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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日，JINGART艺览北京艺术博览会开幕，当天位于劝业场的三层白色建筑内，迎来了32家国内外画廊和艺术机构。这个首届的艺博会带给了北京艺术市场久违的热闹，在上海五年积淀之后，不少人又把目光投回了北京，这座中国政治文化中心，这里诞生了798，容纳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文化人。Artnet新闻借此机会推出一个关于背景的圆桌对谈，让被邀请的嘉宾们谈谈心目中的北京，和他们所回忆的或设想的黄金时代。

JINGART/艺览北京现场图。图片：致谢JINGART

在北京，你经常会听到有人对你说，这座城市像纽约。像纽约？有人不明其意，建筑，人文，城市风景完全不同的地域两端，相似的是什么呢。但只有真正居住在北京并且在文艺界成长过来的人会深解其意，是多元包容带来的自在，是许多事物的野生状态的生长，是不可知的际遇带来的各种可能性，是在许多五湖四海来的人里忽然能认出你的同类，这座城市能让人心安理得地做自己，将人还给他自己。因拥堵和雾霾被称为最不宜居的城市，却因文化的活力在几十年里不断吸引着人们进入，停留，扎根成为这座城市的主人。

北京，真的是一个能够完整个人，成全渴望，实现自由的城吗，是彼岸，还是某一站呢。

—— 圆桌主持鞠白玉（专栏作家，艺评人）

我们邀请了四位嘉宾，和他们聊了聊，他们各自的北京记忆，他们是：41岁才移居北京的艺术家张晓刚，在北京客居18年的作家陈冠中，作为北京土著的音乐DJ张有待，以及在川美毕业季展览刚一结束就立即迁居北京的新生代艺术家马灵丽，共同聊一聊他们的北京，他们的城市记忆。

鞠白玉近照

鞠白玉：你们当时都是在什么样的情形和心态下决定来北京居住的呢，比如，陈冠中和张晓刚已经分别在香港和四川建立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生活和事业，为什么要在中年突然迁徙到异乡？

当年望京花家地。图片：致谢艺术家

张晓刚：1999年，我带着两包衣服和两万块钱搬进了花家地，但我不是来寻找什么的，我只是为了逃避之前的城市，或者说我是来北京寻找安静的。而且北京当时有种蓬勃向上的感觉，我想来感觉一下这个时代。但刚到的前两年，我就意识到这座城市的魅力太大了，整个生活和眼界变得不一样，你每天都能认识新的人，所以那时候我玩得特别多。这是一个能让人感到兴奋的城市，而且很快你不会觉得自己是外地人，你能建立新的生活，和朋友们背靠背取暖。当然它也是一个资源共享的城市，同时你还得拼杀，一旦你努力了，你会得到应该有的尊重和机会。

1999年夏天，张晓刚在成都与女儿一起，拍完这张照片后即到了北京

当年望京花家地西里116号楼605室

陈冠中：十八年前移居北京，我也是为了想要看看，在这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希望我能在场。而且如果我想写北京，我就必须住在北京，别的作家可能可以做到不居住在这儿却写了北京，但我不能，如果不在真正居住在这儿，我不会写出这三本小说（《盛世2013》《裸命》《建丰二年》），是的，见证，为此我待在这儿，写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与方式，不是异乡人的抽离和事不关己，但又不能自认就是北京人了，这城市的妙处就是让很多无法清楚定位的人一起生活。

鞠白玉：但是马灵丽出生于1989年，22岁她刚一毕业就决定搬到北京，而且这个人买错机票，是深夜暴雨中从南苑机场下的飞机，去的第一个地方是被水淹没路面的黑桥。所以绝对不是大城市的灯红酒绿吸引的你，你是从成都的无忧无虑中空降到了一个城乡结合的工作室群落中的。

马灵丽位于黑桥工作室后院

马灵丽：还在四川美院读大学时我就在心里能感受到北京是一个能任人生长的地方，这座城市的好处是它绝不会约束你，它能接受各种各样的你，艺术家来北京多数不是为了来找“成功”的，是来找“自由”的。你不觉得北京艺术家在创作上的地域性相对别的城市来说不那么明显吗，这里是包容各种艺术形态的，这对艺术家至关重要。在北京你才会感觉到你自身就是中心，工作室最初在黑桥也不重要，黑桥就是个小缩影，黑到啥也没有，你的关注度就更能回归自身上。所以我们对城市的期待，没有成功这部分，就是：请包容我。

马灵丽近照

鞠白玉：但很多外地移居此地的人不约而同地说，我们没有异乡人的感觉，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你会很快觉得你是这座城市的主人呢。

张晓刚：我在成都会意识到自己是个云南人，但我在北京不会想到这个问题，在这儿当个外地人你是没什么感觉的，如果我的命就是当个外地人，我也宁愿是个北京的外地人。说实话北京是个很辛苦的城市，太不安逸了，它会调动你的欲望，让你想要去冒险。但是当你去外地度过一个悠闲假期时，你会很想念北京，要马上回来。这就是文化上的吸引，宜不宜居都不重要。

