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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谁? 文/彭德
我的身份
“我”是谁 ?学者。
按孔子的解释，求学的人通称学者。学童、学生、学子、学人、学士、学究，都可以归入学者的行列。当代所谓的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这些不同级别的学者，在我曾经生活的古代中国，大都可以找到相应的头衔。
学字由上下两个字根组成。在周代金文中，上面的那个字根的中间部位，是八卦中的爻象，两边像人的双手，手下的冖像膝盖，冖下的子即儿童。学，就是长者手持爻教导膝下的儿童。爻作为学字的核心，它充当着中国学术的起点。爻字指代的八卦，相传创始于伏羲。结合田野考古和文献记载推断，大约形成于公元前5000年至前2787年之间。伏羲八卦的夏朝版本叫《连山》；商朝版本叫《归藏》；周朝版本叫《易》、《易经》、《周易》。《周易》的著作权属于周文王，他把八卦方位作了调整，让象征天、君、父的乾卦位于西北，因为中国西北是周人的发祥地。儒家的五经、六经、七经、九经、十经、十二经、十三经等经典著作，均含《周易》。可见3000多年来，学字的本义贯穿始终。
学者的学，不仅贯穿历史的始终，也贯穿人生的始终。学而不厌、学而时习之、学不可已矣之类的说教，就是旨在让我自始至终地学，自始至终地让我从属于所学的对象，成为他人的载体。当代同仁从小学生到博士后，累计约23年；古代同仁从学童到学究，大抵也是23年。孔子声称十五而学，三十而立，历时16年。事实上，周代贵族儿童8岁入学。从8岁到14岁共计7年，累计也是23年。
能不能换个字眼或名词来改变我的身分呢?学者改为觉者，如何?
觉字似乎带有直觉的意味，其实不然。古人造字流于滑头，比如这个觉字就很鬼。觉字与学字有相同的字根。觉的字义，汉代字典释为醒，觉者由此可引申为醒着的学者；觉字同时又可释为睡，如睡觉，尽管读音不同，但觉者仍不免睡着的学者之嫌。本学者一睡，同植物人有何区别?
再换两个词：悟者，思想者。
悟字可会意为我心。孟子说：心之官则思。孟子不懂生理学，否则他就会说心之官不思。本文姑且认可心之官则思这个前提，看一看悟字的另一半—吾。吾，五口也。五通巫，在甲骨文中，五与巫都可以写做×，×就是爻的简化，巫师的标志。中国的大巫：伏羲、女娲、姬发。姬发者，周文王也。可见这个悟字用不得。
思，由与思维无关的心和田组成，田在甲金文中像幼儿头颅，幼儿头颅中有的只是先天的欲望。想，汉代许慎解释为“觊思”。觊觎什么?相。相即丞相，百官之长，中国历代学者跻身仕途的最高理想。魏晋时期，思与想联称思想，仍然只是欲望的表现形式，是期待与萦怀的同义语，是学而优则仕的内在动力。既然思想者如此势利，我还是以学者自诩为妙。
我的本事
不学无术。学什么？
作为学者的我，笃信的是“博学之，审问之”的教条。学必问，问即学，学者的生涯就是一个不断自外而内的堆积过程。这个过程是通过读书来完成的，读书就是学问的阶梯。
春秋时期，楚国有一位史官名叫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些业已失传的上古著作，解释各种事物，提供前代成败的教训，依照礼仪祭祀鬼神，被楚人视为国宝，也是我和历代学者的模范。倚相是一位活到老学到老的学究，由于学习时间不够用，走路都要弓着背小跑。到了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文本骤增，我的阅读榜样转向学富五车的大学问家惠子。五车即5车厢简册。战国竹简厚约0.1、宽约1厘米，长度不等。按1车为1立方立米计算，5车简册的总篇幅在8千万字左右。
