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勃•狄伦：“天哪，谁有空与时代同步？”
“我做任何事情唯一的原因就是我喜欢做。如果别人能理解这点的话，那当然很好；但如果他们不能理解，那也没什么。我觉得我可能在一百年后才会被真正理解。我做过的和我正在做的，都是其他人都没有做过的。”
文/米克•布朗（Mick Brown） 1984年7月1日，泰晤士报周日版（The Sunday Times）
鲍勃•狄伦用力地嘬着嘴里的香烟，脸上散落着不齐的胡茬，若有所思地看着马德里街道上的人来车往，一直沉默着。“你必须明白，”他终于开口了， “我做任何事情唯一的原因就是我喜欢做。如果别人能理解这点的话，那当然很好；但如果他们不能理解，那也没什么。我觉得我可能在一百年后才会被真正理解。我做过的和我正在做的，都是其他人都没有做过的。”
这种救世主的语调随着采访的推进开始强烈起来。“也许等我死后，人们才能意识到这些。对我的所作所为，他们连最明显的表象都没能看清。现在到处都是些评论家和试图解读我的人，他们除了解读了自己的想法以外什么都没有做，一点边都沾不上。”
不过虽然如此，还是有很多人在这样做。也许现在的鲍勃•狄伦不能像以前那样保持唱片的高销量，但他对听众的影响似乎并没有削减。
他将于本周抵达英国，并在周二和周六分别在纽卡斯尔的圣詹姆斯公园和温布利体育场举行演唱会。而在此之前，他的巡演足迹已经踏遍了整个欧洲，并为接近50万的观众现场演唱过——50万人同时高唱着“在风中飘扬”（Blowin’ in the Wind）。这种声音似乎变成了一种世界通用的语言，它承载着狄伦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和个人魅力，还有全世界媒体对他一举一动的关注。
这种热情只有在狄伦自己身上才有降温的可能：他时刻保持着提醒自己。作为和狄伦接触最多的演出顾问，比尔•格雷汉姆经常会说：“鲍勃并不是你们印象中的那种民谣歌手。”
来自德国的Stern杂志只是想跟狄伦聊5分钟，然后做一期有关他的封面故事，却被狄伦拒绝了。在维罗纳（Verona）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有 150名欧洲记者出席，但他们的热情换来的却是彻头彻尾的失败：所有的拍照请求一律被拒绝。而来自记者们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现在的宗教信仰是什么？”面对这样的提问，狄伦将面前桌上的东西掀翻在地，好像是想把即将到来的其他问题也都扫掉似的。
“你想想，怎么没有人问比利•乔（Billy Joel）的宗教信仰是什么？”他苦笑着对我说。“鲍勃•狄伦是个什么样的人有那么重要吗？但是似乎在他们看起来，这的确很重要。说实话，我真的搞不懂其中的原因。”
人们期望从鲍勃•狄伦那里得到很多东西，不过这样玩世不恭的直言不讳肯定不是他们所期望的。
狄伦很会保护自己，他不需要什么保镖，单单靠他云山雾罩的个性和晦涩就能够让人们猜测和迷惑一阵子了。和他聊天，你必须有足够的耐心从他嘴里的一堆“也许”或“可能”中找到你想要的答案。他的回答充满了警惕的语调和模棱两可的词汇，在应对采访的时候就像是在擦拭一件瓷器那样小心——正如今天一样：他在最后时刻打电话将我约到一个毫不知名的小餐厅。因为在这里，即使当他穿着夏威夷衬衫，戴着草帽走进来时，正在用餐的西班牙顾客们也不会感到大惊小怪。
他在谈话的时候精力十分充沛，这和他43岁的年龄很不相称。消瘦，热情又充满警惕，这就是鲍勃•狄伦，朴实无华而又令人迷惑。
这和他前一天晚上在演唱会上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大相径庭。面对马德里体育场的两万五千名观众，他身穿黑色风衣，脚上蹬着一双高高的靴子，咄咄逼人的样子就像是某个来自荒郊野岭的传教士，眼中充满了怨恨。
现在人们对狄伦的关注已经不仅限于他三年前在英国唱的那些福音歌曲了，而是扩展到了他21年演唱生涯的每一个阶段——社会反抗，私人感情以及宗教信仰都成为了永恒不变的话题。而狄伦则依然保持着自己的本色，一个永不妥协的人。直到今天，每当我听到“战争之王”（Masters of War），“大雨将至”（A Hard Rain’s A Gonna Fall，有关核战争的歌曲）和“玛吉的农场”（Maggie’s Farm，关于工人反抗的歌曲）这些歌的时候，我总会感到它们被赋予了新的涵义。虽然不客气地说，这些话题在流行音乐界已经成为了老古董，但它们对现实的诠释和关联却丝毫没有减弱。没有任何人写过像狄伦那样的歌，直到现在也没有。
