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拉沃热·齐泽克/文

王立秋/译

忒奥多尔·阿多诺曾把本尼德托·克罗齐那个关于“在黑格尔的辩证法里什么死了什么还活着”的傲慢的历史主义问题调了个头。如果黑格尔真的以思想家的身份活着的话，那么，今天我们要提出的问题，就截然相反了：“在黑格尔眼中，今天的我们是怎样一副模样？”对恩斯特·刘别谦来说也如此。问题是：“我们的同时代性在刘别谦的眼中是什么样子的？”刘别谦的现实性也就在于此：在当然地，厌恶地拒绝民粹主义的新法西斯主义的同时，他还会一眼看穿其对手，即政治正确的道德主义的虚伪，洞察到他们的秘密合谋。刘别谦还可能会惊骇地注意到，下流的变态快感，甚至反讽，是如何移动到右派这边的，与此同时，左派则越来越深陷于可悲的、禁欲的、清教式的道德主义。

《大独裁者》

那么，刘别谦会怎样抵抗这一趋势呢？通过喜剧的间接性。但这有用吗？在纳粹的残暴程度为公众所知之后，刘别谦的《你逃我也逃》(To Be or Not to Be, 1942)、和卓别林的《大独裁者》一样，都被批评说通过拿纳粹主义来拍喜剧，而低估了纳粹主义的恐怖。卓别林本人也说，如果他知道集中营的恐怖的话，那么，他是绝不会拍他的电影的。不过，情况要更复杂、更暧昧得多。情况难道不是这样的吗：（因为）在悲剧中，受害者是保有最低限度的尊严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恐怖超过特定界线的时候，用悲剧来描述它，就是对其程度的亵渎式的低估了？

在奥斯维辛（或在古拉格集中营），受害者的人道尊严被剥夺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他们不再能够被认为是悲剧里的主人翁了；相反，在这里，特定模式的喜剧加入了战局。这样，一些关于集中营的最好的电影是喜剧也就不奇怪了。然而，刘别谦会拒绝一些这样的电影最后的情感转折，这样的转折把整部电影都毁了，就像在贝尼尼的《美丽人生》中那样。当电影的主人翁（由贝尼尼本人扮演）和他的小儿子被捕并被送往奥斯维辛的时候，他给他儿子杜撰了一个故事：他们在奥斯维辛逗留，只是一场大比赛的一部分，只要他们想，他们什么时候都可以离开，但如果他们忍到最后的话，那他们就能拿到大奖……要看到这部电影的问题，你只要做一个简单的心理实验就行了：想象同样一部电影，只做一处变动，那就是，在结尾的时候，让父亲得知他儿子一直知道他在哪里——在集中营——他儿子只是为了让父亲好受一些，才假装他相信父亲的故事。这个场景不难想象：父亲和儿子一句话也不说地互换眼色，证明他们都知道对方知道什么。这种相互辨认，将无比地接近真爱的证明。

《美丽人生》

那么，说到喜剧，让我们回到普里莫·莱维，在《如果这是一个人》中，他描述了可怕的“selekcja（选生死，这是一个拉丁语-波兰语合成词）”，即集中营里的生存考验：每个囚犯都要光着身子从党卫军医生面前跑过，后者则要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里，决定囚犯的命运：够健康的继续工作，不够健康的直接送去毒气室。在这个荒谬的景观中，（集中营里的囚犯让自己）显得强壮和健康，以在极短的时间里吸引医生冷漠的目光（这件事情）不也包含着喜剧所特有的要素吗？在这里，喜剧与恐怖同时发生：想象一下囚犯展现自己外观，昂首挺胸，快步向前，咬紧双唇以避免显得憔悴，互相交流关于如何给医生留下印象的建议的样子；想象一下医生只因一时的混淆或走神，就决定了我的命运……在《美学》中，黑格尔用他所谓的“客体的幽默”，也即铭写在恐怖的实在自身内部的幽默的反转，来反对浪漫主义的反讽的主体的幽默（即一个主体取笑一切，以申明自己的优越性）。莱维描述的这个场景，不正是客体的幽默的一个实例吗？