明朝皇帝豢养的学士，必须通读三通才算初步合格，所谓士不读三通则不通。三通是唐代杜祐《通典》、宋代郑樵《通志》、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的统称。到清代时，三通演变为十通，汉代儒家五经则变为十三经。自汉代至民国，仅由《易经》派生出来的著作，尚存于世的就有六七百部，每部少则1卷，多则73卷，总篇幅变成简册几乎可装5车。有的同仁终其一生钻研一部经典，人称皓首穷一经。
从汉代起，皇室子弟以诸侯王的名义坐镇各地，皇帝为了消弥他们的政治野心，鼓励他们著书和出书，从而导致一代接一代的学术高潮，以宋明两朝最为典型。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说教至此流布天下，博览群书成为学者的使命。如我所涉足的画坛，作画的最高境界是“气韵生动”。明代同行董其昌认定气韵不可学，属于生而知之的对象。不过他随即开了一个口子，指出也有可学之法—读万卷书。董其昌官至礼部尚书，号召力仅次于皇帝与三公，从此害苦了四百年来的学者型画家。明代毛晋聚书八万四千卷，首屈一指的藏书家，也成为我攀比的对象。
中国古书按门类分为经、史、子、集4类。你要想当学者或有学问，四者不可偏废。按明代同仁的说法，学问如同居室：《四书》是门墙，儒家经典是厅堂，诸子和十七史是是廊庑，三教九流是家具用具，一样都不能少；学问追求博，如同居室追求广。清朝编修的《四库全书》，对存世的经、史、子、集恣意进行了删削，总篇幅尚存7亿多字。按每天阅读3万字计算，通读一遍需要64年。
进入20世纪后，社会发生了巨变，而我做学问并没有变，只是改变了对象或系统。嫡系的学问被废黜，域外蛮夷的学问被请进，成为我在写作和沙龙清谈中的时髦话题。在整个20世纪，单一地引证中国经典文献被视为俗气和土气，学贯中西成了我的治学招牌。
西方的学问，已经独立成学科的已有几百种。它以哲学作为各学科的灵魂，在有案可稽的两千多年间，构成以宗教神学为原点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独木成林的学术景观。它把人类的行为煞有介事地贯穿在一条严密的逻辑链上。经院哲学追根寻源、钩沉考古、旁征博引而枯燥无味的学术劳役姑且不论，即使是20世纪的新式学问，也不过是换了一套婚纱的老媳妇。存在哲学和死亡哲学，只不过是基督教世界末日论的变种；尼采的学问，只不过是上帝意志的的世俗化；科学哲学，只不过是变得抽象的神灵；语言学哲学，只不过是换了汤水的经院哲学。这些学问的发起者、解释者、追随者、衍生者们汗牛充栋的著作，尽管足以打发我几百年的时光，我也必须怀着仰慕的情感或带着仇恨的心态去阅读，否则我同任何像样的学者都无法交谈。
20世纪信息**使学问在我心目中的神圣感变成了恐惧感。无休止的学问使我变得聪明起来还是更加茫然、愚蠢、固执和自以为是，成为无法判断的命题。尽管文字文本正在被直观的图形文本所取代，但在理论上我们将每天都面临着1000个以上电视频道的诱惑与选择，面临着1万份以上图片报刊的包围，只有把信息变成超浓缩的针剂不间断地注入我的脑组织，我才有资格成为一个基本合格的学者。
我的用处
作为一间长脚的图书储藏室兼一台见机行事的复印机，我有何用?
在春秋以前，我之所以为我，在于面向自己；春秋以后，我之所以为我，在于面向别人。孔子于是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按程颢的解释，为己就是提高自我的修养，为人就是用学问向人来炫耀自己；为己者最终能成全他人，为人者最终是丧失自己。把读书学习作为自娱或向人炫耀的手段，照朱熹的意见，就是玩学问。在朱熹的时代，玩弄学问被视为玩物丧志者一项自视高雅的表现形式。
提高自我的修养而成全他人的学者，成全的是什么东西呢?道德。无论在孔子或者老子那里，道德都属于政治哲学的范畴，这种实用道德本身所具有的不道德性，使得为己的动机和结果往往要大打折扣，进而导致了一味为人的学者。孔子驾一辆破车周游列国，推广自己的修养，四处碰壁之后，不得不聚众讲学以满足口腔的快感，以致他的学说在2500年间成了中国经院式哲学不断增生的原典。用孔子自己的分类法，他属于为己还是为人呢?