“在我看来，我写的任何一首歌都不会过时，”他说。“无论它们是关于什么话题的，它们承载的是那些我永远找不到答案的东西。就像“玛吉的农场”这样的歌，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有感觉，而且我也很确定这种感觉永远不会消失。有人可能会说这叫‘怀旧’，我从来都不是很明白这个词的意思。《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1】是一百年前写的，现在我们还在读这本书，那这算‘怀旧’吗？“怀旧”这个词充其量是人们一厢情愿的想法，他们自以为是地用这样的词汇把你放在他们认为合适的位置上。只不过是另一个标签而已。”
“标签”一直都是鲍勃•狄伦很不屑的东西。自他出道起，人们就开始不停地给他贴各种“标签”，而这些标签对他来说“没有一个靠谱的”。
而这其中关于他宗教信仰的各种说法最令他迷惑，“好像我在给教皇拉选票的似的。”这种争议开始于他放弃犹太教而开始信仰基督教的时候——那是 1979年，他在美国巡演的时候唱了很多和宗教有关的歌曲，当时反应最强烈的并不是台下的观众，而是在来自于大学校园里。“那些平时文质彬彬，受过所谓高等教育的学生在听我演唱宗教歌曲的时候，展现出了他们畸形而又丑陋一面。”
他觉得，“重生的基督教徒”只不过又是另外一个标签而已。他曾经在加州上过三个月的圣经学校，虽然他在那时圣经不离手，但他对在信仰上非此即彼的说法却不能苟同。“我自己当然有自己的行为准则，但我并不知道这些准则是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它们是否‘道德’。这些东西时间长了就像皮肤一样成为了我的一部分；你必须知道自己有哪些不能超越的底线——而这通常是因为你以前超越过这些底线，并幸运地退了回来。”
我问他是不是一个自律甚严的苦行僧，狄伦又点了一根烟，问了问我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然后说：“我觉得不是。我依然有欲望，它们曾使我不知所措。我现在不会过于迁就自己，但每个人都有过自我放纵的时候，这种放纵不是毁了你就是成就你。”
随着采访的一步步推进，我问了一个平时听起来会很奇怪的问题：你相信人性本恶吗？
“我当然相信。我相信从亚当和夏娃被上帝赶出那个什么花园【2】的时候起，整个星球就已经开始朝一个方向运行——寻求启示和对罪恶的毁灭。这些东西在《启示录》（Book of Revelations）【3】里都有，但是大多数人都很难与我谈论这些，因为很多人的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或者压根就不想听。”
“归根结底，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同形式的‘上帝’。人们都有自己的‘上帝’：财富是上帝，大财团们是上帝。而政府呢？政府不是。政治只不过是一场骗局，政治家们实际上没有任何力量，他们通过报纸向你灌输那些正在发生的事情，但上面写的与真正发生的完全不同。”
“不过虽说有这样的想法，我并不是一个悲观的人。我只不过是一个现实的人而已，也可能是一个超现实的人，你不能一直跟自己较劲，甚至去钻牛角尖。”
他说他从来都没有向往过“乌托邦”（Utopian）【4】：这个词对他来说一直是陌生的，他大体知道这个东西是和搬到乡下去住，过财产公有的生活以及种粮食和豆子有关的。“我的意思是说，我当时就觉得我要种属于自己的粮食和豆子，现在依然如此，但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是那场运动中的一份子。”
回首60年代，狄伦也并非觉得它一无是处。“我觉得，肯尼迪一家人都很好看，好家伙，他们都挺有型的，”他笑着说。“美国现在已经不是那样了。但是由于那些已经过去的事情发生得太快，人们至今依然在试图解构它们。当时的电视媒体还不是很发达，人们只知道自己脑子里本来就有的东西。但现在，好像在一夜之间，人们就被告知怎样去思考，怎样去行动，信息有些过量了。”
“这种泛滥令人窒息。比如说伍德斯托克音乐节（Woodstock）【5】——其实就那么回事。只不过是一种新的市场宣传，为了多卖几件染色体恤衫而已。当年卖衣服的那些人现在又开始搞电脑了。”