那么，我们真的应该为这个笑话——在城市被包围（以及由于塞尔维亚人的轰炸，燃气供应也经常被切断）的时候，萨拉热窝人常开的笑话之一，是“奥斯维辛与萨拉热窝之间有什么区别吗？在奥斯维辛，他们至少不缺气。”——而感到惊奇吗？斯雷布雷尼卡大屠杀的幸存者那里流行的那个残酷的笑话呢？（为理解这个笑话，你得记住，数十年前，当一个人去屠夫那里买牛肉的时候，屠夫会问“要带骨头的还是不带骨头的？”——带骨头是为了让牛肉汤更美味。）在战争后，一个难民从德国回到斯雷布雷尼卡，他想去买一块地来盖房子，所以他就向一个朋友打听土地的价格，朋友说：“那要看情况。你想要带骨头的还是不带骨头的？”这就是你处理还不可能被真正地哀悼和象征化的床上的方式——你会把它变成一个笑话。这里面没有任何不敬；相反，这样的笑话隐含着这样的意识：记忆还太热，以至于不能用哀悼的程序来处理它。

《你逃我也逃》

沿着类似的思路，沃尔夫·比尔曼给我讲的一个故事，也和《你逃我也逃》里的埃尔哈特一样。在九十年代早期，他在东德的某个地方见了一些绿色政治团体：这些团体中有一些新纳粹生态主义者，当比尔曼谴责他们同情希特勒的时候，他得到了这样一个惊人的回应：“不，我们对希特勒是持深刻批判态度的。的确，他做了一些像除掉犹太人那样的好事，但他也做了一些可怕的事情，比如说，破坏森林拉来修公路……”（你可以注意到，这个批判是如何翻转常见的，对希特勒的辩护的，这样的辩护会说：“的确，他做了一些像杀害犹太人那样可怕的事情，但他也作了一些好事，比如说修公路和让火车准点出发！”）

刘别谦的路数有一个深刻的本体论的基础。在刘别谦绝对的巨作《你逃我也逃》中最有效地笑话之一中，波兰演员约瑟夫·图拉假扮盖世太保的埃尔哈特上校与一名高层的波兰通敌者谈话。他以一种（在我们看来）夸张到荒谬的方式，评论了关于他本人的幽默“所以，他们叫我集中营埃尔哈特？”并在说话时发出一阵庸俗的笑声。稍后，图拉不得不逃跑，这时真正的埃尔哈特来了；在谈话再次触及关于他的幽默的时候，他的反应和他的伪装者的一模一样，也即，他也同样夸张到荒谬的方式来回应这些幽默……这里要传递的信息是清楚的：甚至埃尔哈特本人也不即刻就是他本人，他也模仿了他自己的摹本，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模仿了关于他自己的荒谬的理念。图拉表演他，埃尔哈特则表演自己。对于表演自己的川普，我们不也可以做同样的论证吗？（意外地，在这里，我们获得了黑格尔的主体的、和客体的幽默之分的一个完美的例子：图拉以一种夸张的方式来扮演埃尔哈特，这是主体的幽默，图拉是在取笑埃尔哈特；而埃尔哈特表现出同样的夸张则是客体的幽默，幽默被铭写到了客体自身内部。）

恩斯特·刘别谦

这一切不是说，刘别谦是一个后现代的犬儒的反讽者，这样的反讽者的假设是，既然一切都是有中介的、间接的，那么，我们每个人都在表演自己，真爱是存在的，只是不是存在于喜剧的间接性之上的某个浪漫的领域而已。我们必须学会把它定义到所有这些喜剧的混淆之中。如果说在刘别谦那里存在一堆真实永恒的爱人，一个理想婚姻的模型的话，那边是《你逃我也逃》中的约瑟夫·图拉和玛利亚·图拉（约瑟夫和玛丽，那对根本的伴侣！）了：玛利亚一直到处调情、给他戴绿帽子，而约瑟夫则不宽容地以自我为中心，相信自己的伟大，但也就是这样，他们才彻底地无法分离，你甚至都没法想象他们会离婚。比如说，约瑟夫的妻子会抛弃他而决定与她背着他偷吃的那个飞行员生活这种可能性，是完全被排除的。

