调解作用远远大于单纯的马克思主义，尤其因为这些乌托邦理念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不同，它们有着俄国血统，其源头具体来说即尼古拉·费奥多罗夫（Nikolai Fedorov）的作品。

费奥多罗夫在19世纪末提出的“共同事业的哲学”在他有生之年可能只引起了极少的公众关注，但吸引了若干显赫的读者，例如列夫·托尔斯泰（LevTolstoi）、费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FedorDostoevskii）和弗拉基米尔·索罗沃夫（Vladimir Solov’ev），他们都深受费奥多罗夫著述[4]的影响。这位哲学家1903年去世之后，关注他作品的人越来越多，但依然仅限于俄国国内的读者。所谓“共同事业”的计划，简言之，就是要创造各种技术、社会和政治条件，使所有曾经降生到地球上的人都能通过技术和人为手段复活。按照费奥多罗夫的理解，这项计划相当于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基督教承诺的复活与永生。确实，费奥多罗夫不再相信独立于肉体之外的灵魂能永恒不朽。在他看来，肉体的、物质的存在是唯一可能的存在形式。而费奥多罗夫对技术的信任也同样不可动摇：既然所有事物都是物质的、物理性的，那么就都可以被技术操控。然而最重要的是，费奥多罗夫坚信社会组织架构的力量：从这个意义来说，他是一位彻头彻尾的社会主义者。对于新兴“生命权力”所作的承诺，费奥多罗夫态度非常严肃——国家承诺要关注人类生命本身，他便要求国家权力对该承诺追求到底，并最终将其兑现。

从根本上讲，费奥多罗夫是在对19世纪不同社会主义理论的内在矛盾作出回应，这些理论自称是进步的理论。而进步的意思是，为了后人能享受社会主义公正，我们必须犬儒地接受一种骇人听闻的历史不公正，即：将所有前人从社会主义乌托邦中排除出去。社会主义因此变成一种剥削，为了有利于活着的人而剥削死去的人——并且，为了有利于以后活着的人而剥削现在活着的人。但是，除了历史进步之外，有没有可能从其他角度来理解技术呢？

费奥多罗夫相信这样一种指向过去的技术是可能的——而且，事实上，这种技术已然存在。那就是艺术的技术，尤其是艺术博物馆的技术。博物馆并不会遗弃旧物，因此，博物馆在本质上与进步格格不入。进步就是要用新事物来取代旧事物。而博物馆正好相反，它是一台保存的机器，目标是要让事物持久，不朽。既然每一个人都是无数肉体中的一具肉体，是所有事物中的一个事物，那么人类也可以得到博物馆里不朽的祝福。在这里，基督教有关灵魂的不朽被博物馆里物的或者说是肉体的不朽所取代。而神圣的恩典则被策展决定以及博物馆的维护技术所取代。

据费奥多罗夫所言，艺术使用技术是为了维护活着的事物。在艺术中没有进步。艺术也不期待未来某个更美好社会的到来——艺术使此时此地永恒不朽。人类可以被视作现成品——也就是潜在的艺术品。所有活着的人以及曾经活过的人，都必须像艺术品那样死而复生，并保存到博物馆里。技术从整体上必须成为艺术的技术。而国家必须成为一座囊括所有人口的博物馆。正如博物馆的管理不仅要对其藏品的总体负责，还要保证每一件艺术作品完好无缺，确保单件艺术品在面临老化威胁时能及时得到保养和修复，国家也应该对每个个体的复活和永生负责。国家不能再允许个体以私人的方式死去，也不能再任由死者在坟墓中安息。死亡的限制必须由国家来克服。生命权力必须覆盖全体。

这种全体性的达成需要将艺术等同于政治，生命等同于技术，国家等同于博物馆。跨越生活与艺术之间的界线并不意味着把艺术引入生活，而是意味着将生活彻底博物馆化——生命可以也应当获得在博物馆中永生不朽的特权。通过对生存空间与博物馆空间的统一联合，这种生命权力便可无限扩张：它成为永恒生命的一种组织技术。当然，这样一种总体性的生命权力不可能还是“民主的”：没人会指望博物馆里的艺术品们民主选举出照顾它们的策展人。一旦人类变得彻底现代——也就是说，一旦他们被理解为无数肉体中的一具，无数物品中的一件之时——他们就必须接受国家组织的技术以相应的方式对待他们。但是，这种接受有一个重要的前提：这种新式政权的直接目标必须是，在此时此地让所有人获得永生。只有到那时，国家才不再是福柯笔下那种局部的、受限制的生命权力，而变成一种总体的生命权力。

鲍里斯·格罗伊斯（Boris Groys） 1947年出生于东柏林。他是卡尔斯鲁厄艺术与媒介中心美学、艺术史和媒介理论教授，也是纽约大学全球特聘教授。他著述宏富，其中包括《斯大林主义的总体艺术》《伊利亚·卡巴科夫：从自己的公寓飞向太空的人》《艺术权力》《共产主义的后记》《走向公众》，以及近作《论“新”》。

原版来自e-flux journal 第65期 www.e-flux.com/journal

[1]乔治·巴塔耶，《被诅咒的部分：对普遍经济的论述》(AccursedShare: An Essay on General Economy)，卷一。（纽约：Zone Books出版，1988年）

[2]《太阳的征服》，帕特里夏·雷林（PatriciaRailing）编辑，业夫根尼·斯坦纳（EvgenySteiner）翻译，共两卷。（伦敦：ArtistsBookworks出版，2009年）

[3]乔治·M·扬，《俄罗斯宇宙主义者们：尼古拉·费奥多罗夫及其追随者神秘的未来主义》(TheRussian Cosmists: The Esoteric Futurism of Nikolai Fedorov and His Followers)。（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年）

[4]尼古拉·费奥多罗夫，《人为何被创造？：共同事业的哲学》(What is Man CreatedFor?: The Philosophy of the Common Task)。（伦敦：Honeyglen Publishing/L’Aged’Homme，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