这些东西对他来说太复杂了。他一直对数字不太在行，也从来不关心电视屏幕上的东西。“我觉得自己没有义务去与时代同步。我一共就活这么些年，如果我非要和现在的时代同步，那我还得准备好追赶即将到来的90年代。天哪，谁有空与时代同步？”
其实现在这种情况并不是第一次出现了。狄伦曾经被误认为一个激进的人（虽然他已经向人们证明了自己是个很传统的人），一个对忠于圣经教义并对家庭和婚姻坚信不移的人（虽然他曾和妻子萨拉（Sara）离婚），一个脱离了无数神圣图腾，现代生活价值，大众传播观念，低俗流行文化和一切“共性”而存在的人。他自己一直在读西塞罗（Cicero）【6】，马切维里（Machiavelli）【7】和约翰•斯图瓦特•米尔（John Stuart Mill）【8】的作品。至于说当代文学，“我也读，好像看过一本侦探小说，不过我记不清名字了。”
“至少在60年代，你有与众不同的机会。对我来说，我出现在了合适的时间，而且我也非常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假如我现在出道的话，我很难想象灵感会从何而来，因为你必须呼吸着合适的空气去发挥创意。我现在对自己并不担心了，因为我把该做的都已经做了，也没什么好抱怨的。但是对于那些即将踏入这个时代的艺术家和作家们来说，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做，他们是真正可以改变世界的人。”
他承认现在写东西不像以前那么轻松了。像“战争之王”那样的歌，他以前能在15分钟内写完，然后立即开始下一首歌的创作。“如果要我现在再写一首那样的歌，我可能再过两个星期也不会写下一首了。倒不是说现在我没什么可写的，只是创作过程已经变得更困难了。以前每当我的唱片上市的时候，我都觉得他们根本没必要发行，因为我当时早已把那些东西甩在身后了。”
他现在把时间大都花在了旅行上。去年秋天在耶路撒冷，他为儿子杰西（Jesse）举行了成人礼。“那是他母亲的主意，”他微笑着说。耶路撒冷从 “圣经的角度”吸引了他，但是作为一个隔代遗传的犹太后裔，他并没有认祖归宗的感觉。他大部分时间都呆在自己在明尼苏达州（Minnesota）的农场里，那里离他青少年时期居住的希宾（Hibbing）很近。另外，他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马里布（Malibu，California）也有一所穹顶的房子，这所房子是为他的五个孩子建的，他说之所以建在这里，是因为周围的学校条件都很好，但自从他离婚后，这所房子就一直没怎么住人。在马里布海滩上，他还有一条63英尺（大约20米左右）长的帆船。“当我没事干的时候，就乘它在加勒比海上航行。”
狄伦一直都没有考虑过退休：他当然不用再为挣钱操心了，但继续创作的动力却一直存在。“对我来讲，创作并不是一件多荣耀的事情，”他说。“到处露脸和人们的欢呼对我来说都不重要。我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想。做事本身才是最重要的”
随着我们谈话时间的推进，餐馆里逐渐开始有人认出这个戴草帽的人是谁了。人们拿着各种各样的纸片聚集到我们桌前。令人意外的是，狄伦给每个人都签了名，而且还签得十分仔细，就像是在完成一项任务。但与此同时，因暴露在人们目光下而引起的不适却更加明显，他开始变得越来越不自在。最后，就像他匆匆地赶来一样，鲍勃•狄伦找了个借口迅速离开了。
【1】 A Tale of Two Cities，19世纪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精典小说。
【2】 这里指伊甸园。
【3】 Book of Revelations，圣经新约中的一章。
【4】 Utopian，英国人托马斯•摩尔15世纪提出的一个虚构的理想社会模式，后成为柏拉图思想体系的一部分，并在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反战运动中成为主流思潮之一。
【5】 Woodstock，1969年6月15日至18日在纽约郊区小镇Bethel举行的一次音乐节，被标志为反战运动以及摇滚音乐史上最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6】 Marcus Tullius Cicero，古罗马演说家和散文作家，也涉猎政治和哲学领域。
