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典藏Artcoco 文：马玲玲
苏珊・桑塔格，安妮・莱博维茨拍摄
2004年12月28日，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死了。她的生命被停止于一组相片之上，在那里她安详地躺于棺材架上，有别于任何曾经睿智、先锋、孤独、乖僻、贪婪、狡猾、用情不专的苏珊・桑塔格。那一刻，她身上致命的吸引力终被平静取代。一个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就这样卸下帷幕，与西蒙・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等人共同萎缩为伟大。
在这组被染成绿色的相片背后，除了我们熟知的苏珊・桑塔格，还有着另一个显耀的名字，安妮・莱博维茨（Annie Leibovitz）。作为苏珊・桑塔格的长期记录者、最亲密的朋友，莱博维茨有着更为知名的身份，那便是“摄影师中的左拉”“至今仍在进行拍摄工作的唯一的最具有影响力的摄影师”，以及《滚石》《名利场》等杂志的御用摄影师。为了得到一张莱博维茨独具个人风格的肖像照，皇室名流、整个好莱坞的明星都愿意等待并任其摆弄。在我们可以看见的世界，似乎，没有人会抗拒莱博维茨所营造的那种永恒的文学性描述。
相遇：我等之辈
“女性的事业是正义的问题。”苏珊・桑塔格如此，莱博维茨如是。有赖于坚定的事业心，诸多前卫而勇敢的人才能够努力开拓进取，以争取自由和独立、完整的人格而不被世俗与成规禁锢。
苏珊・桑塔格在家中，安妮・莱博维茨拍摄
对于莱博维茨来说，她的事业进入《滚石》之前早已开始。童年的莱博维茨随着家庭不停地迁徙，“我们等于在车上生活，”母亲玛丽琳简短总结过这种生活。车窗的取景器功能与生活的流动、多样，让莱博维茨拥有了敏锐的天然镜头感和捕捉力。在越南战争期间，父亲驻扎的菲律宾军营已经成为了她记录与拍摄的对象。成年之后的莱博维茨，凭借成长期间不停地迁徙所训练出的集体融入力快速成长，并在随后《滚石》杂志的拍摄工作中一鸣惊人。无论是滚石乐队、约翰・列侬、小野洋子，还是其他那个时代的摇滚巨星们都因为拍摄而与莱博维茨成为了终身的朋友。甚至约翰・列侬在被刺杀的4个小时前，还在与小野洋子一起接受莱博维茨的拍摄。
在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安妮・莱博维茨俨然成为了“摇滚界头号摄影师”。但为此，莱博维茨也付出了代价。美国摇滚黄金时代的通病——毒瘾，在莱博维茨那里越发严重。毒瘾、拖延症、终日不见踪影、被编辑们称作“我这辈子见过的最高大的不靠谱的专业人士”的女摄影师莱博维茨，让整个编辑部颇为头疼，也颇为担心。在家人、同事的帮助下，莱博维茨戒了毒，连哄带骗被送去了与毒品、嬉皮、摇滚文化隔离的《名利场》杂志工作。
被放置于装满牛奶的浴缸中的乌比-戈德堡纯，安妮・莱博维茨拍摄
“我去《名利场》的时候，他们对我说，我们要你做《名利场》的爱德华・艾肯，代表文学的伟大传统，并没有打算成为大众主流，但最后变得完全‘夸张炫耀’。”虽然如此，莱博维茨依旧是佳作频出。在她的镜头下，迈克尔・杰克逊一袭白衣孤独定格、怀孕的裸体黛米・摩尔重新定义了女性的存世状态，而黑人影星乌比戈德堡被安妮放置在象征世俗的白色牛奶浴缸之中……在莱博维茨手里，那些混迹名利场、整日变幻伪装的人们忽而卸下了装饰变成了“自己”，坦率如斯。
事业给予了莱博维茨名气、财富、朋友，也为她带来了苏珊・桑塔格。
莱昂纳尔多・迪卡普里奥，安妮・莱博维茨拍摄
在1989年，成名已久的桑塔格需要为自己的新书《疾病的隐喻》拍摄封面，而出版商为她找来了莱博维茨。55岁的桑塔格和39岁的莱博维茨的人生就此相交。
“我做了准备，读了她的书《恩主》。你们知道，我不爱读书。但这仍不妨碍我感知到这本书的不可思议。那些迸发的词句、观点，让我觉得她是个活在自己想法中的人。”莱博维茨如是说。
在之后的拍摄中，对人颇为敏感的莱博维茨感知到一种陌生却又相似的魅力。这种魅力或许可以借由桑塔格众多书籍中的一个名字，称之为“我等之辈”。高大、自由、不施粉黛的桑塔格，与紧绷、尖锐的桑塔格表面上差异颇大，但她们本质上都是相似的，皆是不安分的同道中人。独特，不从众，拒绝平庸。逆着中规中矩的人生而上，反抗的因子是她们区隔“我及其他”的天然标准。桑塔格身上闪耀着某种强力，那种重估一切的革命性姿态，让所有的一切都围绕着她展开。而莱博维茨亦不是温和的善茬，她从不为了照片的质量妥协，哪怕染上毒瘾，被讽“拿着相机的芭芭拉・史翠珊”、花钱如流水、行将破产等等。
