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798艺术 李旭辉
杨振中个展“静物与风景” 北京当代唐人艺术中心展览现场
当代唐人艺术中心于9月1日在北京第一空间推出艺术家杨振中的个展《静物与风景》，由鲁明军担任策展人。展览聚焦于政治图像的传播与视觉感知的渠道，并与权力的支配机制一道，建构了一个同样基于监控结构的政治剧场。
展览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位于展场中心的环形旋转装置，装置中心安装着一个圆柱状镜面栅栏背景，反射着周边发生的一切。其周围均匀地安装了六个依照官方会客厅标准仿制的沙发，观众可以随意坐在沙发上，随着机械的缓缓转动，远观和欣赏展厅四周墙面的绘画和录像作品。第二部分是围绕环形装置周围的墙上绘画作品。画面描绘的内容是下载自网上的官方新闻，杨振中从中撷取了部分室内场景，多是标准的会客厅、会议室，或裁其一角。艺术家保留了下载时的低像素特征，并在放大绘制的过程中，凸显了图像的颗粒质感，外框及背景的设计也让图像如同处在Photoshop的过程中。第三部分是在展厅的两个隐秘的角落及其中两个沙发背后，杨振中安装了四个无线摄像头，并在展厅另一相对独立的墙面，通过LED屏自动交替、同步传播摄像头传递的现场视频。
杨振中个展“静物与风景” 北京当代唐人艺术中心展览现场
杨振中的创作延续着自我一贯以来的创作风格，但追溯这种艺术风格的原型，我们必须回到20世纪初的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这两种艺术形式的出现源头需要我们追溯到欧洲文化面向自我的经院哲学的批评和反思，自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哲学开始逐渐在欧洲开始发展，中世纪神学式微。在20世纪之交，西方在面向自己的古典哲学传统和现代社会在工业革命之后诸多的社会问题，产生了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精神分析学。超现实主义显然受到精神分析学和存在主义的重要影响，同样达达主义在后现代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影响下逐渐成熟，间接推动了20世纪60年代波普艺术和激浪派，地景艺术等艺术流派的发展。
杨振中个展“静物与风景” 北京当代唐人艺术中心展览现场
达达主义艺术是在一战的氛围中成长起来，大量的达达艺术家，有着公共知识分子的一面，作品事实是利用印刷品拼贴和小剧场效应来发散自己文化理念，其中大量是反战，反极权主义的文化产品。他们从当时的哲学和超现实主义文学中吸取营养，因为大部分达达艺术家面向的是现实社会，而非某种特殊化的文化场域例如美术馆，博物馆，画廊等等。所以他们采用的机制是一种工业化了的平民生产机制，例如：利用印刷术，广告招贴，橱窗艺术，小商店装饰来创作自己的作品。回归早期达达的艺术创作方式，这种“业余”的创作方式的确是反经典艺术的。因为随着神权的衰退，事实上17世纪之后的欧洲的审美趣味就向资本主义和贵族强权偏移了。艺术家的身份也发生了一些改变：大量的艺术家因为工业化批量生产而成了产品设计师，商业摄影师，插画师，海报设计师。世俗性的美术生产催生了一个庞大的现代化审美系统。这个系统是为商业，集权政治服务的，在20世纪之初，欧洲的这个系统显然偏向的商业生产，民族主义的。这个系统覆盖了以往的在宗教系统成长中起来的欧洲文明，并在现代科学的助力下会逐渐覆盖世界其他地区，今天我们谈论的全球化，必然需要讨论这个起点。
杨振中个展“静物与风景” 北京当代唐人艺术中心展览现场
从杨振中在当代唐人艺术中心的展览《静物与风景》布置来看，显然他借用达达主义的一些结构方式，例如剧场化，图像拼贴，游戏性，反艺术性。但在结构上，艺术家有些改变，例如他布置的场景并不是一个典型的剧场，而是一个游乐场：展览中间的座椅并非用于表演，整个空间也是处于被隐形的摄像机监视的过程中，而说是监视也并不完全，因为展厅中被记录的影像又是随时被大屏幕的显示屏反馈给现场观众。其中被无规则悬挂在墙面上的绘画事实是来自不同的绘者。这些图像被刻意安排在类似photoshop 编辑界面上，使得整个展览厅像是一个未完成的编辑工作区。
