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artnet

傅丹（Danh Vo）

越南裔丹麦艺术家傅丹（Danh Vo，1975）在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的大展“带走我的呼吸”（Take My Breath Away）进入尾声，至5月9日结束。在这位艺术家在当代艺术圈迅速走红的背景下，这场好评如潮的展览颇有一丝讽刺意味。或者说，这或是一个关于“善恶有报”的问题。

傅丹：带走我的呼吸”（ Danh Vo: Take My Breath Away），于所罗门·R·古根海姆博物馆。图片：David Heald, ©Solomon R. Guggenheim Foundation, 2018

傅丹的艺术实践很大一部分是将购买来的物品重新呈现（有时甚至不做任何改动），让人一窥文化成型的过程。古根海姆的展览中便有一个绝佳的例子，作品呈现的是1964年美国前总统林登·约翰逊签署《东京湾决议案》时用的钢笔尖。该决议批准了美军进入东南亚——打开了越南战争的序曲。这场战争对多个国家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严重影响，牵连了成千上万条人命。

乍一听，这并不像是一件能造就艺术市场宠儿的作品。然而自2011年艺术市场进入繁荣，傅丹便征服了艺术界。他某些题材的作品被收藏界的重要人物争抢一空，从卡塔尔藏家Sheikha al-Mayassabint Hamad bin Khalifa al-Thani到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

傅丹，《她更像是电影场景中的选美皇后》（She wasmore like a beauty queen from a movie scene, 2009）。尚塔尔・克罗塞尔收藏。图片：Jean-Daniel Pellen, Paris. © Danh Vo, courtesy of the Guggenheim

随后的几年间，傅丹成了超级资本主义艺术产业大环境中的一股清流：这位概念艺术家以他数量有限的主流作品持续吸引着众多藏家，而大多数实践则以其对传统的挑战让策展人和鉴赏家们困惑不已。

换个角度来说，傅丹的职业生涯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案例：艺术市场——尤其是二级市场，是如何扭曲一位艺术家的生涯图景的？

傅丹：带走我的呼吸”（ Danh Vo: Take My Breath Away），于所罗门·R·古根海姆博物馆。图片：David Heald, ©Solomon R. Guggenheim Foundation, 2018

傅丹2012年3月在拍卖市场的首次亮相便一鸣惊人：一件在压扁的纸板上用金箔制成的美国国旗，在最高估价仅为7,000美元的情况下以33,750美元售出（注：所有数据均包括买家佣金）。接下来，他上拍的四件作品也都大大超出预估，价格从超过最高估价的26％到两倍多不等。

“第一批上拍的作品就冲出了天际线，” 谈到傅丹的市场时，佳士得伦敦战后及当代艺术部门总监兼高级专家Cristian Albu感叹到，“就像藏家脑子里的肾上腺素在一路狂奔。”

这些肾上腺素伴随着商业发酵，在2015年10月富艺斯伦敦拍场上达到了顶峰——傅丹2010年的作品《VJ Star》刷新了艺术家拍卖纪录，以超过93万美元的价格成交。而《纽约客》最近的一篇报道更称，他最贵的作品在一级市场上标价可高达100万美元。一份最终和解的诉讼也为我们提供了佐证数据：收藏家Bert Kreuk声称他在2013年以35万美元的价格委托傅丹创作三件重要作品，这个数字是根据2012年傅丹一件较大型作品12.5万美元的价格乘以3，再加上折扣而得出。

根据artnet价格数据库，傅丹的作品在拍卖中共出现过52次，总成交额近900万美元。参与拍卖的作品中只有11件流拍，成交率高达79%。在这些看似坚挺的数字背后，隐藏着艺术家与收藏群体之间更为复杂的关系。

傅丹，《我们人民》（We the People, 2011）。图片：Courtesy of Phillips

傅丹的艺术创作穿梭在各种材料与形式之中，其中的观念有其连贯性。然而，他的作品中有两个系列在二级市场上显然更受欢迎。

第一个系列是“我们人民”（We the People），由300多件独立雕塑组成，如果将它们组合起来，则会构成一个完整的等比例自由女神像。傅丹委托上海的一家铸造厂用铝铸造了这些部件，然后在表面涂上薄薄的一层铜，就像自由女神本尊（现已氧化的）外皮一样。

