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中国馆出现在威尼斯双年展上，一定是值得关注的。你进入中国馆的时候，必须穿过王澍的作品《拆筑间》。它是专门设计的中国馆的入口通道，王澍将原来的意大利古典式的门改造成优美的中国园林式的门和通道，用青砖砌成“墙与漏墙”。通过镂空之墙你可以看到掩隐在光线中的古罗马式的雕塑和花园。在你进入这个制造的空间时，一种缓慢感出现了。那个仿佛印着时间痕迹的空间里弥漫的追忆和怀旧使你驻足而得以观望此时空间生产的情绪。                  
  “造境”，是仿佛很有中国意味的词，为这个展览而生，告诉你，中国馆的作品都是关于对“境”（生存空间）的梦想的思考和演绎的，而且，毫无疑问，这也是中国的现实场景中的问题引发出来的。
  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社会的所有新问题的产生都是由全球化和现代化的人类现实促发的。中国社会的发展似乎是沿着历史预设的轨迹前行，因为前面有足够的经验使你得以观察到这种发展的方向和脉络，而且，在中国，现代化造就的任何现实进步都是显现的，不是表现在人的无意识性情、习惯和精神习性方面，而是表现在城市景象日新月异的变化，人文景观的层出不穷的出现，复制与重现中。旧有文化和传统习性的彻底消失和城市现代化进程中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建筑、景观的不断重新构成成为了我们现在历史的现场。现代化文明的进程中自身失落的代价，人类为寻找和谐的生存状态的精神需求的困境，在精神追求的前提下家园与文明和谐共存与发展的梦想，都表现在我们对空间变化的期待上和制造中，因为它具有视觉性和持久性，能代表我们表达理想和审美的存在方式。
  这种迅速发展并促进大规模的城市空间建设的过程也意味着人与自然的疏离；人的生存与环境、生态、资源间发生着种种不可避免的冲突。“造境”在这儿更多地强调对"空间"这种特性生发问题的关注和批判，是对威尼斯双年展“梦想与冲突”的主题在中国语境中遭遇的呼应。
　　
  王澍：拆筑间
  王澍的作品《拆筑间》在构造上是明确的，甚至它是一个建筑前的造型实验，是一个可以建设出来的意义空间。在广东美术馆的现场，它承担着交流和穿行的空间义务又有很多别样的义务。灰黑的砖石的静止稳固，使记忆感伤和时间随意穿过、走动起来。中国语境中的园林、廊、砖这些文化意义书写的空间元素，是某种文人世界的记忆符号。王澍在很多场合谈到这件作品时，他认为：“中国古代园林对于文人来说，是他生活的整个构成，整个世界仿佛都在里边了，生息和沉思，生活的平静性和缓慢感是这种生活的基调。我就是想在今天的热闹环境中展示这种空间的沉静”。但是，在我们面临的全球化语境和无暇顾及生活的日常性意义的今天，只能意味着缓慢、平静、抒情的生活空间和其造就的生活方式变成了留恋和徘徊追思的场景，甚至梦想。新空间对某种特有生活选择的摧毁成为我们无法避免的命运。“拆”、“筑”、“间”，这样的词语提示出我们曾经的和未来的梦想空间意义，更主要的是，作品流露出对逝去的生活风格以及回到一种诗意缓慢生活速度的怀念和梦想。

  展望：《都市山水》
  与王澍制造的缓慢不同，展望似乎是直接和速度的。他这几年的作品都是具有某种反讽性。“都市山水”本身就是一个悖论：“都市”中是没有山水的，都市永远钢铁丛林的都市，是远离泥土和树林的芳香和流动之水的，而不锈钢属性中完全的科技化、工业化、不朽化特征，与具有生命属性的山水是彻底矛盾的。作者将这两种东西并置，并制造了“流动”的云雾环绕，无疑是对今天各种各样的都市虚假山水制造现实的讽刺。作品也对我们在都市盛宴期待中的迷失，对工业化制造幻想的等待，对人与现实景观不能交流的孤独和焦虑，对我们期望在重新建造的都市山水中寄寓的梦想给予了象征性的提醒。

