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伯格看来，作家的政治功能便是描述墙内所发生的事，好让将来在墙外的人知道。
翁海贞/文
我想，下辈子我可能出生在巴塞罗那，说加泰罗尼亚语。你呢？里加？或加拿大北方某个地方？不知为什么，我总要将你推到北方去。我可能错了。出生在哪里好呢？也许我们可以为下辈子制作一张地图——带折页的！
——《给你寄去这镉红》（I Send You This Cadmium Red）
四十多年前，伯格离开英国，定居在距离日内瓦城东三十多里一个叫昆西（Quincy）的山村。这里的农民仍然耕种土地，伯格刚来的时候，他那石头筑的牧人小屋里没有自来水，没有电。伯格说，他来昆西是为了学习，为了理解一个正在消失的世界，为了目睹、感觉压抑和嫁接。就像恩格斯在曼彻斯特模仿工人阶级的生活那样，伯格要模仿法国农民的传统生活方式。伯格想要看到欧洲海外劳工出发的地方，见证他们留在身后的古老生活方式。
伯格的写作事业始于观看艺术。在艺术中，他看到艺术认可存在的潜能。伯格的大多小说以基本上同期发表的艺术评论为根据。伯格所感兴趣的故事，是那些能够为读者和听众提供“存在的认可”（recognition of being）的故事。对于伯格，写作是一种与未来对话的社会行动。伯格曾说：“所有作品都应该与那个可能的未来对话，因为……困在墙内的每一个人，都憧憬那个未来。”这道墙是就是包围我们的世界，隔断我们与外界任何差异的联系的现代资本主义主流社会。作家的政治功能便是描述墙内所发生的事，好让将来在墙外的人知道。随着分享经验的能力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衰退，人们的想象力也在枯萎。困在墙内的人们的想象力被耗竭，人生质量被降低，却无法表达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伯格便自命为墙内人的代言人。
在小说《G.》里，一个市民被士兵打伤后，伯格写道：“写下点什么。真实或虚假并不重要。说出来，这是你唯一能做的可能有用的事。建造一堵词语屏障，不要管这些词意味着什么……说点什么吧，因为他的苦痛远甚于你能在真实与虚假之间所能做的区分。像其他人用纱布包扎他的伤口那样，用你的词语包扎他吧。”曾有批评家指责他的文字无趣。而对于伯格，他讲故事是为了用“残酷而真实”的词语记载那正在发生的。
伯格的小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我们时代的画家》（A painter of Our Time），利用一个移民的世界探索文化和政治之间的交叉；第二个阶段由三部小说组成，《克拉夫病房前间》（The Foot of Clive）、《考科的自由》（Corker's Freedom）和《Ｇ.》。这个时候的伯格已经离开了英国社会，他的小说叙述开始采用“墙内”的视角；第三个阶段是《享用他们的劳作》（Into Their Labours）三部曲，关注传统农民的生活方式及其消失的过程。伯格的每一部小说都在变化，但是这些迥异的小说里有一些常数：严肃地看待人类生命的态度，展示现代资本主义扭曲、摧毁生命和想象力的决心，相信社会主义能够提供希望的信念。
《我们在此相遇》
[英]约翰·伯格著
吴莉君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伯格的第一部小说《我们时代的画家》所探索的主题，主导了他的整个写作生涯。伯格在现代性的放逐和融入这个问题的考察里描述小说的主人公，流亡在英国的匈牙利画家拉文与英国社会之间的碰撞。故事的叙述者是一个叫约翰的艺术批评家，当他发现拉文神秘失踪时很是惊讶。在拉文的画室徘徊时，约翰看到一个日记本。故事由约翰阅读拉文写在日记里的反思展开。通过日记，我们得知拉文对艺术和政治的看法，了解他与妻子狄安娜、另一个流亡朋友马克斯的关系，发现自认为是拉文在英国最要好的朋友的约翰对拉文一无所知。最为重要是日记记载了拉文与仍留在国内的诗人朋友拉兹洛的秘密联系。拉兹洛被处决后，拉文决定回国去继续斗争。
