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anarchy hospital  作者：sade dreqaa

虽然我们一直致力于批判左派的批判，但无论是目的，还是手段，都和辩证法本身的延续和变形截然不同。一些腐朽的辩证法家比如齐泽克，他批判传统的革命左派是为了让左派支持社会改良主义组织，利用看似革命的言辞和等待弥赛亚的庸人心态来迎合我们时代弱智青年的口味。一直以来我们都有一种误解，认为齐泽克批判列宁是为了告别马列主义的非革命性，因为对于许多非建制化的激进左派来说，马列主义唯一没做过的事就是革命，所以我们要做列宁没有做过的事，去真正地进行一场社会革命。但其实齐泽克的本意并非如此，因为在辩证法的历史解释学中，已经人为地塑造了一场“革命的历史”，而此后的一切叙事，都将以这种人为建构线性的历史进步主义神话作为出发点，因此所谓“列宁没做过的事”并不是指革命，而是指——让我们支持自由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政党。齐泽克是利用了一些不为人知的历史来蒙骗大众的，比如，苏维埃的前身其实并不是一个国家，而是更加接近无政府主义传统的工农斗争发明的社会组织形式，他们把一种工人自我管理的组织方式叫做苏维埃。列宁看到了这种革命潜力，才选择了与激进工人和无政府主义“合作”，当然他的目的是用国家来挟持工人苏维埃，而这种合作的代价就是与社会民主党以及各种改良派进行决裂。所以，显然齐泽克的庸俗辩证法并不是要让我们把苏维埃进行到底，而是说，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传统，转而选择当前的泛法西斯“社会主义”改良运动，而这些运动的直接受益者，就是那些“左派”政客和背后的大资本家。而这又是因为，按照一种基督教和老年黑格尔主义的弥赛亚观念，列宁这么早地成立苏维埃国家显然是错误的，必须将一切激进的实践与能动性彻底抹除，使革命成为一种空洞的口号和言辞，一种革命的弥赛亚降临才会成为可能。革命就是什么都不干，只要让年轻人自己自愿地变成迎合流行潮流的庸人，让自己烂透，那么革命的弥赛亚就会到来，所以，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一种言辞上的激进和虚假的批判态度就无比重要——对脑袋里只有屎的人来说它总是“最为激进”的。这种黑格尔主义的话术，实际上早在巴枯宁的时代就已经成了德国庸人的特色（从拉萨尔到希特勒只不过是把它进一步发挥），巴枯宁很早地就发现了这一点，但可惜并没有将之彻底揭露。而到了21世纪，这种无聊的话术其实也并没有发明出什么新花样。

于是很明显地，我们发现了齐泽克在为什么样的人以及什么样的潮流做辩护——为生活优越又贪得无厌且低智的猪做辩护，为当代法西斯贱民潮流做辩护。从2008年以来，我们经历了许多运动，这些运动中的激进色彩虽然引人注目，但它的身体却是腐朽的。在一些不怎么让人注目的地方，有许多法西斯主义暗流存在于其中，一种反动倾向构成了它的身体。于是无意间，整个运动为一系列形左实右的流氓“改良主义”政党上台做了政治铺垫。这些政党以“反新自由主义”的名义在全球铺设媒体与代理人，并且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统治，利用跨国资产阶级的支持、NGO和媒体操弄舆论，在网络上大肆造谣、打击异己，从而进一步制造了许多装模作样的“运动”，和一种近乎弱智的“左派”话语。所谓假罢工就是这种政治需求下产生的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新发明”，他们不需要罢工，但是又需要一种眼球经济，利用罢工的假象引起贱民的造势，因此假罢工就成了一种遍布全球的业务。这就是为什么齐泽克在中国受到欢迎（特别是“澎湃”这种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媒体）。他们做过的每一件事，都和希特勒做过的毫无二致。中国的一些“反对派”一直都是法西斯主义的重灾区，而这一波运动和齐泽克刚好满足了他们的需要，于是各种新的“左派”如同蛆虫一样从屎里冒了出来。一种法西斯主义的“左派”。

形成这样的局面，说起来似乎是复杂的，但其实它并不是什么新花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批判传统的左派：他们又有谁想过，他们为了自己的“理想”，树立了多少谎言，进行多少欺骗，制造了多少谋杀，为理想做了多少坏事，并付出了多少鲜血和代价，然而他们艰苦奋斗得来的今天，一切都被他们的弱智后代所损毁？——这和一种辩证法的历史叙事有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积极地使用暴力打击当前法西斯的“左派”：人们往往错误地认为这些法西斯青年具有某种“正义的理想”，只不过他们“热心做了错事”，从而采取一种宽容与同情的态度。但这一切想象出来的画面都根本不存在——人们是因为一种低劣的快感和维护既定利益才选择了法西斯，同样，人们是因为低劣的懦弱才会敢怒不敢言，从而让无耻的盲流骑在所有人的背上。所谓同情也是虚假的，因为这叫做害人害己，因为它对不起任何认真对待自己生活的人，对不起那些真正身处苦难中的人，更对不起那些真正为了理想而牺牲一切的人！

不过若是将传统的革命左派和当前的法西斯“左派”混淆起来，这才中了法西斯的诡计，我们对之需要加以明确的区分。法西斯主义的“左派”尽管花样繁多，他们管自己叫“马克思主义者”，叫自己“无政府主义者”，说自己是“法兰克福学派”，甚至还想自作主张地造谣宣称“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走到了一起”，但正如当代法西斯利用科学主义为自己的达尔文主义倾向辩护，法西斯的“左派”从来都没有脱离过达尔文主义世界观，因此，这种宣称实则是一种“拟态”的应用。它永远只是在用一种左派的外表对左派进行肤浅的模仿，并且永远是一种自鸣得意的自我宣称，为了掩盖内心的虚弱，他们用虚张声势来为自己壮胆。——为了方便起见，完全是出于实用的目的，才会选择不断地重复曾经革命左派喊过的口号，或者是重复法兰克福学派的姿态，用一种狗屁的“阶级斗争”来掩盖自己无知、贫乏、肤浅的灵魂。对一切意见不合者，大可以盖一顶“小资产阶级”的帽子。所以我们以此得知，法西斯的“左派”实则是没有任何创造性的，仅仅是对一切进行坐吃山空式的操作——它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彻底摧毁革命。不仅如此，它还成功地败坏了左派的形象。仿佛任何事情，只要它庸俗，只要它够蠢，只要它败坏得有味道，让臭味传千里，那么这件事就很好。从此，左派成了一个又蠢又坏、无知愚昧、粗俗浅薄的代名词。当然，任何智力上的造诣都是不被允许的，艺术追求更是不可能的，“你，没有吃饱的中国人，还想有艺术追求，这是扯淡呢吧？你一定是个腐败的资产阶级权贵！” 仿佛只有蠢材才配得上激进革命的理想主义色彩，一个人只要够蠢，才能够称得上是同志。

究竟什么样的人，能够如此错乱不堪？这其实和一种主体化的操作有关，通过所谓“共同记忆”的植入、对历史和道德构型的建立、媒体对感官的重组、经济对欲望的编码，人们受制于一个空洞的“自我”。虚假的记忆，编造的历史，错乱的认知与道德构型，畸形的欲望，让人们脱离了生活与大地，从而变成一个伪善又歇斯底里的法西斯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