【7】 Niccolò Machiavelli，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8】 John Stuart Mill，19世纪英国政治家和哲学家，自由经济和功利主义的推崇者。
“我做任何事情唯一的原因就是我喜欢做。如果别人能理解这点的话，那当然很好；但如果他们不能理解，那也没什么。我觉得我可能在一百年后才会被真正理解。我做过的和我正在做的，都是其他人都没有做过的。”
文/米克•布朗（Mick Brown） 1984年7月1日，泰晤士报周日版（The Sunday Times）
鲍勃•狄伦用力地嘬着嘴里的香烟，脸上散落着不齐的胡茬，若有所思地看着马德里街道上的人来车往，一直沉默着。“你必须明白，”他终于开口了， “我做任何事情唯一的原因就是我喜欢做。如果别人能理解这点的话，那当然很好；但如果他们不能理解，那也没什么。我觉得我可能在一百年后才会被真正理解。我做过的和我正在做的，都是其他人都没有做过的。”
这种救世主的语调随着采访的推进开始强烈起来。“也许等我死后，人们才能意识到这些。对我的所作所为，他们连最明显的表象都没能看清。现在到处都是些评论家和试图解读我的人，他们除了解读了自己的想法以外什么都没有做，一点边都沾不上。”
不过虽然如此，还是有很多人在这样做。也许现在的鲍勃•狄伦不能像以前那样保持唱片的高销量，但他对听众的影响似乎并没有削减。
他将于本周抵达英国，并在周二和周六分别在纽卡斯尔的圣詹姆斯公园和温布利体育场举行演唱会。而在此之前，他的巡演足迹已经踏遍了整个欧洲，并为接近50万的观众现场演唱过——50万人同时高唱着“在风中飘扬”（Blowin’ in the Wind）。这种声音似乎变成了一种世界通用的语言，它承载着狄伦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和个人魅力，还有全世界媒体对他一举一动的关注。
这种热情只有在狄伦自己身上才有降温的可能：他时刻保持着提醒自己。作为和狄伦接触最多的演出顾问，比尔•格雷汉姆经常会说：“鲍勃并不是你们印象中的那种民谣歌手。”
来自德国的Stern杂志只是想跟狄伦聊5分钟，然后做一期有关他的封面故事，却被狄伦拒绝了。在维罗纳（Verona）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有 150名欧洲记者出席，但他们的热情换来的却是彻头彻尾的失败：所有的拍照请求一律被拒绝。而来自记者们的第一个问题是：“你现在的宗教信仰是什么？”面对这样的提问，狄伦将面前桌上的东西掀翻在地，好像是想把即将到来的其他问题也都扫掉似的。
“你想想，怎么没有人问比利•乔（Billy Joel）的宗教信仰是什么？”他苦笑着对我说。“鲍勃•狄伦是个什么样的人有那么重要吗？但是似乎在他们看起来，这的确很重要。说实话，我真的搞不懂其中的原因。”
人们期望从鲍勃•狄伦那里得到很多东西，不过这样玩世不恭的直言不讳肯定不是他们所期望的。
狄伦很会保护自己，他不需要什么保镖，单单靠他云山雾罩的个性和晦涩就能够让人们猜测和迷惑一阵子了。和他聊天，你必须有足够的耐心从他嘴里的一堆“也许”或“可能”中找到你想要的答案。他的回答充满了警惕的语调和模棱两可的词汇，在应对采访的时候就像是在擦拭一件瓷器那样小心——正如今天一样：他在最后时刻打电话将我约到一个毫不知名的小餐厅。因为在这里，即使当他穿着夏威夷衬衫，戴着草帽走进来时，正在用餐的西班牙顾客们也不会感到大惊小怪。
他在谈话的时候精力十分充沛，这和他43岁的年龄很不相称。消瘦，热情又充满警惕，这就是鲍勃•狄伦，朴实无华而又令人迷惑。
这和他前一天晚上在演唱会上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大相径庭。面对马德里体育场的两万五千名观众，他身穿黑色风衣，脚上蹬着一双高高的靴子，咄咄逼人的样子就像是某个来自荒郊野岭的传教士，眼中充满了怨恨。
现在人们对狄伦的关注已经不仅限于他三年前在英国唱的那些福音歌曲了，而是扩展到了他21年演唱生涯的每一个阶段——社会反抗，私人感情以及宗教信仰都成为了永恒不变的话题。而狄伦则依然保持着自己的本色，一个永不妥协的人。直到今天，每当我听到“战争之王”（Masters of War），“大雨将至”（A Hard Rain’s A Gonna Fall，有关核战争的歌曲）和“玛吉的农场”（Maggie’s Farm，关于工人反抗的歌曲）这些歌的时候，我总会感到它们被赋予了新的涵义。虽然不客气地说，这些话题在流行音乐界已经成为了老古董，但它们对现实的诠释和关联却丝毫没有减弱。没有任何人写过像狄伦那样的歌，直到现在也没有。