拉文在英国的流亡是一段悲惨的经历，他带着艺术和政治理想逃亡到英国，却在这个肤浅、敌意的环境里被孤立起来。他所执教的艺术学校的同事大多自私、隐晦；画廊经理和艺术批评家虽然文雅，然而都是时尚的奴隶（时尚并无甚道德过失，时尚洋溢着活力）；对于这个“现实主义”的画家来说，甚至伦敦糟糕的天气也碍事：“正是这雾，最使我觉得自己是外国人。我痛恨这雾……我冲它发怒——就好像它是邪恶，是英国人给我的双眼使的魔障。”在他的日记里，拉文常将英国与他的祖国作比较，回忆过去在匈牙利的生活。远离祖国之后，他才意识到他的身份认同依赖于他的祖国。“在来到英国之前，我从未真正认识到我是匈牙利人。”正如弗洛伊德所说，身份的认同始于分离的伤痛。“你一个人到达某个地方。然后，你想掏出你的记忆，那些记忆也是梦想。你将它们挂在房间里——像照片那样。你想在每张照片里嵌入一面想象的镜子，里面映着你自己的面孔。你就是这样用过去装饰房间。”记忆里的祖国，是一个道德的、融洽的社会。所有这些回忆都加强了他对英国的谴责，一个本质上分裂、抽象、虚伪的社会。
在《考科的自由》这个故事，伯格所要传达的是“现代社会对人类生活的贬低”，考察这种贬低对个人的剥夺。伯格将故事设在局限的背景里，空间和时间都有种压迫感。考科是一家职业介绍所的老板，自诩为“旅行家”。故事的大部分叙述发生在这家职业介绍所的办公室。考科的梦想是搬出他姐姐的房子，按着自己的理想生活。他秘密地计划着，生活在不休的恐惧里。他渴望人们认可他的真实自我：由他的内在生活所定义的自我。可是为了得到这个认可，他必须暴露内在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必须诚实地生活。这个前景又太可怕。内在的思想、理想和感觉深藏得如此彻底，连他本人都几乎无法触及它们。“自打四岁起，我就开始在这些柜子藏东西，只有我知道自己的东西。我无法知晓这些柜子里藏的是什么，因为我只在夜里看它们。此外，我并不认得它们是什么，我只知道它们是我所熟悉的。”这个故事真实地描绘了生活在彼时的众多英国人共有的压抑。考科最终得到了他想象的自由，然而却失去了一切，被社会所拒斥。考科证实了他内在生活的合法性，他的代价是社会合法性。这个故事暗示着在这个社会上，存在一个非彼即此的境地：人们可以拥有想象的自由，以自己想要的方式生活的自由；但是，这个自由要以放弃在社会上的合法位置为代价。
伯格在他最感人的非小说作品《一个幸运的人》的结论里写道：“我们生活在一个无力、无法理解人的生命价值的社会。我并非宣称我知道人的生命价值。这里可能并没有什么最终或者个人的答案。一个人是不能够自己回答这个问题的。这个答案内在于某时期某社会结构之内的全部关系里。”
伯格将现实定义为连贯事件的想象性建构。个人通过想象力“制作”日常生活。伯格曾说，人类的想象力极难被严格地囿于物质主义之内。它会梦想，像装在篮子里的狗，像野地里的兔子。在早期小说里，伯格所描述的关系是所有存在于个人和物质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个人无力改变或者控制的物质社会的力量。在《享用他们的劳作》三部曲，伯格使用单种叙事方式贯穿《猪的大地》（Pig Earth）、《曾于欧罗巴》（Once In EUROPA）、《丁香花和旗》（Lilac and Flag）。伯格在这个三部曲里所使用的叙事方式，与加西亚·马尔克斯（伯格最欣赏的同代人）在《百年孤独》里所用的叙事方式是类似的。叙事者远离他的叙事，知道一切所发生的，如同记者的报道，平静、无动于衷，对于所发生的事件不予评论、不予道德判断。叙述者不质问或者怀疑这些事件；他的任务是报道一切，自然地讲述活着或者死去的人，从容地对待可触摸的或不可触摸的。在评论马尔克斯的一部小说时，伯格说道：“讲故事的人是死神的秘书。死神将档案交给讲故事的人。档案一律是黑纸，但是讲故事的人具有阅读的慧眼。从这个档案里，讲故事的人为活着的人构筑一个故事。”
