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院外

编者按｜

如果说，法兰克福学派是社会批判理论的一顶皇冠，那么阿多诺就是皇冠上最大、最耀眼的那一颗明珠。自2001年起，“星丛”读书会的创建者便一直默默从事着对阿多诺的译介工作。我们将陆续刊载若干阿多诺的经典文本，作为批判理论系列的一个子系列。《论批判》一文最初是阿多诺1969年5月在南德意志电台的广播稿，同年6月发表于《时代》杂志。载于《阿多尔诺全集》第10卷（下册），第785页起。在德语中，Kritik一词兼有汉语的“批判”、“批评”二义，译者将本文标题译为《论批判》，而在文中根据上下文分别译为“批评”或“批判”。《论批判》承接《顺从》阐明了阿多诺哲学中最为核心的动能，批判。本文梳理了批判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对于民主政治的关键地位，及其在德国乃至世界公共领域受到压制的体制。阿多诺指出积极性与正能量是遮蔽批判的元凶，而批判才是思想的力量之源泉。

一旦充分认识并准确表达了虚假的东西，就已经标识出了正确的和更好的东西。

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

论批判｜1969

该谈谈批评和政治的关系了。尽管政治并非一个自我封闭的、孤立的领域，而是会表现在诸如政治机关、诉讼、行政手续规则等等之中，然而政治只能被设想为它与社会的力量运演的关系，这些力量的社会运演掩盖了一切事物的政治实质，用表面的政治现象将其遮蔽。因此，批评这个概念不能仅仅局限在狭义的政治领域。

对于任何民主政治来说，批评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不仅是因为民主需要批评的自由和批评的冲动。民主，顾名思义就是批评。只要回顾一个历史事实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从洛克和孟德斯鸠迄今，奠定民主之基础的分权概念的生命就在于批评。监督和平衡的体制，行政、立法和司法的相互审视，意味着三种权力中的每一种都要承受来自其他两方面的批评，由此降低了各个权力的独断专制，而若无批评，权力很容易堕落为专制。批评和民主的前提——政治成熟度——是不可分割的。政治上的成熟是一个为自己说话的人，因为他已经为自己思考过了，而非鹦鹉学舌，人云亦云，他也不受任何卫兵的干预。这表现在对抗主流舆论的力量中，同时那也是对抗现行制度的力量，是对抗一切具有自明合法性的、“存在即合理”的事物的力量。这样的对抗是一种分辨力，它将知识区别于那些只是因为约定俗成或迫于权威才接受的东西；这种对抗是和批评不可分离的，而批评的希腊语词根krino意味着“做决定”。如果谁认为现代的理性概念同批评是一回事，那么他并没有夸大其词。启蒙思想家康德想要让社会从自我招致的不成熟状态中解放出来，想要用自律代替他律，也就是说，按照个人自己的见地来进行判断，而不是被迫服从他人，是故康德用批判来命名他的三大著作。这并不只是因为思想的能力问题（他想要为其划界并详述其运作过程）。如克莱斯特敏锐地察觉到的那样，康德的力量体现在批判这个词的一切具体含义上。他批判了在他之前得到广泛认可的唯理性主义独断论；《纯粹理性批判》首先是对莱布尼茨和沃尔夫的激烈批判。康德的大作的影响力要归功于其否定的效果，而其最重要的效果之一（纯粹理性对自身界限的逾越）彻头彻尾是否定性的。

