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政治由生活入手:邓国骞于香港大馆筹备新展
发起人:另存为  回复数:0   浏览数:1872   最后更新:2018/09/20 14:52:31 by 另存为
[楼主] 另存为 2018-09-20 14:52:31

来源:立场新闻



「鞋架放这裡,然后衣柜这样放。至于床,就这样摆著吧,都可以?」艺术家邓国骞在草图上指指划划,向师傅解释如何陈设家具。数日间,房间已经渐见模样。他再用尼龙袋将各式家品拖进来,衣服一件一件挂起,水壶茶杯一一放入玻璃柜,犹如简约居庭。


过去半个月,邓国骞忙于佈置房间,但这房间并非他的新居,而是大馆的新展览。他步下台阶,回首扫视台上放置的一衣一物,乃至电视播放的影像,全数取自日常。


「今次有点像是把生活彻底搬上舞台,模糊生活同艺术的界线,尝试在艺术展览处境中,将这个重要的声明重新讲一次。」

邓国骞在「大馆当代美术馆」的展览《懒腰》,陈设极度日常


毕业十年,邓国骞作品游走于私密与公共、个人与社会之间。尤其记得 2014 年雨伞运动爆发之前,他曾策划一场关于中港矛盾的艺术项目,曾经透过信件直书政见,并于报章发表公开信大谈政治。转眼间,四年过去,今次展览看来寻常,几乎再也找不出半点政治的痕迹。回望这些年来,个人成长与创作演变,他坦言有些旧作今天再也做不来,并非技术所限,而是感受早已消逝。


「我以前认为处理政治问题必须用政治方法解决,但现在开始觉得不是这样。要解决政治,可能要先讨论生活是什么。」


抗拒做内地展


八十后的邓国骞,出生于元朗锦田,围村人。他曾笑自己是「乡下仔」,十八岁才第一次「出城」去中环,见识五光十色的世界。他入读中大艺术系,先后取得学士及硕士学位,并于 2009 年获得香港当代艺术双年奖优秀奖。其早年创作较多录像作品,例如 2010 年的《棘园过客》。邓国骞邀请艺术家洗朗儿扮成猩猩在公园与人互动,从中学习成为「人类」,拍摄这个浓缩 「人化」的过程。他后来转而更多使用混合媒介,以《邓爷爷》一作参与文化博物馆「时间游人」展览,为祖父的遗物製作盒子,透过日常物品盛载记忆。

《邓爷爷》在文化博物馆

(图片来源:艺频 - 网上新高中视艺科辅助教材库)


《邓爷爷》採用的日常物之间,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格外抢眼。邓国骞解释,祖父曾为国民党将领,昔日春秋二祭的盆菜宴,村内总会挂国民党旗,「但现在的景况当然已经不一样了」。事过境迁的不只围村,他出入元朗也见识了不少内地人来港「爆买」的情况,那种消费行为不免令人心生厌恶。种种背景合起来,他一度迴避到内地做展览。


2014 年,雨伞运动如箭在弦,邓国骞曾于《一週刊》撰文〈笔能说的政治 写给香港的书信〉。信中,他提到与父亲及其友人聚会期间谈及特首选举,说「梁振英和唐英年都不好,梁更有强烈的GCD身影」。叔父们觉得他「搞寸 party」,各人最终不欢而散,之后亦没有再约饮茶。他指情况同样发生在社交媒体。伞运期间,他在 Facebook 谈选举,有些朋友自此「消失」。「我觉得好悲凉,原来朋友之间也有禁忌和面具,真话说不出口。」


铜锣湾书店好血肉 须进入矛盾直视问题


说不出口,邓国骞转而用信件,透过艺术呈现。他同年策划展览「嫣红的荆花盛放璀璨」,写信给四名参展的香港艺术家。信中直书他对香港政治社会的看法,并邀请对方以创作回应。邓国骞寄出的信,与四名艺术家的作品同场展出。展览落幕不久,雨伞运动爆发,维持了差不多三个月。他形容自己当时「未至于去到好前」,但还是会到佔领区,并在 Facebook 发帖呼吁朋友以行动支持。