这个系列中的一些作品可以瞬间被认出：手指、眼睛、链环……而许多其他部位，比如女神像上飘扬的长袍的一部分，则只能被看成是抽象物体。审美的流动性指向了象征的流动性。正如佳士得专家Albu对这个项目的评论：“它让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以不同的方式去做出阐释。它挑战了我们对自由及其脆弱性的理解。”

这个系列拍出的最高价格为62.9万美元，于2014年11月在富艺斯当代艺术晚间拍卖中售出。

傅丹的《VJ Star》（2010）。图片：Courtesy of Phillips

傅丹另一个备受藏家追捧的系列开始于2009年，是用金箔在硬纸板上压制而成。其中一些作品中，金箔与西方产品包装箱上的商标叠印，例如在东南亚随处可见的百威啤酒。另一些作品中，是美国各州还在陆续加入联邦那个时代美国国旗的不同版本。他的创纪录作品《VJ Star》就是其中之一。其他作品则呈现了单个的拉丁字母。所有的这些都承载着历史、商业和/或殖民主义的重量。

金箔作品正是傅丹和藏家Kreuk那场臭名昭着的官司的主题。2013年，这位藏家委托傅丹为他的一场收藏展创作作品，并多次建议他至少提供一件纸板上的金箔美国国旗，然而傅丹只给出了一件小型的现成品盒子。Kreuk决定起诉他。2015年，Kreuk、傅丹和傅丹的前画廊主Isabella Bortolozzi就他们之间的各种诉讼和反诉达成了和解。

傅丹的拍卖记录揭示出，这两个系列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他作品的公共市场。迄今为止，上拍的23幅纸板金箔画中有21幅都找到了买家，成交量高达91％——比“我们人民”系列的81％更高。但是，在这两个系列之外，傅丹只有13件作品出现在了拍卖会上。其中有6件流拍，成交率仅为54％。

值得注意的是，傅丹的许多其他作品——比如他早期的行为艺术，其中他与自己的两个朋友结婚再离婚，并在自己名字上加上了他们的姓氏——都很难交易成功。

古根海姆大展现场图：“Danh Vo واديالحجارة, Museo Jumex, Mexico”。图片：Abigail Enzaldo and Emilio Bernabé García, courtesy Museo Jumex,Mexico City

傅丹拍卖出的最高价并不是在最近的交易中出现的，这说明了他职业生涯更为宽广的语境和特征——以及后繁荣时代中市场往更广泛方向的演变。

正如富艺斯纽约当代艺术日间拍卖联合负责人Rebekah Bowling所指出，傅丹“拍卖价格的顶峰出现在2014年秋季到2015年秋季期间。”之后，“与当代艺术市场整体的疲软相关，你确实[在他的市场中]也能看到一些疲软。”

和大多数其他艺术家的市场一样，这样的状况既是因为更大经济体的衰退和流动，也有傅丹自身的原因。“这些作品的市场一直都相对紧张。”艺术顾问Todd Levin说，“傅丹完全不像同时代的一些其他艺术家那么多产，但是市场有持续的需求。与此同时，“人们似乎已经变得更加具体和明确，清楚知道他们会从哪些系列中购买哪种作品。”

拿“我们人民"系列作品来说，那些更有识别度的作品，比如身体部位或链环，要比同系列中抽象部位的价格更高。该系列中更为抽象的作品去年9月在伦敦佳士得以大约12.8万美元售出，本月在苏富比香港则以大约6.4万美元售出。两者都分别超出了估价，但其价格仅为2014年最高价作品的62.9万美元的几分之一。

傅丹，《我们人民》（局部）（We the People (detail), 2011），该系列目前为止拍出最高价格的作品，售于2014年11月，富艺斯纽约。图片：Courtesy of Phillips

然而，价格的下跌并不意味着傅丹在艺术世界的权力圈中已然失宠。傅丹的作品被一些世界上最具冒险精神和影响力的买家所收藏，其中包括Thea Westreich Wagner和Ethan Wagner夫妇、伽麦克斯收藏（Jumex Collection）以及皮诺收藏（Pinault Collection）。正如Levin所解释的那样，“并不是市场收缩，而是人们最初想立刻拥有它，而不考虑经济现实。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更缓慢、更稳定的二级市场。”