但是，虽然批判是理性乃至整个资产阶级思想的拱心石，但它并不像人们根据精神的自画像而设想的那样，是某种主宰着精神的东西。就连摧陷廓清者都经常谴责批评，认为它是不合适的。康德在两百年前就是这样大声疾呼的，他用“小理性”（Vernünfteln）之类的恶毒词汇来表达这一点。这种“小理性”不但惩罚理性的越界，也想要约束理性的运用，而在康德看来，它是不可阻挡地要超出它自身的限制范围的。康德开启的运动在黑格尔那里达到了顶点，黑格尔在许多章节中将思维等同于否定，因而也就等同于批判，但是黑格尔同样有着相反的倾向：中止批判。对于那些依靠个人的有限的理解能力的人，黑格尔用一个政治的修饰语称呼他们为“挑刺癖”，并谴责他们的无用，因为他们不能反思到自身的有限性，不能将自身从属于更高的东西，即总体。可是，在黑格尔那里，更高的东西就是现存的状况。黑格尔对批评的厌恶是和他的论点“凡现实的皆为合理的”并行不悖的。在黑格尔的集权主义指令下，人真的控制了他自身的理性，他不是坚持理性与现存的对立，反而在现实内部认识他自身的理性。公民个人应该在现实面前缴械投降。放弃了批判，才能触摸到更高级的智慧；青年马克思关于“无情地批判现存的一切”的话语是对黑格尔的回应，甚至成年马克思也把他的主要著作的副标题命名为“批判”。

黑格尔的那些段落，尤其是在集中体现了他的反批评倾向的《法哲学原理》中的那些段落，其实质含义是社会的。不必是社会学家，就能在他对挑刺癖和两眼放光的改革家的嘲笑中听出虚情假意的布道，告诫着小喽啰们休得聒噪——这些喽啰们之所以愚蠢地反对来自高级权威的敕令，是因为他们不能认识到，归根结底，存在的一切、发生的一切是最好的，而在生活中地位比他们高的人在思想上也处于比他们更高的层级。批评精神的现代解放和与此同时发生的对批评的压制之间的矛盾，乃是整个资产阶级时代的特征：从早期开始，资产阶级就一直害怕他们自己的原则的逻辑会超出他们自己的利益范畴。哈贝马斯证明了存在于公共领域概念中的这种矛盾：公共领域是一切政治上有效的批评里头最重要的媒介，它一方面体现了社会主体的批评政治的成熟度，另一方面成为商品，并为了更好的市场而反对批评原则。

德国人很容易忘记，作为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批判在世界各地都不受欢迎。但是，把对批判的浓浓敌意（尤其是政治舞台上）当做一种德国特有的现象来思考，也是不无道理的。德国没有彻底完成资产阶级的解放，它处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资产阶级解放的历史前提——分散的自由企业的自由主义——已经衰落了。在别的国家，民族国家的统一是跟资产阶级的壮大同步的，德国的统一却落在历史的后面，跛足前行，成了短暂的幕间插曲。这就引发了德国对统一和意见一致的创伤，在多样性中闻出了软弱的味道——而多样性的结果必然是民主意愿的达成。任何批评者都违反了团结的禁忌，该禁忌有集权主义组织的倾向。批评家是搞分裂的人，在集权主义看来，则是一个颠覆者。否认所谓党内争论是国家社会主义不可或缺的宣传工具。统一的创伤让希特勒们继续存活生长繁衍，而希特勒发动的战争结束之后的德国分裂局面甚至会增强这一创伤。说民主在德国姗姗来迟，这是老生常谈了。但也许没有多少人意识到，这种迟到的后果甚至延伸到了精神的分化之中。不难想象，除了经济问题和直接的社会问题，民主要在德国深入至高无上的人民的内心，还面临着额外的困难，即各种前民主的、非民主的意识形式（尤其是那些根植于国家主义和服从权威的意识形式）存续于突然移植而来的民主之中，并妨碍了人民把民主变成他们自身的民主。这样的行为模式的遗迹之一就是对批评的不信任，并习惯于用这个或那个借口扼杀批评。戈培尔之所以能够把批评家的概念贬低为批评者的概念，恶意满满地把它和爱发牢骚的人联系起来，并想要禁止一切艺术批评，这样的事实不仅意味着他要接管一切独立的思想冲动。蛊惑宣传家们用社会心理学的语汇进行着计算。他利用了德国人对批评的根深蒂固的偏见，这种偏见可上溯到君主专制时代。他表达的是已经被领上路的那些人的心底的信条。

