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有鱼：我在今日美术馆展览研讨会上的发言记录
转自倪有鱼的博客
（1关于“ 限制与自由”）
说起这个话题，我首先联想到哲学家卢梭在他重要著作《社会契约论》（“The Social Contract”）中开头的那句话：“人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在桎梏之中。（Man is born free,and everywhere he is in chains.）” 可以说，限制和自由永远是一对孪生兄弟，没有限制的存在，也不能体现自由的价值和魅力。在艺术领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中国古代的艺术家们，深谙限制之美，他们默契地将这种难得的限制维护了千余年。发展到现在全球化的当代艺术领域，我们似乎无处不在强调自由，而限制之美却常常被忽略。我这里暂且抛开个体创作，先谈谈展览。
其实，一个艺术展览，特别是群展，最能体现“限制与自由”的关系。我们现在还能津津乐道18、19世纪间某一个沙龙的影响，或是谈论杜尚当年把小便池带到展厅影响美术史，而现在呢？我不熟悉澳大利亚的当代艺术生态，至少现在在中国，在北京，几乎每天都有很多不同的艺术展开幕。展览越来越多，似乎意味着越来越自由开放，但是并不代表好的展览也会越来越多，好的东西其实是被稀释了。用去年在流行在中国网络上的一句话说：“神马都是浮云”，我觉得这种调侃背后有一种很无奈很深层的东西。
限制与自由，恰如中国一个很有名的典故——“八仙过海”，正是因为有了具体的“海”的限制，才能体现八仙各显神通的“过海”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说，“八仙过海”就是一个好的展览。而在座各位艺术家也可以结合个人工作谈谈这其中的关系。
（2关于“创新”）
在艺术上我总是很警惕“个性”、“创新”这类词汇，这是在我们周围被用得最多的词汇之一，然而通常情况下，一个词被用滥的同时就意味着被滥用了。按照我个人的理解，所谓的“艺术”工作，归根结底是关于某种文化的思考和表达，而如果要来探讨文化，首先要探讨的是文化的共性：中国文化的共性是什么？西方文化的共性是什么？东西方文化的共性又是什么？我们之所以总是能够凭着眼睛去判断一件艺术品的高下，无论是通过视觉感受还是逻辑分析，这些经验都来自于我们对于文化共性的认知。而一个优秀的艺术家与一个精神病人的本质差异恐怕也正在与此。如果不把握共性，个性就无从谈起，从某种意义上说，个性只不过是每个人对于共性的特殊理解。
那么“创新”呢，从哲学范畴里来看，我并不觉得我所看见的当代艺术在人类文化上有什么创新？我们的文化中，对于真善美，对于人性和自由的追求从来没有失去过。有的仅仅是根据不同时代语境的特点而进行的发展和改良。这恐怕才是当今的艺术区别于以往任何一个时代艺术的魅力所在。而我们现在的“当代艺术”最终还是要变成“传统艺术”。所以有时候我并不在意“当代”或是“不当代”，而更关心“艺术”或是“不艺术”。从中国山水画的历史上看，元代人学习宋代人，明代人学习元代人，清代人再学习明代人，山水的图式仍然是在三远法的构图中，组织搭配几棵树和几块石头的关系。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传统艺术千百年来好像从未发生过大的变革和创新。然而，专业的鉴赏者在面对一张具体的作品时，总是能够准确判断其相应的时代（即所谓“宋画”，“元画”），哪怕是像董其昌这样标榜着“临董源”、“仿赵孟頫”或是“拟云林”，一出手还是自家的笔性。换句话说，一个时代总有一个时代的大格局，一个艺术家总有一个艺术家的微妙特性，真正要模仿也不那么容易。这个规律不仅仅适应于中国语境，在西方语境下看何尝不是如此？即便是在快速发展的科学领域，基础学科的传统才是推动“创新”的核心，几乎每一项前沿发明都来自于对古老的科学定律的继承和反思，从这个角度我们说，科学界也是最尊重传统的。