在艺术市场繁荣时期，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当买方和卖方的兴趣聚集在一位年轻艺术家身上时，一部分买家将几乎是不惜一切代价购入，成为“早期拥趸”。但在这部分藏家如此急切地宣布自己的见解之后，如果该艺术家保持着与画廊和机构之间的联系，价格几乎总是会趋平，甚至有些许下降，此时更受欢迎的作品系列就会逐渐显现。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除了一些受市场喜爱的系列产品之外，傅丹的作品仿佛刻意让非行家的买家感到困惑。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惊人地便宜，同时还不限版数——《2.2.1861》是一封19世纪法国天主教传教士Jean-Théophane Vénard的信的手抄本，信中他告诉自己的父亲他即将由于在越南“传播异教”而被处死。誊写这封信的正是傅丹的父亲傅冯（Phung Vo）。

该作品被设为“开放版”，售价仅为300欧元，傅冯、傅丹和画廊都会获得收益分成。傅丹声称该价格将保持不变，只要父亲愿意并且能够继续生产这些作品，就会一直有更多版本出售。

现场图：”傅丹：带走我的呼吸“，于所罗门·R·古根海姆博物馆，纽约，2018年2月9日至5月9日。图片：David Heald, © Solomon R.Guggenheim Foundation, 2018

1975年出生的傅丹只在他的家乡越南待了四年，之后便从美军及随后柬埔寨与中国的战争带来的混乱中逃离。他与家人最终以难民身份在丹麦定居，那里也是傅丹长大成人的地方。

1998年进入丹麦皇家美术学院后，傅丹就读了法兰克福以观念艺术知名的Städelschule艺术学校。尽管如此，傅丹在释放他的创造性声音之前还经过了一些时日。2007年，他在柏林的Isabella Bortolozzi画廊举办了首次大型个展“好生活”（Good Life），这一年艺术家32岁。

自那时开始，傅丹的艺术生涯便势不可挡。从个展的数量来看，很少有艺术家像傅丹一样如此频繁地受邀参展，尤其是博物馆展览。古根海姆的综合大展是他在过去12年中第26个非营利艺术机构的个展。如果包括《我们人民》单个雕塑作品展出的话，这就是他的第30次个展。

既然Levin说傅丹“完全不像他同时代艺术家一样多产”，这样数量级的展览又怎么说得通呢？

首先，傅丹倾向于（非常）极简的布展。其次，他的展览空间往往故意地中和了一般观众的期望。艺评人Roberta Smith描述她对古根海姆大展“带走我的呼吸”的最初反应时这样写道：“即使按当今的标准，这看起来也不像艺术。有的地方给人感觉博物馆几乎是空的，就像是快逛完某个极度古怪的跳蚤市场时的样子。”（这段引言转折后是一篇对该展览的好评。）

除了这些特点之外，傅丹还故意让“他的”展览中的作者问题复杂化。“他几乎所有的作品都与其他人的想法或实践之间有某种形式的合作，”Albu解释说。即使在他最具收藏价值的作品中，“纸板上的金箔也是由泰国的工匠制作的。”

与之贴切的是，2013年开始与该艺术家合作的布鲁塞尔画廊主Xavier Hufkens说，他就是首先通过另一位艺术家的作品而偶遇了傅丹的艺术。2010年，傅丹受邀在布鲁塞尔的WIELS当代艺术博物馆重新布展费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Felix Gonzalez-Torres）的回顾展。“我被傅丹对冈萨雷斯-托雷斯作品的理解、操作布景透视的敏感度以及精心制造的并置或对话所吸引，”Hufkens说。

包括Hufkens在内，傅丹现在与全球其他五个经纪人合作，不过只有Marian Goodman才在多个地区代理他的作品。（她本人拒绝就本篇报道发表评论。）

傅丹，《2.2.1861》(2009–)。图片：Kristopher McKay ©SolomonR. Guggenheim Foundation, NY. © Danh Vo

普通买家如何理解傅丹作为艺术家/策展人的众多展览呢？你该如何评估一位有能力创作充满概念性又美观的可收藏作品，但同时又经常利用社会文化现成品的艺术家呢？

答案可能是：“普通藏家”们并不需要明白。在他的两个最易懂的作品系列之外，傅丹的其他作品要么是规模上，要么是概念上的特别处理，都将它们从私人买家的主流市场中剔除了出来。

因此，即使傅丹继续在著名的机构和画廊举行展览，对于那些不愿意将概念的优先级放在视觉吸引力和艺术存活率之前的买家，这位艺术家依然不会是建议购买的首要选项。

这意味着各个机构和鉴赏型藏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真正信徒们的自我选择可能是傅丹作为艺术家所能得到的最高赞美，也是对他长久以往作为艺术家的重要性的最大认可。

文 | Tim Schneider

译 | Zini Zh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