如果要剖析德国人对批评的敌意，那就必须将它和反智主义的怨恨结合起来考虑。在公共舆论或私底下舆论（借用弗朗茨·波墨的表达语）中，可疑的知识分子总是约等于在批评的人。看起来，反智主义最初起源于对官僚制的顺从。一再被重申的警告是批评必须负责。但那仅仅意味着只有获得批评权的人才能批评那些恰好在负责的位置上的人，正如反智主义直到今天也没有扩展到国家雇佣的知识分子（如教授）身上。按照教授的工作内容，他们本应列入知识分子的行列。但是，由于他们享有公务员的特权，现有的公共舆论对他们是非常尊敬的，只要他们和学生的冲突尚未暴露他们实际上的软弱无力。批评成了某个部门的职责，事实如此。它从每个公民的人权和为人的义务沦为某类人的特权，这类人的批评资格来自他们所占据的得到承认和保护的位置。没有权力发布其意见的批评者，没有进入官方等级制度的批评者，都应该保持沉默——这就是“仆人的理解力有限”这一陈词滥调在建立了形式平等的德国的最新解释。显然，在体制上和现状纠缠在一起的人很难去批评现状。跟行政的、法律的冲突相比，他们更害怕和他们自身所属群体的意见发生冲突。通过对负责的批评（有公共责任的人进行的批评）和不负责任的批评（那些不计后果的人进行的批评）所做的区分，批评实际上被消除了。对那些没有地位的人的批评权的未明言的废除，使得教育的特权、特别是经由正式考试隔离开的职业生涯变成了定义谁可以批评的权威，而实际上唯有批评的真理内容才是唯一的权威。这些未明言的、不成文的规定深深扎根于无数人的前意识中，发挥着一种社会控制的作用。近来并不缺少等级制度之外的人——自然，在名人的时代，等级制并不局限于官员——从事批评的案例，例如批评某个城市的司法实践。他们被直接当成发牢骚者而被驳回了。仅仅认为德国的体制激发了对独立的个人主义者或持异议者是个大傻瓜的怀疑，是远远不够的。事态要严重得多：舆论的反批评结构使得持异议者这一类人确确实实成了发牢骚者，具有了反叛的特征，只不过那些特征还没有促使他成为顽固的批评家。毫不动摇的批评自由很容易因其自身的动力学而滑向米歇尔·科尔哈斯的态度——他是一个德国人，这绝非偶然。德国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的最重要条件之一就是我在这里揭示的事实能否被广泛意识到，比方说，在公民教育中进行讨论，从而减少其灾难般的盲目权力。有时候，德国舆论和批评的关系是头脚倒置的。自由批评的权利只用来帮助那些反对民主社会中的批判精神的人。然而，反抗这种误用的警惕性需要一种德国尚不具备的舆论力量，仅仅大声疾呼是无济于事的。

舆论和批评的隐晦关系的表现之一就是舆论机构的态度，它还自以为拥有自由的传统。在美国，许多根本不想传播反动思想的报纸拼命地培养了一种腔调，人们叫它“自负”（pontifical）。他们说起话来似乎凌驾于争论的各方之上，摆出一副圣徒的姿态——“老处女”这个标签完全适合这种古板姿态。他们目中无人的举动通常只有助于为现状辩解。这些被神圣地激发起来的权力往往不允许偏离他们自身的良好意愿。这些报纸的语言听起来像政府公报，虽然它讲的不是任何政府的事情。在这种自负姿态背后，是一种极权主义的姿态：无论是以这种姿态自居的人，还是那些媒介聪明地定位了的目标消费群。认同权力，在今天的德国仍然跟过去一样普遍；这就或隐或显地潜藏着认同强权政治的危险可能性。改革机构（改革是由批判精神要求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得到行政权力认可的）的魅力基础是选民的恐惧，这一恐惧轻易粉碎了批评。这也证明了，切身利益本在于批评之中的那些人却广泛拥有着反批评的精神。