所以，无论东方或是西方，好的艺术家往往都是在有意无意间进行着“恩将仇报”的事业。所谓“恩”，正是通过学习传统获得了对于文化共性的认知以及对于表达技能的掌握；而“仇报”，就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对具体观念和表达方式进行针对性地批判和超越。
（3关于“体系”）
第三，我想和在座同行聊聊“雷同”的话题。无论绘画、雕塑、装置和摄影等等，作为一种视觉的艺术形式，和音乐、舞蹈甚至日常说话一样，本质上是在用一种表达方式传递一种思考。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现在能选择的艺术语言是空前多样的，与此同时，难免也会产生“撞车”。相隔几百年或是相隔几千里的两个人超越时空的界限，用不同的语言媒介表达了相同的思考，或是运用相同的语言媒介表达了不同的思考，甚至于用相同的表达方式阐述了相近的思考，是尴尬还是“英雄所见略同”呢？现在的艺术家们往往都很耻于谈论“相像”的问题，而是更愿意把自己标榜成一个和美术史没有多大关系的“横空出世”的天才形象，有时候这恰恰是一种没有自信的体现。殊不知，在明清一代数百年间，在画面上标明出处，招供“仿某某”，“拟某人方法”原是画坛“时尚”和文化“性格”（陈丹青语）。这种“时尚”和“性格”，西方人不明白，中国人也就渐渐淡忘了。
其实从本质上来说，所谓“像”与“不像”通常只是最表面的，这个时候我更愿意来谈论一个艺术家的“体系”。体系对于艺术家的创作就好比科学家有着明确的科研方向，也就是说，体系不仅包含了技术层面的语言表达，同时更强调创作思考的方向和脉络，并体现出这个艺术家对于文化共性的认知和研究领域的格局。我们不敢奢求艺术家的每一件作品都是经典之作，但如果能在他相应的体系下提供一个更丰富的小切面，就很有意义。所以，比起单独一件作品的“有意思”，我更愿意思考这件作品在这个艺术家整个体系中相应的位置，由此展开则是风格、语言等等。简单的说，灌满很多杯水和灌满一个湖的难度差别是很大的，这或许才是艺术家和设计师之间的差别，也是大师与普通艺术家的差别。
（1关于“ 限制与自由”）
说起这个话题，我首先联想到哲学家卢梭在他重要著作《社会契约论》（“The Social Contract”）中开头的那句话：“人生而自由，却无处不在桎梏之中。（Man is born free,and everywhere he is in chains.）” 可以说，限制和自由永远是一对孪生兄弟，没有限制的存在，也不能体现自由的价值和魅力。在艺术领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中国古代的艺术家们，深谙限制之美，他们默契地将这种难得的限制维护了千余年。发展到现在全球化的当代艺术领域，我们似乎无处不在强调自由，而限制之美却常常被忽略。我这里暂且抛开个体创作，先谈谈展览。
其实，一个艺术展览，特别是群展，最能体现“限制与自由”的关系。我们现在还能津津乐道18、19世纪间某一个沙龙的影响，或是谈论杜尚当年把小便池带到展厅影响美术史，而现在呢？我不熟悉澳大利亚的当代艺术生态，至少现在在中国，在北京，几乎每天都有很多不同的艺术展开幕。展览越来越多，似乎意味着越来越自由开放，但是并不代表好的展览也会越来越多，好的东西其实是被稀释了。用去年在流行在中国网络上的一句话说：“神马都是浮云”，我觉得这种调侃背后有一种很无奈很深层的东西。
限制与自由，恰如中国一个很有名的典故——“八仙过海”，正是因为有了具体的“海”的限制，才能体现八仙各显神通的“过海”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说，“八仙过海”就是一个好的展览。而在座各位艺术家也可以结合个人工作谈谈这其中的关系。
（2关于“创新”）
在艺术上我总是很警惕“个性”、“创新”这类词汇，这是在我们周围被用得最多的词汇之一，然而通常情况下，一个词被用滥的同时就意味着被滥用了。按照我个人的理解，所谓的“艺术”工作，归根结底是关于某种文化的思考和表达，而如果要来探讨文化，首先要探讨的是文化的共性：中国文化的共性是什么？西方文化的共性是什么？东西方文化的共性又是什么？我们之所以总是能够凭着眼睛去判断一件艺术品的高下，无论是通过视觉感受还是逻辑分析，这些经验都来自于我们对于文化共性的认知。而一个优秀的艺术家与一个精神病人的本质差异恐怕也正在与此。如果不把握共性，个性就无从谈起，从某种意义上说，个性只不过是每个人对于共性的特殊理解。