“在我看来，我写的任何一首歌都不会过时，”他说。“无论它们是关于什么话题的，它们承载的是那些我永远找不到答案的东西。就像“玛吉的农场”这样的歌，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有感觉，而且我也很确定这种感觉永远不会消失。有人可能会说这叫‘怀旧’，我从来都不是很明白这个词的意思。《双城记》（A Tale of Two Cities）【1】是一百年前写的，现在我们还在读这本书，那这算‘怀旧’吗？“怀旧”这个词充其量是人们一厢情愿的想法，他们自以为是地用这样的词汇把你放在他们认为合适的位置上。只不过是另一个标签而已。”
“标签”一直都是鲍勃•狄伦很不屑的东西。自他出道起，人们就开始不停地给他贴各种“标签”，而这些标签对他来说“没有一个靠谱的”。
而这其中关于他宗教信仰的各种说法最令他迷惑，“好像我在给教皇拉选票的似的。”这种争议开始于他放弃犹太教而开始信仰基督教的时候——那是 1979年，他在美国巡演的时候唱了很多和宗教有关的歌曲，当时反应最强烈的并不是台下的观众，而是在来自于大学校园里。“那些平时文质彬彬，受过所谓高等教育的学生在听我演唱宗教歌曲的时候，展现出了他们畸形而又丑陋一面。”
他觉得，“重生的基督教徒”只不过又是另外一个标签而已。他曾经在加州上过三个月的圣经学校，虽然他在那时圣经不离手，但他对在信仰上非此即彼的说法却不能苟同。“我自己当然有自己的行为准则，但我并不知道这些准则是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它们是否‘道德’。这些东西时间长了就像皮肤一样成为了我的一部分；你必须知道自己有哪些不能超越的底线——而这通常是因为你以前超越过这些底线，并幸运地退了回来。”
我问他是不是一个自律甚严的苦行僧，狄伦又点了一根烟，问了问我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然后说：“我觉得不是。我依然有欲望，它们曾使我不知所措。我现在不会过于迁就自己，但每个人都有过自我放纵的时候，这种放纵不是毁了你就是成就你。”
随着采访的一步步推进，我问了一个平时听起来会很奇怪的问题：你相信人性本恶吗？
“我当然相信。我相信从亚当和夏娃被上帝赶出那个什么花园【2】的时候起，整个星球就已经开始朝一个方向运行——寻求启示和对罪恶的毁灭。这些东西在《启示录》（Book of Revelations）【3】里都有，但是大多数人都很难与我谈论这些，因为很多人的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或者压根就不想听。”
“归根结底，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同形式的‘上帝’。人们都有自己的‘上帝’：财富是上帝，大财团们是上帝。而政府呢？政府不是。政治只不过是一场骗局，政治家们实际上没有任何力量，他们通过报纸向你灌输那些正在发生的事情，但上面写的与真正发生的完全不同。”
“不过虽说有这样的想法，我并不是一个悲观的人。我只不过是一个现实的人而已，也可能是一个超现实的人，你不能一直跟自己较劲，甚至去钻牛角尖。”
他说他从来都没有向往过“乌托邦”（Utopian）【4】：这个词对他来说一直是陌生的，他大体知道这个东西是和搬到乡下去住，过财产公有的生活以及种粮食和豆子有关的。“我的意思是说，我当时就觉得我要种属于自己的粮食和豆子，现在依然如此，但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是那场运动中的一份子。”
回首60年代，狄伦也并非觉得它一无是处。“我觉得，肯尼迪一家人都很好看，好家伙，他们都挺有型的，”他笑着说。“美国现在已经不是那样了。但是由于那些已经过去的事情发生得太快，人们至今依然在试图解构它们。当时的电视媒体还不是很发达，人们只知道自己脑子里本来就有的东西。但现在，好像在一夜之间，人们就被告知怎样去思考，怎样去行动，信息有些过量了。”
“这种泛滥令人窒息。比如说伍德斯托克音乐节（Woodstock）【5】——其实就那么回事。只不过是一种新的市场宣传，为了多卖几件染色体恤衫而已。当年卖衣服的那些人现在又开始搞电脑了。”
这些东西对他来说太复杂了。他一直对数字不太在行，也从来不关心电视屏幕上的东西。“我觉得自己没有义务去与时代同步。我一共就活这么些年，如果我非要和现在的时代同步，那我还得准备好追赶即将到来的90年代。天哪，谁有空与时代同步？”