我的这个质问只能通过内心独白私下亵渎一下圣贤，当然是不宜公开的。公开的场合你必须一本正经地学，至少也要假惺惺地学。在官本位的中国，学问是加官晋爵的阶梯。学者的作用就是充当上流社会的智囊和圣人的捉刀人，比如帝王的顾问、诸侯的谋士、将帅的幕僚等等。做不成官的落魄学者，也可以引诱他的崇拜者一道玩学问，把学问作为人类消磨过剩的人口和人消磨过剩精力的游戏。当然也可以扮演一个比较单纯的学者，以著作等身为奋斗目标。比如大儒朱熹，传世的著作100多部。我如果要超过他，就必须用秘书加电脑或剪刀加浆糊变相抄书，才有可能同他一决高低—成为杰出的不断增生的文化肿瘤兼精神的自恋症患者。
当西方学问引进后，我在培根等人的影响下，毕生的目标就是实现福斯图斯的理想：知识就是力量。而当我沿着赫拉克利特逻各斯足迹走到乔姆斯基的语言学哲学时，发现整个过程只不过是戏剧性地划了一个圆圈，于是我记起了赫拉克利特的告诫：博学并不能使人具有智慧。
我的前景
我还有救吗?没有，除非我不当学者。
如果说学者的学问是癌肿，那么作为学者，我的死敌就是学者，他鞭策我的癌肿不停顿地无休止地增生。事已至此，确立一份缓解我的学问恶性膨胀的社会契约已迫在眉睫，现拟腹稿5条，等待机会以儆天下学者：
1.对侈谈学问如本人者，割舌剁手。
2.对旁征博引如同本人的写作者，腰斩。
3.对拾人牙慧如同本人的写作者，大辟。
4.著作等身者是精神世界的江洋大盗，凡在某一领域发表百万字以上的学者，凌迟处置。
5.废除助长无病呻吟的学术月刊；严禁漫无节制的学术著作；推行一字千金的稿酬制度，以免学者越写越贱，越贱越写。
我是谁? 文/彭德
我的身份
“我”是谁 ?学者。
按孔子的解释，求学的人通称学者。学童、学生、学子、学人、学士、学究，都可以归入学者的行列。当代所谓的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这些不同级别的学者，在我曾经生活的古代中国，大都可以找到相应的头衔。
学字由上下两个字根组成。在周代金文中，上面的那个字根的中间部位，是八卦中的爻象，两边像人的双手，手下的冖像膝盖，冖下的子即儿童。学，就是长者手持爻教导膝下的儿童。爻作为学字的核心，它充当着中国学术的起点。爻字指代的八卦，相传创始于伏羲。结合田野考古和文献记载推断，大约形成于公元前5000年至前2787年之间。伏羲八卦的夏朝版本叫《连山》；商朝版本叫《归藏》；周朝版本叫《易》、《易经》、《周易》。《周易》的著作权属于周文王，他把八卦方位作了调整，让象征天、君、父的乾卦位于西北，因为中国西北是周人的发祥地。儒家的五经、六经、七经、九经、十经、十二经、十三经等经典著作，均含《周易》。可见3000多年来，学字的本义贯穿始终。
学者的学，不仅贯穿历史的始终，也贯穿人生的始终。学而不厌、学而时习之、学不可已矣之类的说教，就是旨在让我自始至终地学，自始至终地让我从属于所学的对象，成为他人的载体。当代同仁从小学生到博士后，累计约23年；古代同仁从学童到学究，大抵也是23年。孔子声称十五而学，三十而立，历时16年。事实上，周代贵族儿童8岁入学。从8岁到14岁共计7年，累计也是23年。
能不能换个字眼或名词来改变我的身分呢?学者改为觉者，如何?
觉字似乎带有直觉的意味，其实不然。古人造字流于滑头，比如这个觉字就很鬼。觉字与学字有相同的字根。觉的字义，汉代字典释为醒，觉者由此可引申为醒着的学者；觉字同时又可释为睡，如睡觉，尽管读音不同，但觉者仍不免睡着的学者之嫌。本学者一睡，同植物人有何区别?