这个三部曲的写作源泉来自伯格为准备《七分之一的人》（A Seventh Man）时，与海外劳工共同生活的经验。《享用他们的劳作》这个题目来自《圣经·约翰福音》4-38：“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伯格为《猪的大地》写了“一个解释”与“历史后记”作为框架，来放置故事。他说这三部小说要作为一个整体出版，以 “一个解释” 为开端， “历史后记” 为尾声。《猪的大地》比另外两部小说更加真实、更具描述性，因而能够为另外两部小说形成一道门槛。他在“一个解释”里写道：“诗歌或故事不可避免地处理一种特殊的经验：关于这经验如何与全世界的发展相联系这一点能够、也应当在作品本身暗示出来……尽管如此，诗歌或者故事通常不太可能完全区别特殊和普遍之间的关系……于是作者便起了围绕作品作解释的欲望。”
这个三部曲所收录的故事讲述的是传统法国农民的生活方式、视野和经验瓦解的过程。每一部小说是这个瓦解过程的一个不同阶段。《猪的大地》讲述阿尔卑斯山脚一个村庄里的传统生活。《曾于欧罗巴》讲述这样一个村庄的现代化或者消失。《丁香花和旗》讲述永远地离开了村庄，移居在城市的农民的故事。
《猪的大地》里的各个故事所关注的主题是记忆。在一些文化里，遗忘等于无知和死亡，记忆等于知识和永生。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所要保存的只是表面意义，而非意义的延续。伯格在《观看之道》里说照相机是以记忆为代价来保存表象、外表。他写道：“记忆暗示着某种救赎。留在记忆里的，是从虚无那里挽回的。所忘记的，是被遗弃的……随着记忆的遗失，我们也遗失了意义和判断的延续。”过去是重要的，它构成个人和公众的历史。要想有效地抗争，我们必须先得知道所抗争的是什么。
“风也嚎啸”（Wind Howls Too）是《猪的大地》里最简单的一个故事。冬天里，爷孙俩在邻居的帮助下杀了一头猪，割成十五块，搬到地下室，按着祖辈传下来的图式摆在桌上，等着风干。猪肉搬完后，爷爷便躺在地下室起不来了。院子里有一只石头刻的石屐，孙子站在风里，看到石屐，想起爷爷的话。
“我挺想知道一万年前的生活是怎样的。”爷爷说道，“我常想想这个的。自然应该一直是这样子的。一样的树、一样的土地，一样的云、一样落在草地上，春天到了就融化的雪。人们夸大自然的变化，好让自然显得轻巧……一万年前河里的鳟鱼肯定跟今天的一模一样。”
“猪肯定不一样。”
“所以我才想回去看看。看看我们现在看到的东西最初是怎么样的。打比方说，做羊奶酪就很简单。挤羊奶，热羊奶，分出羊奶里的脂肪，压凝乳。我们会走路前就看着奶酪是怎么做出来的。可是她们是怎么知道这些法子的……我想知道女人们当初是怎么发现这些法子的。”
“金钱的价值”（The Value of Money）是《猪的大地》里最精彩的故事，描绘了资本家与农民的金钱价值观之间的对立所产生的紧张。马赛尔戴着帽子，坐在一张凳子上，桌上铺着格子台布。他在吃东西，可能是面包，或者小羊角。他用面包沾小碗里的咖啡。他的生活是穷苦的，但是他知道日常生活的乐趣：一块面包、一碗淳厚的黑咖啡、一罐陈年的苹果酒（gnle）。虽然政府禁令私制，村里的机器还是在转动。轮到马赛尔的苹果装入机器的时候，政府的税务员来了。马赛尔一怒之下，将两个税务员关到羊圈。马赛尔发怒是因为农民种苹果、榨苹果酒是祖辈的传统，怎能政府说了算。他的父亲、父亲的父亲传下来知识之线，是像岩石里的金线那样宝贵的。