18年前陈冠中和沈昌文在一起

陈冠中近照

陈冠中：我真正的故乡是香港，但加上九十年代在北京的三年，和2000年正式移居过来的18年，这21年要远超过我在香港的居住时间。所在在北京是既不在异乡，也不在故乡，是个很好的感觉。先决条件是经济上的自足，其实这种大城市才有条件让你回归自己。能够这样的城市，都不太坏。直到目前我都还没有离开北京的意图，因为北京还是吸引着世界上更多人的眼球，还在一个上升的周期当中，没有下坡期，下一轮的故事还多着呢。

张有待近照

张有待：作为一个当地人，无论北京变成什么样，我也没什么想去的其他地方，比如伦敦纽约或任何多有意思的城市。如果在北京，我会觉得我可以去全世界，要是搬到纽约可能我就哪也去不成了。我也不想去其他地方当个外地人啊。

鞠白玉：这种眷恋可能是因为你参与和建造了北京从80年代至今的最重要的音乐生活，这里是你的舞台，一切的过往和现在。像我们常说北京在文化时期上是有一个黄金年代的，可能是个人意义上的，也可能是整个文化群落上的。

张有待：我的生活方式一直就是玩。如果说黄金时代可以追溯到读大学时，每个周末都会有个摇滚乐派对，在没有live house（小型现场演出场所）的情况下，在任何地方都可能聚齐北京的乐队来表演近期的新作。许多地下的画展，它像是一个人内心的秘密在以秘密的方式和很多人分享，在文学哲学上大家读的书都差不多是一样的，你能感到和你一样年轻的人对所有新鲜事物的热望。到90年代我做了一家唱片店，每天见到的都是热爱音乐的人们，还能为年轻音乐人做些独立的小样发行。90年代末我在nasa disco做了一个大型的摇滚派对演出，一直到凌晨六点人还没散，但我知道做到头了，随后把兴趣转到了电子乐，到2002年在北京音乐台每周六晚上，我会直播两个小时的电子乐节目Dance FM，下节目时正好12点，然后步行五分钟到我在日坛开的FM俱乐部，一打开门人山人海，我就再从背包里掏出唱片继续放音乐。

张有待用九霄俱乐部开创了一个北京的锐舞时代

鞠白玉：我还记得2004到2005年，你创办九霄和糖果俱乐部时的盛况，几乎每个周末全城的艺术家、导演、作家和音乐人都会涌向那儿，你会请来世界电音排行榜上的两位重要DJ在两个场地同时放音乐，所以凌晨三点时，人们还要在两地窜来窜去。但是这样的盛况为什么后来消失了？好像我们这座城市的文化生活的特性也在消失。

张有待：当2006年后我在DJ台上放音乐时开始有人拿着手机过来点歌了，我知道在北京，某一个音乐时代结束了。要是说到生活，现在都是在朋友圈里看别人的生活，想和别人过得一样。以前是没有这些的，你不容易看到别人的生活的。所以你只能活你自己的，你也才能有独特性。可能做音乐俱乐部的人到今天应该明白的是，你必须有独特性，人们才会跟从你尊重你，是你用独特性去引领人们，而不是跟着人们的趣味走。当你有自我，人们才会聆听你，这一点对所有的艺术行业都一样。

鞠白玉：黄金时代可能意味着北京在某个时期上文化的自我生长，野生式的，不可预测的，很多人怀念的是那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并且自身参与了，见证了，你会觉得自己就是那个时代的一部分。

陈冠中：我个人记忆的最好时光是2002年，那时候工体夜店和三里屯的酒吧群落还在，后海非常有意思。当时的各种媒体也都很生猛。就是这种氛围促发我在非典前写了一篇长文叫《波西米亚北京》。非典过后北京再起飞，感觉也不错，因为798出现了，当代艺术登场了，网络很活跃，是这些让我对后来的北京很期待。我认为2008是北京的一个新时代元年，是从那之后我才进入了很有紧迫感的十年创作。所有的方兴未艾的新时代都会被人们认定为自己的黄金年代。但是对我个人来说，一切已经怯魅。

张晓刚：我最怀念的还是90年代末直到2003年，初来头两年我没有太多创作的感觉，很多时间用在感受这座城市的生活上。人和人的关系很简单，你总会接触到有意思的人，非典成了一个分水岭，在那之前我想得不是很多。非典后人和人的关系就变得不一样了，很务实。我记得从前人们也去酒吧，餐馆，但你无论在哪儿谈论的总还是艺术。说起过往在北京的生活，和我所有在其他城市的生活相比，它是对我改变最大的，我的一切全在这里。至于还有没有下一个文化上的黄金时代我不可想象，因为未来不可把握，完全未知，这可能也是这个城市的魅力之一。我们年轻的时候还什么都没有，所以艺术总会被看作是殉道之路，做艺术是相信和遗忘，后来的时代就不一样了，人们变得焦虑些，但可能再经历些变迁，艺术又会再度回归个人，成为一种私生活。

马灵丽现在所住的公寓一角

马灵丽：刚才说到个人就是宇宙的中心，那么个人也是时代的中心，你们在描述过去的文化时期给个人的影响，感觉，这些我都好像很熟悉，可能目前就正好也发生在我身上。如果我也有自己的黄金时代，那就是当下，但也有可能是你们经历的那个黄金时代的遗产，造成了我的这个时代。我们这一代艺术家享受和继承到了它。要是不以时间来定义呢，就像创作一样，我尽量没有边界线，无论是材料还是形式，所以，时代也不要有边界线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