再换两个词：悟者，思想者。
悟字可会意为我心。孟子说：心之官则思。孟子不懂生理学，否则他就会说心之官不思。本文姑且认可心之官则思这个前提，看一看悟字的另一半—吾。吾，五口也。五通巫，在甲骨文中，五与巫都可以写做×，×就是爻的简化，巫师的标志。中国的大巫：伏羲、女娲、姬发。姬发者，周文王也。可见这个悟字用不得。
思，由与思维无关的心和田组成，田在甲金文中像幼儿头颅，幼儿头颅中有的只是先天的欲望。想，汉代许慎解释为“觊思”。觊觎什么?相。相即丞相，百官之长，中国历代学者跻身仕途的最高理想。魏晋时期，思与想联称思想，仍然只是欲望的表现形式，是期待与萦怀的同义语，是学而优则仕的内在动力。既然思想者如此势利，我还是以学者自诩为妙。
我的本事
不学无术。学什么？
作为学者的我，笃信的是“博学之，审问之”的教条。学必问，问即学，学者的生涯就是一个不断自外而内的堆积过程。这个过程是通过读书来完成的，读书就是学问的阶梯。
春秋时期，楚国有一位史官名叫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些业已失传的上古著作，解释各种事物，提供前代成败的教训，依照礼仪祭祀鬼神，被楚人视为国宝，也是我和历代学者的模范。倚相是一位活到老学到老的学究，由于学习时间不够用，走路都要弓着背小跑。到了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文本骤增，我的阅读榜样转向学富五车的大学问家惠子。五车即5车厢简册。战国竹简厚约0.1、宽约1厘米，长度不等。按1车为1立方立米计算，5车简册的总篇幅在8千万字左右。
明朝皇帝豢养的学士，必须通读三通才算初步合格，所谓士不读三通则不通。三通是唐代杜祐《通典》、宋代郑樵《通志》、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的统称。到清代时，三通演变为十通，汉代儒家五经则变为十三经。自汉代至民国，仅由《易经》派生出来的著作，尚存于世的就有六七百部，每部少则1卷，多则73卷，总篇幅变成简册几乎可装5车。有的同仁终其一生钻研一部经典，人称皓首穷一经。
从汉代起，皇室子弟以诸侯王的名义坐镇各地，皇帝为了消弥他们的政治野心，鼓励他们著书和出书，从而导致一代接一代的学术高潮，以宋明两朝最为典型。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说教至此流布天下，博览群书成为学者的使命。如我所涉足的画坛，作画的最高境界是“气韵生动”。明代同行董其昌认定气韵不可学，属于生而知之的对象。不过他随即开了一个口子，指出也有可学之法—读万卷书。董其昌官至礼部尚书，号召力仅次于皇帝与三公，从此害苦了四百年来的学者型画家。明代毛晋聚书八万四千卷，首屈一指的藏书家，也成为我攀比的对象。
中国古书按门类分为经、史、子、集4类。你要想当学者或有学问，四者不可偏废。按明代同仁的说法，学问如同居室：《四书》是门墙，儒家经典是厅堂，诸子和十七史是是廊庑，三教九流是家具用具，一样都不能少；学问追求博，如同居室追求广。清朝编修的《四库全书》，对存世的经、史、子、集恣意进行了删削，总篇幅尚存7亿多字。按每天阅读3万字计算，通读一遍需要64年。
进入20世纪后，社会发生了巨变，而我做学问并没有变，只是改变了对象或系统。嫡系的学问被废黜，域外蛮夷的学问被请进，成为我在写作和沙龙清谈中的时髦话题。在整个20世纪，单一地引证中国经典文献被视为俗气和土气，学贯中西成了我的治学招牌。
西方的学问，已经独立成学科的已有几百种。它以哲学作为各学科的灵魂，在有案可稽的两千多年间，构成以宗教神学为原点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独木成林的学术景观。它把人类的行为煞有介事地贯穿在一条严密的逻辑链上。经院哲学追根寻源、钩沉考古、旁征博引而枯燥无味的学术劳役姑且不论，即使是20世纪的新式学问，也不过是换了一套婚纱的老媳妇。存在哲学和死亡哲学，只不过是基督教世界末日论的变种；尼采的学问，只不过是上帝意志的的世俗化；科学哲学，只不过是变得抽象的神灵；语言学哲学，只不过是换了汤水的经院哲学。这些学问的发起者、解释者、追随者、衍生者们汗牛充栋的著作，尽管足以打发我几百年的时光，我也必须怀着仰慕的情感或带着仇恨的心态去阅读，否则我同任何像样的学者都无法交谈。
20世纪信息**使学问在我心目中的神圣感变成了恐惧感。无休止的学问使我变得聪明起来还是更加茫然、愚蠢、固执和自以为是，成为无法判断的命题。尽管文字文本正在被直观的图形文本所取代，但在理论上我们将每天都面临着1000个以上电视频道的诱惑与选择，面临着1万份以上图片报刊的包围，只有把信息变成超浓缩的针剂不间断地注入我的脑组织，我才有资格成为一个基本合格的学者。
我的用处
作为一间长脚的图书储藏室兼一台见机行事的复印机，我有何用?