“我的儿子们不会呆在农庄里。他们想要空闲的周末、假期和固定的工作时间。他们喜欢口袋里有钱，随时可以花掉。他们都出去挣钱，对钱很疯狂。米歇尔去工厂做工，Edouard去做生意。我相信他们都错了。整天在街头卖东西，或者在厂里一周做四十五小时的工，这不是人过的日子——这些工作只会把人变得无知。他们是不会再回到农庄干活的……我挖了一个洞，移栽小树苗，给我的儿子们做示例——如果他们感兴趣的话，如果他们不愿意学，就做给我的父亲、父亲的父亲看，让他们知道，他们传下来的知识还没丢掉。没有这知识，我就什么也不是。”儿子们要过怎么样的生活，是由不得马赛尔作主的。马赛尔也没有把两个税务员怎么样。关了两夜之后，马赛尔将他们放了回去，赶着老马回到屋里，等着警察来。
“曾于欧罗巴”是《曾于欧罗巴》里最长最复杂的故事，展现主人公奥黛尔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人生经验。故事的框架也具有象征性意味：
奥黛尔取名于圣奥黛尔。圣奥黛尔天生失明，长大后却第一次用眼睛看到了世界。故事是第一人称的叙述，奥黛尔在飞机上给儿子克利斯蒂断断续续讲述她的人生，最后一段故事是讲给她的女儿听的。克利斯蒂是她与第一任丈夫瑞典乌拉圭混血儿斯坦潘的儿子。斯坦潘是炼钢厂的工人，工友们在工棚里围出一个角落作为他们的新房。有人将工棚上原有的门号刷去，分别标上EUROPA六个字母。他们住在A棚。斯坦潘在一次工厂意外事故中掉入钢水中死去。后来奥黛尔嫁给了米歇尔，一个她从小就认识的当地人，在一次工厂事故里失去了一条腿。米歇尔与奥黛尔结婚之前就知道她和斯坦潘的故事，他知道奥黛尔与他结婚是因为同情他的断腿。失去一条腿之后，米歇尔的内心反倒平静：“地狱始于希望。我们不怀有希望，我们就不会痛苦……当我们想着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时候，地狱就开始了。”让小说的人物这样顿悟，在伯格小说中并不常见，也许这是伯格 “残酷而真实”地叙述了奥黛尔地狱般的人生之后，不得不得出的结论：“失去希望”是唯一的希望。
《丁香与旗》是大都市的象征性混合物：人物与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正义观的纠结。一对年轻恋人——伯格没有为他们正式称名，女人称她的男人 Flag，男人称他的女人Lilac——由于城市的影响扭曲了本性。“我们生在法律之外，不论我们做什么，都犯法。他们生在法律之内，不论他们做什么，都得到保护……比方说苹果，他们吃苹果是为了健康；我们吃苹果是因为偷了一个。比方说汽车，他们开车是因为有约会；我们开车是为了逃跑。”寄居在城市边缘、远离了土地的人们，为了在城市里得到身份认同挣扎着。就像《我们时代的画家》里的拉文，在陌生的环境里，他们所遭遇的只是隔膜。当他们抛弃祖辈耕种的土地时，他们也抛弃了人生的身份。留守山村的老者看着一个又一个年轻人登上公车进城：“在他们离开这个山谷，远离我们这条蓝色的河流之后，在这个世界上，他们就再没什么可以信赖的了。他们得变得像野兔或者狐狸。”登上公车，向村里人挥手告别是离开的人们迈出的最容易、最兴奋的第一步。之后，他们便消失在城市。
伯格评论凡·高的时候说道：“当他画一条道路时，筑路工就在他的想象里。当他画犁过的土地时，犁头翻转泥土的姿势在他的动作里。无论他看向哪里，他看到存在的劳作。正是这样的劳作为他建造起现实。”伯格是为了看到这样的劳作，住到这山里的。你若去那个村子漫游，要找他的小屋很容易的。你向任何一个农夫或农妇打听那个英国作家。“Monsieur Berger？”他 / 她不曾读过伯格的文字，但是他 / 她知道你找就是他。要是他 / 她觉得你靠得住，就会告诉你，沿着D907朝南走，最后一所房子就是了。小路转弯处，很容易找的。门前没有墙或篱笆，就朝着路。要是你看到他的摩托车停在外面，他肯定在家。伯格，这个死神的秘书，骑着本田黑鸟1100摩托车飞在冰冻的山路，随时与死神擦肩而过。
（原载于《东方早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