展览「嫣红的荆花盛放璀璨」陈示邓国骞所撰的书信

(图片来源:嫣红的荆花盛放璀璨 Facebook)


关于伞运,邓国骞没有说很多,却主动提到铜锣湾书店事件对自己影响很大,甚至形容是创作的转捩点。过去,他认为政权干预虽然存在,但并不明显。直至卖书人突然被失踪,他猛然感到「那摆明是政权的绝对暴力,好血肉」。从天星皇后的保育运动,乃至雨伞运动,他以为自己透过社运参与政治,但倒头来却发现自己其实并不了解政治是甚麽。


铜锣湾书店事件成为城中热话之际,邓国骞正忙于安全口画廊个展《百货》。惟展览结束后,他一度陷入类近伞后无力的创作维谷。游行、示威、佔领、抗争的方法做惯,社运界沉著思考如何突破。「这个时代反对的人也必须思考建设是甚麽。」艺术界亦然,他观察到创作人试著回到生活,面对人群,直接介入社会,促成改变。「以前好想用艺术作品触及社会议题,但那时我开始质疑,观众甚至自己是否从中有所得著?」

邓国骞个展《百货》场地

(图片来源:Gallery Exit 网页)


过去三年多,邓国骞有意识地远离画廊和艺术市场,转到独立艺术空间陈示创作成果,并多与政府部门或博物馆合作,今年更在武汉的独立艺术空间「剩余空间」举办首场中国个展。从抗拒到回归大陆,他强调自己并非不再关心中港矛盾,至今仍然觉得每天 150 个单程证配额是「换血」。然而,他开始觉得过份坚守香港与内地的分隔,执著于各种政治口号最终可能绑死自己。


「我以前觉得处理政治问题必须用政治方法去解决,但现在开始觉得不是这样。要解决政治,可能要先讨论生活是甚麽。 」


当代艺术前卫不再 回归生活重构人际关系


从无力感渐渐恢复过来,邓国骞从生活再出发,尝试理解人际聚合分离是甚麽一回事,思考作为艺术家该怎样捕捉今人的感受。两年前,他开始使用智能手机,猛然发现当代艺术本身的前卫几乎彻底消失。科技和网络结合,资讯和影像都唾手可得,他形容现代人「被喂惯资讯」。过往,有些当代艺术创作人会专门发掘偏门题材,人们见到奇异的绘画会感到震撼,但换到今日的语境就变得不再新鲜,冲击力大不如前。他问自己:「由电视到电脑,再到智能电话,如果当代艺术仍然需要展场的话,我们应该做些甚麽?」


身为围村人,邓国骞不时邀请朋友作客,推介地道盆菜风味。席间,新知旧雨共聚一堂,往往倾谈到忘了时间,「好开心,但当时没有想过这种开心到底是甚麽。」直至去年底,他获邀参与「录映太奇 (Videotage)」一场关于网络世界的艺术项目时,尝试拆解「同台食饭的快乐」到底是甚麽一回事。他透过社交媒体公开邀请网民到其锦田老家吃饭,首次发起「食饭 project」并进行直播。参加者多达八十人,分成四次到艺术家屋企作客,每次都聊到日出。


不同背景的陌生人能够「同台食饭」,邓国骞相信饭局证明人际关系的根本不过是出于「大家都是人类」的共性。人们或因政治观点不同,而感到差异强烈,但只要回归人类基本需要,共同进行日常的活动,便能筑成互相理解的基础,差异就有机会消减。同时,他亦有感于社交媒体盛行的年代,人们短讯来往虽多,但物理空间上孤立,甚至令人心灵孤独。互相沟通的需求大,人们渴望倾诉和聆听,目睹面容、感受情绪的面谈仍然无法取代。


