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一周前，在波斯尼亚的塞族部分（“塞族共和国”）的首都，巴尼亚卢卡，发生了一个更伟大、也更重要得多得多的奇迹，这个奇迹后来也跨越族群之分，在其他波斯尼亚城市中发生了。

今天，塞族的部分越来越像一个主权国家，而在穆斯林的萨拉热窝，伊斯兰化的进程，也在诸如在宾馆或酒吧越来越难买到啤酒此类的事情里，得到了证明。

同时，一种特定形式的，极为公共化的PPP（公共-私人合作关系）在波斯尼亚各地兴盛起来：地方的政治精英，和半合法的私人企业裹在一起，他们的统治，以族群实体（波斯尼亚人、塞族人、等等）的保护者的身份，在“敌人”面前，得到了正名。在这样的情景（贫困无处不在，年轻人纷纷前往西欧寻找工作）中，民族主义蓬勃发展，而对族群实体的防卫，也轻而易举地，压倒了经济问题。

关于波斯尼亚面临的难题，最好的例子，是几年前，克罗地亚发生的事情。那里，两次公共抗议的集会得到了宣告：工会号召抗议不断扩大的失业和贫困（普通人对此深有体会）。同时，右翼民族主义者也宣布，要集会抗议武科瓦尔重新承认西里尔文字的官方地位（因为那里有塞族少数）。

当然，第一个集会，来了几百人；而第二个集会，则来了十万多人。对普通人来说，贫困作为一个日常的生活问题，要比西里尔文字的威胁实在得多得多得多，但就算是这样，工会也未能把群众动员起来。

明智的批评者喜欢引用这样的故事，来犬儒地嘲笑左翼关于“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击败地方的民族主义，联合那些受统治的族群精英操纵和剥削的人，建立一个跨民族的联合”的主张。他们耐心地解释何以“非理性的”族群仇恨——特别是在一个像巴尔干那样的地区——是如此地根深蒂固，以至于没法被“理性的”经济方面的忧虑克服——意思是，被剥削者的跨民族联合，是一个不会发生的奇迹。

好吧，现在，这个奇迹突然发生了。而且，相形之下，这个奇迹使得默主歌耶的奇迹也变得苍白。

大卫·德拉吉塞维奇(David Dragicevic)，一个年轻的塞族波斯尼亚黑客，于今年三月十七日到三月十八日晚失踪，三月二十四日，人们在巴尼亚卢卡附近发现了他的尸体；从他饱受摧残的尸体来看，显然，他是被残酷折磨致死的。

从三月二十六日起，巴尼亚卢卡大广场上每天都在抗议，大卫的父亲，达沃尔以“为了大卫的正义”为名，组织了抗议。警方起初宣称大卫是自杀，后来在公众强大的压力下，开始把它当作谋杀案件来调查，但至今没有结案。

最终，情况水落石出了：大卫发现了统治派系的腐败和其他罪行的踪迹。所以，他必须消失。

一周前，持续的抗议扩大为大规模的集会，数万人参加了集会，数十辆满载人民的汽车，从塞族共和国各地，开进巴尼亚卢卡。统治派系做出了惊恐的反应：数千警察控制了街道，并封锁了城市的入口。

于是，真正的奇迹发生了。出人意料地，其他穆斯林占多数的波斯尼亚城市，也出现了类似的集会——惊人地展示出跨族群的团结。在波斯尼亚的首都，萨拉热窝，数百人要求给他们那里发生的类似案件以公正的处理：德泽南·梅米克(Dzenan Memic)之死，此人于2016年二月八日至九日夜间失踪，他的尸体也布满了虐待的痕迹。

巴尼亚卢卡、萨拉热窝和其他波斯尼亚城市的抗议者交换了信息，并强调了他们跨越族群之分的团结，因为他们都共享被腐败的PPP精英控制的命运。

所以，说到底，他们充分地意识到了，真正的威胁不是来自于其他族群，而其来自于他们自己群体内部的腐败，而且，只有通过一起行动，他们才能摆脱这个恶性肿瘤。因此，不可能的、（对犬儒的现实主义者来说）“无法想象的”事情发生了。

当然，我们不应该对它们抱太大的期望。类似的反经济贫困的跨族群运动，在数年前，作为对阿拉伯之春的响应，就已经发生过了，但这样的运动，还是逐渐衰落了。

不过，火还在地下燃烧，而这火光，也是波斯尼亚唯一的希望之光。这星星之火再次肯定了亚伯拉罕·林肯那句古老的名言的真理：你可以永远欺骗一些人，也可以一时地欺骗所有人，但你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