那么“创新”呢，从哲学范畴里来看，我并不觉得我所看见的当代艺术在人类文化上有什么创新？我们的文化中，对于真善美，对于人性和自由的追求从来没有失去过。有的仅仅是根据不同时代语境的特点而进行的发展和改良。这恐怕才是当今的艺术区别于以往任何一个时代艺术的魅力所在。而我们现在的“当代艺术”最终还是要变成“传统艺术”。所以有时候我并不在意“当代”或是“不当代”，而更关心“艺术”或是“不艺术”。从中国山水画的历史上看，元代人学习宋代人，明代人学习元代人，清代人再学习明代人，山水的图式仍然是在三远法的构图中，组织搭配几棵树和几块石头的关系。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传统艺术千百年来好像从未发生过大的变革和创新。然而，专业的鉴赏者在面对一张具体的作品时，总是能够准确判断其相应的时代（即所谓“宋画”，“元画”），哪怕是像董其昌这样标榜着“临董源”、“仿赵孟頫”或是“拟云林”，一出手还是自家的笔性。换句话说，一个时代总有一个时代的大格局，一个艺术家总有一个艺术家的微妙特性，真正要模仿也不那么容易。这个规律不仅仅适应于中国语境，在西方语境下看何尝不是如此？即便是在快速发展的科学领域，基础学科的传统才是推动“创新”的核心，几乎每一项前沿发明都来自于对古老的科学定律的继承和反思，从这个角度我们说，科学界也是最尊重传统的。
所以，无论东方或是西方，好的艺术家往往都是在有意无意间进行着“恩将仇报”的事业。所谓“恩”，正是通过学习传统获得了对于文化共性的认知以及对于表达技能的掌握；而“仇报”，就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对具体观念和表达方式进行针对性地批判和超越。
（3关于“体系”）
第三，我想和在座同行聊聊“雷同”的话题。无论绘画、雕塑、装置和摄影等等，作为一种视觉的艺术形式，和音乐、舞蹈甚至日常说话一样，本质上是在用一种表达方式传递一种思考。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现在能选择的艺术语言是空前多样的，与此同时，难免也会产生“撞车”。相隔几百年或是相隔几千里的两个人超越时空的界限，用不同的语言媒介表达了相同的思考，或是运用相同的语言媒介表达了不同的思考，甚至于用相同的表达方式阐述了相近的思考，是尴尬还是“英雄所见略同”呢？现在的艺术家们往往都很耻于谈论“相像”的问题，而是更愿意把自己标榜成一个和美术史没有多大关系的“横空出世”的天才形象，有时候这恰恰是一种没有自信的体现。殊不知，在明清一代数百年间，在画面上标明出处，招供“仿某某”，“拟某人方法”原是画坛“时尚”和文化“性格”（陈丹青语）。这种“时尚”和“性格”，西方人不明白，中国人也就渐渐淡忘了。
其实从本质上来说，所谓“像”与“不像”通常只是最表面的，这个时候我更愿意来谈论一个艺术家的“体系”。体系对于艺术家的创作就好比科学家有着明确的科研方向，也就是说，体系不仅包含了技术层面的语言表达，同时更强调创作思考的方向和脉络，并体现出这个艺术家对于文化共性的认知和研究领域的格局。我们不敢奢求艺术家的每一件作品都是经典之作，但如果能在他相应的体系下提供一个更丰富的小切面，就很有意义。所以，比起单独一件作品的“有意思”，我更愿意思考这件作品在这个艺术家整个体系中相应的位置，由此展开则是风格、语言等等。简单的说，灌满很多杯水和灌满一个湖的难度差别是很大的，这或许才是艺术家和设计师之间的差别，也是大师与普通艺术家的差别。
顶，有鱼
倪有鱼别在胡说八到了，在张恩利桌子后面拜几个点子山就当代了啊。见鬼。
没文化楞装逼
有鱼画的还不错
你能再恶心点吗？
一个小孩在说大人的话。
很可怕的五条杠，这样的文字实在看不下去。我只能说，请抵制这样的“艺术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