秉性相似、性格相投的两人，一起参加聚会，一起在夜总会跳舞，毗邻而居并共用一个储藏室。
相处：反对阐释
她们不但一起共同讨论摄影，剖析、观看莱博维茨的作品，还合著了《女人》一书。桑塔格和她的公寓，成了莱博维茨思索自己摄影的图书馆。摄影的题材、摄影下内涵的观看意图，都开始进入非技术层面的精神探索。
桑塔格有时如同老师般为莱博维茨提供着自己的建议，但更多的，是如同要求自己般的要求莱博维茨，以催促她更深入地提升自己。“桑塔格对莱博维茨很严格，但莱博维茨还是坚持了下来。”《名利场》的主编格雷登卡特不止一次对公众说道。
萨拉热窝的纪实影像，安妮・莱博维茨拍摄
“桑塔格想要我拍一些严肃的题材。”这是桑塔格对长期拍摄明星、名流的莱博维茨所提出的建议，毕竟，在浮华之外的现实才是接近伟大的途径。她说服莱博维茨，与其共赴萨拉热窝，去卢旺达，去到那些战火纷飞的现场，莱博维茨随之拍摄了大量纪实的作品。对于那一次次的旅行，莱博维茨在她的纪录片中回忆道：“这是战争，一切都变成了赤裸裸的生死问题，一切都很随意，没有什么生与死的节奏，那是一次令人难忘的经历，我的一些作品又回到了过去的视角。”
而对桑塔格而言，莱博维茨的到来，不但让她得到了一个绝佳的观察切片来对自己的摄影理论、阐释来一个近距离复查，更重要的是，莱博维茨也成了自己最为真切的记录者。躺在沙发上的桑塔格、身着睡衣的桑塔格、抱着孩子的桑塔格、与孩子在沙滩玩耍的桑塔格、病危的桑塔格……这些都补充着公众眼中那个被称为“美国公众的良心”的桀骜不驯的女性形象。在莱博维茨的摄影作品之中，桑塔格从神坛走下，得到了真实与人性。
对莱博维茨而言，桑塔格是老师，是同事，是伴侣，是最亲密的朋友。而对桑塔格而言，莱博维茨亦是重要的。莱博维茨是她摄影理论、哲学阐释的另一窥视窗口。她们彼此成就了对方，反对过分确定的关系阐释与答案，她们携手共同接近伟大而不是那种父权式的、像毕加索或罗丹那样的占有、吞并与毁灭。
离别：激进意志的风格
1998年，一场癌症的到来，让认识十年的两人意识到离别的到来。
桑塔格沉疴难起，莱博维茨便放弃了手头的工作，安心照顾桑塔格。三年后，52岁的莱博维茨通过捐赠的精子和人工受孕的方式，诞下了大女儿莎拉。桑塔格时常抱着莎拉出现在莱博维茨的镜头之中，如同抱着自己的儿子戴维一般。在长达六年的疾病之后，桑塔格还是离开了。而在此之后，代孕母亲为莱博维茨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其中的一位叫做苏珊・莱博维茨用以纪念他们的友情。
此后的日子，莱博维茨投入进了拍摄。苏珊・桑塔格曾经进入了她的生活、然后离去了。工作，又是工作，还是工作，她就这样不断找寻真实的慰藉与过渡的支撑。女性的事业，扮演起了慰藉与救世主，依靠激进的意志化作了正义。
莱博维茨常常抱着莎拉，指着照片墙上的桑塔格和自己的父亲说道：“人是要归于尘土的，回到地下，我们又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姥爷就去到了这个地方，回到了土里，回到地下，回到自然世界，成为其他生命的一部分，桑塔格也去了。”
死亡，成了没人能够逃离的终局，但这并不意味着毫无价值的消亡。
阿诺德・施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曾在莱博维茨的传记片《安妮・莱博维茨的浮华视界》中，对着镜头回忆起与莱博维茨一起拍摄的过程。他说：“莱博维茨总是说，一定要记住：寒冷和痛苦都是暂时的，但这个镜头是永恒的。”或许，在莱博维茨看来，她与桑塔格的离别也是短暂的，她们并肩而立的十五年和超越世俗定义的“友谊”却是永恒的。毕竟，存世已艰，何况两个身有反骨、不与世人周旋之人，能在偌大的世界碰到，已算时代给予的意义充盈。在短暂的生死之后，借由熟悉的不安分之趣味，她们或许还会有新的相遇、完成新的永恒，或是在尘土之中，或是重新回到地上。
文｜马玲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