杨振中个展“静物与风景” 北京当代唐人艺术中心展览现场
这些从政治图像中选取下来的静物和风景照片是低像素的，油画使得图像的模糊性进一步被改变。关于风景和静物，值得今天的中国观众注意，因为中国在近一百年来，从一个重农抑商的古典集权国家转变为一个逐渐重商稍有法治思维的现代国家有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例如宗教和社会的相适应问题，这一直是困扰中国文化界和艺术界的重要问题。例如中国的文化图腾就是风景画，而欧洲的文化图腾是福音故事的图像化再现。
在中世纪，西方风景画一直依附于宗教绘画，风景绘画的分离来源于16世纪的宗教改革，在英国和尼德兰北部的加尔文派改革，打破了以往基督教繁冗的工作和礼节，也精简了教堂的人员构成，为世俗的信徒精神减负，并破除了以往的偶像生产和偶像崇拜。这点上带来的结果是，大量以往从事宗教绘画的艺术工作者也走向了世俗主题的描绘。17世纪，荷兰小画派开始风靡欧洲，他们描绘日常物质的丰裕，精致的器皿，琳琅的食物和香料。风景画开始成为一种独立的画种出现在人们面前，荷兰人描绘自己的故土风景，带有风车的沼泽地，河岸旁的城镇等等。这些题材拥有足够的自由度，不会被教会监管和控制。静物题材方面，荷兰人为了不惹恼教会给画派起了一个虚空派（vanitas）这样的带有教义的名字。
杨振中个展“静物与风景” 北京当代唐人艺术中心展览现场
风景画和静物画在那个教权被世俗权利挑战的时代里成为了一个良好的意识形态的缓冲带。作为风景画和静物画的主要支持者，资产阶级也以收藏此类的绘画来表达自己的审美取向和宗教态度。此后风景和静物绘画就作为一种特殊的画种在欧洲开始发展。18世纪英国风景画开始出现一批伟大的艺术家，像康斯太勃尔，透纳，博宁顿，科特曼。此后法国也逐渐受到影响，像卢梭，杜比尼，特赛罗，柯罗，不丹，米勒，库尔贝等。风景和静物绘画伴随着整个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启蒙运动的发展，而从神学附庸到现实主义题材的描绘欧洲人经历了近三百年的时光。在库尔贝的《画室》里，风景画不在作为一种审美对象或宗教表态的事物出现，而是作为屏风横隔在资产阶级、旧贵族和无产阶级之间。风景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现象被研究，现实主义画家扯掉了风景在历史中迷障般的外衣，让其袒露其真身。
杨振中个展“静物与风景” 北京当代唐人艺术中心展览现场
回到杨振中的展览《静物和风景》其中绘画作品大量来自公众，意味着公众通过互联网与整一化的政治舞台互换信息，公众截取了静物和风景信息，并在现场再造了这些信息，因为西方媒材（油画）的辅助，风景和静物原有的意识形态被消解了，成为一个物化的“次现实”。这些静物和风景是在政教合一的体制中从未被解放的，也是从未被认知的。正像上文中所谈到，中国的传统从某种意义上从来没有被解构过，它没有试图精简过它的信仰流程以符合现代人的生存，东方从来不存在宗教革命。因此这些被从权利平台上消解下来的风景和静物没有任何指向性，它们模糊不清，不知想如何诉说，也飘忽然不知诉说为何。杨振中的大量作品都与集体重新构型有关或者可以说与意识形态的自我重塑有关。
在杨振中看来，渗透在日常经验的意识形态本身即是一个巨大的话语空间和能量汇聚处，他希望通过视觉（图像）与政治的感性交织和辩证的混合，释放出更多的权力维度和生命的动能。
从媒介传播角度上来说，意识形态的加速生产和意识形态的紧缩状态有着重要的关系。
杨振中个展“静物与风景” 北京当代唐人艺术中心展览现场
文/李旭辉
图/当代唐人艺术中心 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