但是，再一次地，难道这个事实不也指出了刘别谦的路数对今天的我们来说的局限吗？我们越来越体验到，过去对刘别谦来说还是笑话的东西，现在已经在真实（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生活中上演了。想想埃尔哈特那句传奇的妙语“我们搞集中，波兰人搞营。”今天那些提倡紧缩政治的管理者不也可以说类似的话吗？“我们搞政治，百姓搞紧缩。”也许，刘别谦式的笑话，只有在我们还有自由主义的虚伪可嘲笑的时候，才起作用。但我们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权力丢掉了自由主义-人道主义-民主的面具，粗暴地行使自己——又如何呢？我们几乎忍不住要说：把这个虚伪的面具还给我们！

不过，刘别谦会意识到，这样直接的“丢掉面具”永远是假的。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革命”中，用倒错来反对歇斯底里的妥协是一种风尚：一个倒错的人会直接违反社会规范，他会公开地做歇斯底里者只敢梦想或在他/她的症候中暧昧地表达的事情。换言之，倒错者有效地超越了主人及其法律，而歇斯底里者则只是以暧昧的方式来挑衅她的主人而已，这种暧昧的方式，也可以解读为对一个更加本真的真实的主人的要求……与这种看法相反，弗洛伊德和拉康一直强调，倒错绝非颠覆性的，它是权力隐藏的正面：一切权力都需要倒错，倒错是维持权力的权力固有的（对权力的）违反。想想关于酷刑的辩论。美国当局的立场不就是这样的吗：“酷刑是被禁止的，这里是用水刑的地方。”这就是军队运作的方式。我记得我在军队服役时也经历过一件类似的事情。一天早上，我们上的第一堂课是国际军事法，除其他法则外，教官还提到，当伞兵还在空中，也就是说，在伞兵落地前射击他们是被禁止的。出于一个欢乐的巧合，我们接下来上的课，就是步枪射击，同一个教官叫我们如何射击空中的伞兵（如何，在瞄准的时候，应该把他降落的速度和风力的强度等也考虑进去）。当一个士兵问教官，这堂课与我们一个小时前刚上的那堂课（禁止射击伞兵）是不是矛盾的时候，教官只是用一声犬儒的大笑怼回去：“你们怎么这么蠢？难道你们不知道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吗？”这样直接、公开执行法律禁止的事情的程序，也正是倒错的特征。常见的看法告诉我们，倒错者实践（做）歇斯底里者只想（做，而不真的去做）的事情，也就是说，在倒错哪里，“什么都可以”，倒错者公然把所有被压抑的内容变成现实。但是，就像弗洛伊德强调的那样，没有什么地方，比在倒错那里，压抑更严重的了，这是一个我们晚期资本主义的现实或者说实在不只是肯定了的事实。在晚期资本主义的现实中，在性问题上完全放开（在性上的全面放纵）引起的是焦虑和无能或冷淡，而不是解放。

那么，回到刘别谦，如果维持他的著名的间接性的，是同样的洞见——即，倒错者对被压抑内容的直接执行，就等同于最强烈的压抑——的话，又将如何？恰恰是在我们看起来使自己对我们心智最肮脏的幻想开放的时候，真正的创伤点依然被压抑。不过，难道刘别谦的间接性，不也是以海斯法典的审查为条件的吗？阿多诺在某个地方写到过，真正的好电影，会遵从海斯法典的所有法则，尽管它不是为守法，而是出于某种内在的必要性，才这么做。这就是刘别谦在做的事情。

《街角的商店》

有时，真实的生活赶上了刘别谦，以一种稍微让事情变得更加苦涩的方式上演他的故事情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就在围城后不久，《街角的商店》的基本情景，就在萨拉热窝（各地）的真实生活中出现了。一对年轻的夫妇陷入了危机，丈夫和妻子开始厌倦彼此，为重新激活他们的情感生活，他们都到网上和与一个匿名的伙伴调情，和他或她交换自己的梦，等等。由于，就双方而言，看起来，他们每个人都找到了一个理想的伙伴，于是，他们都决定在现实中见面，并说好了辨认彼此的方式（手拿一本书，帽子的颜色）。当他们在咖啡厅见面的时候，他们震惊地发现，他们就是在和对方约会，丈夫和妻子……这个巧合教给我们的是什么？这个巧合使他们发现了他们的梦的内在和谐，并因此而使他们带着对对方更加深刻的理解共同生活下去吗？我想，刘别谦会更倾向于把内心的梦想的相近看作一个凶兆，这个凶兆预示着，他们将在恐怖中逃离彼此。

2018年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