在德国，批评总是石沉大海，这种模式有着军事上的起源：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被控行为失检的下属。在军队等级制中，这种团队精神的压制性随处可见；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在德国，这种军事的行为模式也主宰着民事，特别是在狭义的政治领域。在面对公众的批评时绝不能动摇，被批评者的上级要罔顾事实，负起最终责任，他要保护被批评者，并回击外部的攻击。这一体制应该让社会学好好研究一番，它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自动地构成了对政治批评的致命威胁，就好比威廉皇帝时代的士兵胆敢批评上级一样。对国防长官的制度怨恨是整个领域的一个象征。

也许，德国人和批评之间的被毁掉的关系可以从它的石沉大海这一点上得到理解。如果德国配得上乌尔里希·索纳曼说的“无限可能之地”这一名号，那么这也被推迟了。只要一句话，一个人就可以被公众舆论的唾沫星子淹死。然而比那句话更糟糕的是，根本没有舆论能发挥那样的压力，或者说，舆论说了等于没说。政治科学的一个课题是公共舆论效果的比较研究，即比较英国、法国、美国等老牌民主国家中的非官方舆论的效果和德国的效果。我不敢预测这一研究的结果，但是我可以想象。如果《明镜》周刊事件是个例外，那么要记住的是在该个案中，公共舆论的载体——进行抗议的报纸——之所以表现出罕见的热忱，不是因为要捍卫批评自由及其前提（不受阻碍的信息传播），而是因为它们觉着自己的切身利益受到了威胁，这就是新闻价值，即信息的市场价值。我没有低估德国对有效的公共批评的努力。其中包括了邦国中的一个极右的文化大臣的下台。然而，既然学生和教授之间的团结不复存在，再也不像当初在哥廷根那样了，那么今天是否会发生类似事件是很值得怀疑的。对我来说，自从公共批评被政治团体所垄断并因此公然妥协了以来，公共批评的精神就遭到了严重的倒退。但愿我是杞人忧天。

尽管一个没有机会在其他国家观察类似现象的人不能妄加断言，但是德国基本上是一种来自哲学（正是那种污蔑挑刺者的哲学）的反批评体制，它已经堕落为废话：呼唤正能量。如果“批评”这个词得到了容忍，那么它总是伴随着“建设性”这个词。言下之意是，只有当批评者能够提供一种比被批评的对象更好的东西时，他才能进行批评。两百年前，莱辛就在美学领域嘲笑过这种态度了。既然积极性是批评的条件，那么批评从一开始就被驯服了，失去了其锋芒。戈特弗里德·凯勒有段话，在那里他把那种对教化作用的要求称为“姜饼话”。他严厉地主张，只有扔掉发着霉味的东西，才能获得更清新的空气。其实，对于推荐更好的东西这种完全实用性的实践，是根本无法用批评来补充它的，虽然在很多情况下批评可以用那些现实要求的规范来质疑那些现实本身：遵循规范，就将得到更好的东西。“积极”这个词不仅是卡尔·克劳斯几十年前抨击过的，也是埃里希·凯斯特纳这样毫不激进的作家反对过的，但是它在德国有一种神奇的魅力。它自动就位。其疑虑在以下事实中可见一斑：在当今情势下，更高级的社会形式（根据进步的思想，社会应该发展到更高级的形式）已经不再被理解为一种现实的具体趋势了。如果谁因此而否定社会批判，那么他就只能在阻碍社会向更高形式过渡的怀疑中强化了这个社会。对更好事物的客观阻碍并不是抽象地影响了大多数人。在人们批评的每个个别现象中，人们很快就遭遇到那一界限。对积极性建议的要求一次又一次地被证明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批评一次又一次被惬意地诋毁了。也许，从社会心理学的视角看，对积极性的渴求不过是对在薄纱背后起作用的破坏本能的某种掩饰。那些谈论积极性最多的人是站在毁灭力量一边的。对积极性的集体强迫症将积极性立即转译为实践，同时就掌握了那些自以为处在社会对立面的那些群众。他们的行动主义和社会主流是无缝接轨的。应该用以下理念来反对它：化用一下斯宾诺莎的名言来说就是，一旦充分认识并准确表达了虚假的东西，就已经标识出了正确的和更好的东西。

文｜阿多诺    试译｜阿莫    
责编｜星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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