其实现在这种情况并不是第一次出现了。狄伦曾经被误认为一个激进的人（虽然他已经向人们证明了自己是个很传统的人），一个对忠于圣经教义并对家庭和婚姻坚信不移的人（虽然他曾和妻子萨拉（Sara）离婚），一个脱离了无数神圣图腾，现代生活价值，大众传播观念，低俗流行文化和一切“共性”而存在的人。他自己一直在读西塞罗（Cicero）【6】，马切维里（Machiavelli）【7】和约翰•斯图瓦特•米尔（John Stuart Mill）【8】的作品。至于说当代文学，“我也读，好像看过一本侦探小说，不过我记不清名字了。”
“至少在60年代，你有与众不同的机会。对我来说，我出现在了合适的时间，而且我也非常理解自己所处的时代。假如我现在出道的话，我很难想象灵感会从何而来，因为你必须呼吸着合适的空气去发挥创意。我现在对自己并不担心了，因为我把该做的都已经做了，也没什么好抱怨的。但是对于那些即将踏入这个时代的艺术家和作家们来说，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做，他们是真正可以改变世界的人。”
他承认现在写东西不像以前那么轻松了。像“战争之王”那样的歌，他以前能在15分钟内写完，然后立即开始下一首歌的创作。“如果要我现在再写一首那样的歌，我可能再过两个星期也不会写下一首了。倒不是说现在我没什么可写的，只是创作过程已经变得更困难了。以前每当我的唱片上市的时候，我都觉得他们根本没必要发行，因为我当时早已把那些东西甩在身后了。”
他现在把时间大都花在了旅行上。去年秋天在耶路撒冷，他为儿子杰西（Jesse）举行了成人礼。“那是他母亲的主意，”他微笑着说。耶路撒冷从 “圣经的角度”吸引了他，但是作为一个隔代遗传的犹太后裔，他并没有认祖归宗的感觉。他大部分时间都呆在自己在明尼苏达州（Minnesota）的农场里，那里离他青少年时期居住的希宾（Hibbing）很近。另外，他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马里布（Malibu，California）也有一所穹顶的房子，这所房子是为他的五个孩子建的，他说之所以建在这里，是因为周围的学校条件都很好，但自从他离婚后，这所房子就一直没怎么住人。在马里布海滩上，他还有一条63英尺（大约20米左右）长的帆船。“当我没事干的时候，就乘它在加勒比海上航行。”
狄伦一直都没有考虑过退休：他当然不用再为挣钱操心了，但继续创作的动力却一直存在。“对我来讲，创作并不是一件多荣耀的事情，”他说。“到处露脸和人们的欢呼对我来说都不重要。我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想。做事本身才是最重要的”
随着我们谈话时间的推进，餐馆里逐渐开始有人认出这个戴草帽的人是谁了。人们拿着各种各样的纸片聚集到我们桌前。令人意外的是，狄伦给每个人都签了名，而且还签得十分仔细，就像是在完成一项任务。但与此同时，因暴露在人们目光下而引起的不适却更加明显，他开始变得越来越不自在。最后，就像他匆匆地赶来一样，鲍勃•狄伦找了个借口迅速离开了。
【1】 A Tale of Two Cities，19世纪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精典小说。
【2】 这里指伊甸园。
【3】 Book of Revelations，圣经新约中的一章。
【4】 Utopian，英国人托马斯•摩尔15世纪提出的一个虚构的理想社会模式，后成为柏拉图思想体系的一部分，并在19世纪60年代的美国反战运动中成为主流思潮之一。
【5】 Woodstock，1969年6月15日至18日在纽约郊区小镇Bethel举行的一次音乐节，被标志为反战运动以及摇滚音乐史上最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6】 Marcus Tullius Cicero，古罗马演说家和散文作家，也涉猎政治和哲学领域。
【7】 Niccolò Machiavelli，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8】 John Stuart Mill，19世纪英国政治家和哲学家，自由经济和功利主义的推崇者。
没照片！
还是漫画比较给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