  刘建华：《日常—易碎》
  刘建华的作品《日常－易碎》则构造了由陶瓷烧制的日常生活用品充斥的空间。所有的用品都是日常中我们每个人必须的生活品。但在这样的非日常的空间中的陈设使它们似乎获得了意义，烦琐的意义，琐碎在空间中的意义，瓷器的日常性的意义，易碎的生活的记忆。是关于一个时代，一个逝去的时代，一个曾经熟悉的日常生活和物品的纯朴性的记忆，更重要的，是提醒个人记忆的意义的。刘建华说，“选择白瓷这种这种材料，是因为它特别，看起来很坚硬的外表，实际上很脆、易碎，一如我们的日常生活；把日常性中的色彩抽掉而变成白色，意图使物品出现陌生感”，刘建华也认为，他的作品是关于私密的、个人记忆的，作品中选择的物品具有这样的特征，比如，“小狗熊是由于对大连空难的残骸漂浮物中，有一只小孩携带的玩具狗熊在其中的记忆，使我在做作品时选择了它”。枕头的亲密性、私人性的特征失去了温情，不是对温情与私密梦想的诉说，而是一种使其陌生化的提醒。这种简约、纯朴场景与展望制造的梦境环绕的光亮虚假的“不锈钢”山水、餐具空间形成强烈反差，它的太日常的特点，让你在很短的时间重温了关于个人对纯朴历史的记忆。无疑，这样的作品是想表达现代性对个人意义的侵蚀的无奈和反思的。

  杨福东：《天上天上，茉莉茉莉》
  杨福东的作品《天上天上，茉莉茉莉》，这件最早在上海双年展出现的作品是最能与那个展览“都市制造”产生对话的作品。作品似乎讲述着现代都市的年轻人的爱情，那种属于都市的任何年轻人的名副其实的爱情，讲述着都市年轻人的特有的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讲述着年轻人特有的当代生活的样式：发型、衣着、似乎开放的谈吐。故事在城市的背景中平静展开叙述，城市的美好远景适时恰当地显现在这对恋人的身后，他们时而站在城市的高处。眼前的年轻人爱情也单纯感人，巨大的城市在拥抱的年轻恋人身后变得虚幻和渺小，卡拉-OK表演似的歌声似乎将这种巨大的感情世界烘托出来。但你会觉得隐隐甚至是明确的悲哀，觉察出他们的未来并非光明一片，他们的将来会消失在人生无望期待的必然性命运中。爱情和青春终将被这个城市和未可预料的生活夺去。在三个独立又联系的片段的反复拖沓的抒情叙述中，艺术家对未来的美好生活充满质疑和追问。

  吕胜中：《山水书房》
  吕胜中的《山水书房》里，一面墙壁是插在一排书架上的各种书籍的书脊拼接而成的一幅巨大的中国古代山水画，出自五代名家的《夏日山口待渡图》，并摹仿出古代文人书房的意趣。
  吕胜中的《山水书房》一再地想让人嗅到一点旧时代的文人气息。在这个展览的参与过程中，吕胜中不断地絮絮叨叨制造所付出的代价，为制作设计的图纸光盘就有600张。实际上，这样的艺术制作看起来真的很辛苦。不象中国艺术家灵动闪现的身手，倒象是一个真正的旧时代爱好者对自己想象力的犒劳。就象他在制作书房时，仍不肯丢掉的“小红人”一样，吕胜中的叙述的背后总是隐藏着对过去生活的温暖记忆，并试图通过对这种生活场景的摹仿和营造使心灵得到抚摩。这多少有些中国文化乌托邦的意味。艺术家自己也知道，就象那些他期望观者阅读，实际上不可能为此驻足书籍中的语言已经渐渐被遗忘一样，随着阅读过的书籍的无法归位，中国文人式的乌托邦生活和叙事的意义在现代性面前早已荡然无存。

  第一次组团的中国馆，由于发生非典的原因，这次精心组织的在展览无法出现在威尼斯双年展上，在展览开幕一个月后，广东美术馆完成了现场的“造境”，在这样的时空转化中，作品出现了新的诸多解读意义。
  “造境”使我们想到：不是我们说着话，而是话说着我们。“造境”的现实使我们说着“造境”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