与陌生人同枱食饭  家访捕捉「松懈」


从类似「网友约会」的饭局出发,邓国骞渐渐发展出游走于线上、线下的新方向,尝试藉著创作连结不同的人群。


获艺术团体「天台塾 (Rooftop Institute)」邀请,他今年策划《懒腰》的艺术项目,参与题为 「日常边界」的展览。他解释,「懒腰」是稍稍放松的状态, 意在捕捉日常美学,抓住生活的模糊性。他感叹,系统化城市如香港,人们总在赶时间,见到地铁关门还要衝。人在街上往往处于绷紧状态,唯有回到屋企才可以静下来休息,「我想寻找人们松懈的状态,所以我想进入他人的屋企」。

「懒腰饭局」

(图片来源:Rooftop Institute)


今年初,邓国骞再于 facebook 公开招募「饭脚」,并採用交换互访的模式。参加者先到他家作客吃饭,然后再到群组各人的家中探访。探访时间限定于睡前或醒后三十分钟,期间将进行拍摄,片段将于展场陈示。群组成员现时超过三十人,大部分来自艺术圈子,但也有来自其他专业的艺术爱好者。半数参加者乐意开放屋企拍摄,他感到相当满意,笑言:「人数算多了!因为屋企始终是比较私密的地方。更何况,一个新朋友见了两三次都未必请他上来屋企吃饭吧?」


进入一个人的屋企,犹如进入那人的生活,而且要拍摄片段作展览用途。艺术家与参加者首先要建立信任。邓国骞每次聚会尽量展现自己没有底线的一面,从不叫停饭局,醉倒也会留到最后。他离港工作的时候,又会在 WhatsApp 群组中拍片交代近况。他希望用自己的开放,换取对方同样的开放,最终达致互相信任,说:「摄录机光明正大地放到他们面前,受访者必须自愿透露私隐。」

家访片段在展场播放


从获邀作客到定期聚会,再到家访拍摄,压缩在三个月内发生,邓国骞承认速度快得不寻常 。打开家门,让这个陌生男子来拍摄,关键在于放下戒心的一刻「鬆懈」。他忆述,每次饭局参加者自自然然与陌生人聊起来,多次聚会之后关系自会累积起来,渐渐成为朋友。他相信突破人际隔膜的缺口,没有想像中困难,只是你愿不愿意踏出那一步。「我希望大家各自将这种人与人的相处方式感染开去。」


以艺术之名动员  凝聚共同修补差异


基于对陌生人可能比熟人更容易打开心扉的前设,邓国骞相信利用社交媒体的渠道寻找陌生人,再以面对面的聚会维繫,人际关系可能可以更开放,甚至能够成就过去做不来的事。就像他今次拍摄的十数个对象,各有不同家庭背景和生活状态,由独立屋、屋邨到劏房户都有,但大家仍然可以同枱食饭,打破陌生,甚至成为朋友。

邓国骞坐在展场地板,凝看家访片段


饭局发展出来的人际关系,邓国骞虽然是召集者,但他希望群组各人日后可以更加主动。就像今次大馆的展览,他设定睡房的框架之后,便邀请群组成员放下代表自己生活的物品,或者提出与装置互动的表演和行动,例如学习插花的成员,在场中加入自己做的「立花」。他甚至鼓励群组有任何意念,可以再自行组合,不必由他再做主导。而他,展览开幕之后将会继续「家访拍摄」的计划,招募大馆观众参与,壮大群组人数。他以收集 365 人的生活片段为目标,期望製成类似日曆的互动装置。


「为什么要三百多人?人数之所以重要:一来要呈现生活的多样性,二来最终也牵涉一种动员。」


如此时代,邓国骞感叹社会动员往往由有钱或有权的人促成,很难像从前那样高呼「我们去游行!我们去佔领!」就能号召公众。作为艺术家,从事创作十年的人,他虽然最熟悉这个方式,但也不得不承认文化艺术的精神力量并不足以推翻政权。就像《懒腰》,他以艺术之名召集不同背景的人同枱食饭,互相感染,凝聚共同的经验,最终达成甚麽即使未有方向,但他耸耸肩说:「动员,其实不需要由我出手,而是到时候大家自会行动。」

香港艺术家邓国骞


文/g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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