在春秋以前，我之所以为我，在于面向自己；春秋以后，我之所以为我，在于面向别人。孔子于是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按程颢的解释，为己就是提高自我的修养，为人就是用学问向人来炫耀自己；为己者最终能成全他人，为人者最终是丧失自己。把读书学习作为自娱或向人炫耀的手段，照朱熹的意见，就是玩学问。在朱熹的时代，玩弄学问被视为玩物丧志者一项自视高雅的表现形式。
提高自我的修养而成全他人的学者，成全的是什么东西呢?道德。无论在孔子或者老子那里，道德都属于政治哲学的范畴，这种实用道德本身所具有的不道德性，使得为己的动机和结果往往要大打折扣，进而导致了一味为人的学者。孔子驾一辆破车周游列国，推广自己的修养，四处碰壁之后，不得不聚众讲学以满足口腔的快感，以致他的学说在2500年间成了中国经院式哲学不断增生的原典。用孔子自己的分类法，他属于为己还是为人呢?
我的这个质问只能通过内心独白私下亵渎一下圣贤，当然是不宜公开的。公开的场合你必须一本正经地学，至少也要假惺惺地学。在官本位的中国，学问是加官晋爵的阶梯。学者的作用就是充当上流社会的智囊和圣人的捉刀人，比如帝王的顾问、诸侯的谋士、将帅的幕僚等等。做不成官的落魄学者，也可以引诱他的崇拜者一道玩学问，把学问作为人类消磨过剩的人口和人消磨过剩精力的游戏。当然也可以扮演一个比较单纯的学者，以著作等身为奋斗目标。比如大儒朱熹，传世的著作100多部。我如果要超过他，就必须用秘书加电脑或剪刀加浆糊变相抄书，才有可能同他一决高低—成为杰出的不断增生的文化肿瘤兼精神的自恋症患者。
当西方学问引进后，我在培根等人的影响下，毕生的目标就是实现福斯图斯的理想：知识就是力量。而当我沿着赫拉克利特逻各斯足迹走到乔姆斯基的语言学哲学时，发现整个过程只不过是戏剧性地划了一个圆圈，于是我记起了赫拉克利特的告诫：博学并不能使人具有智慧。
我的前景
我还有救吗?没有，除非我不当学者。
如果说学者的学问是癌肿，那么作为学者，我的死敌就是学者，他鞭策我的癌肿不停顿地无休止地增生。事已至此，确立一份缓解我的学问恶性膨胀的社会契约已迫在眉睫，现拟腹稿5条，等待机会以儆天下学者：
1.对侈谈学问如本人者，割舌剁手。
2.对旁征博引如同本人的写作者，腰斩。
3.对拾人牙慧如同本人的写作者，大辟。
4.著作等身者是精神世界的江洋大盗，凡在某一领域发表百万字以上的学者，凌迟处置。
5.废除助长无病呻吟的学术月刊；严禁漫无节制的学术著作；推行一字千金的稿酬制度，以免学者越写越贱，越贱越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