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忆王小波 称其曾留宿男同性恋

李银河：王小波不是我一个人的
李银河的名字这些年一直都和一个人紧密联系在一起，那个人就是王小波。人们从王小波的书，尤其是他写给李银河的情书中知道这个李银河曾经对王小波是多么的重要。但是，在王小波离开十年之后，李银河更多的是以一位活跃的社会学家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作为中国第一位研究性学的女社会学家，今年“两会”期间，她委托朋友向全国政协会议转交了一份有关同性婚姻的提案。她上央视谈同性恋话题，她在博客上为超女辩护，采访她需要先通过她的经纪人……
6月初的一天，我走进了中国社会科学李银河的办公室。眼前的李银河穿着很平常的雪纺裙子，一双微褐色的眼睛在眼镜下温和地注视着我。这个亲和的中年女性很难和那个在学术上大胆尖锐的李银河联系成一个人。但采访完之后，我对这位中国最具知名度的同性恋研究专家，女性研究专家，王小波的夫人不免产生了由衷的敬意。20年来，她一直在研究一群她眼里的“弱势人群”的同时她也正全力去帮助着这一群人。我也忽然感觉到王小波对她写那些情书中对她的赞美是由衷的：“我们两个人都是好人，都是特别好的人”。但她在谈到王小波的时候却始终很平静不止一次地对我说：王小波不是我一个人的，他是属于所有爱他的人的。
为了让他们有更多的平等权利
记者：中国研究同性恋的学者多吗？你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课题？
李银河：其实在上世纪20世纪30年代，潘光旦就在中国古籍中查找了关于同性恋的记载，并作为附录附在所翻译的《性心理学》后面。这是中国近代对于同性恋的最早研究成果。我选择这个课题也有些偶然。1988年，拿到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后，我回国进入北京大学做博士后，师从费孝通。当时，涉及婚姻家庭领域的很多社会问题研究都是一片尚待开发的处女地。我研究题目是：对离婚的、单身的、自愿不生育这三种人群，做调查分析。调查中，我偶然遇到一位30岁左右的单身男子，他坦白自己单身的真正理由在于自己是同性恋，接着，这位男子陆续给我介绍了很多同性恋者。另外我一位朋友做心理咨询老师，也给我提供一些线索。就这样，我就开始了同性恋的研究。
记者：作为女性学者研究性学和同性恋你是不是中国第一位？
李银河：应该是吧。我的其实我的研究领域是婚姻、家庭、性别和性，并不是仅仅是性，只不过性研究方面大家关注的比较多。
记者：您对同性恋的研究是出于一个非常冷静客观的学术研究的角度呢，还是说希望为这个少数群体做一点什么呢？
李银河：我觉得两者都有，要说完全是把他们当成一个比如小白鼠似的来研究，也不是的，实际上所有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当你选题的时候，你已经有了倾向性，比如跟研究一个猩猩什么的确实不一样，所以应当说是两者都有吧。
记者：你身为一名女性学者，同时也是女性主义的研究者，你似乎一直在为同性恋者呼吁，这是不是和你作为学者应该保持的客观冷静有些冲突呢？
李银河：这是不能避免的。你选的是同性恋研究，这里头已经带着同情，而且后来女性主义研究特别强调就是说应当是带着同情来研究的，这个带着同情至少不是错误，不是一件坏事儿。带着同情可能你能理解得更好。
记者：你在今年通过朋友给政协提交了关于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这样一个提案，当时您对这个结果有一个什么样的预料？
李银河：其实这个提案已经提过两三年了，我知道这个东西恐怕不会那么快通过。我觉得主要是为了传播一种正确的理念，希望大家在同性婚姻的问题上，能够跟上世界的潮流，有一个正确的看法。
记者：从事后各媒体反应和网上的调查显示，你感觉你的目的达到了吗？
李银河：我觉得达到了，虽然还没有通过，但是已经有特别多的人关注这个问题了，在中国等于说它已经在社会生活中被提上议事日程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成功。
记者：因为这个提案你似乎受到了很多人的攻击，对您的评价我觉得两个极端都有，您感觉怎么样？
李银河：我觉得大多数人还是支持的。我在网上还做了一个调查，就是同性婚姻提案，有60%多的人是支持的，大概有20%多的人反对。我对那些负面的评价我已经不怎么在意了，而是感觉到现在有的人对同性恋的态度太过激烈了。我曾经看到网上有一篇围剿同性恋的檄文，感觉同性恋的人是不共戴天的，其实我感觉其实同性恋最需要的就是获得和一般人共同的权益，他们也有被人尊重的权利。就像这世界有很多不同肤色的种族的人群，你没有权利去歧视与你不同种族或者信仰的人群。
记者：同性恋者对您有一个很高的评价，说您是在黑暗的王国打开了一扇天窗，这样的评价您觉得吻合吗？
李银河：那在去年的时候，正好在上海，复旦大学和耶鲁大学共同举办了一个同性恋主题的研讨会，会上有一个澳大利亚的大法官，地位很高，是在全世界数得着的重要的大法官，他也是一个公开的同性恋者，他一口一个“my hero”，就是说，你是我的英雄，后来我就特别挺感动的。他说当他是一个少年的时候非常苦闷，因为是同性恋，当时看到了那个金西的报告，才使得他有了生活的勇气，最后他说你现在在做的事情在中国就是金西在美国做的事情。对这种评价我也是挺感动的，也觉得自己确实做了一点有益的事情，对这个少数群体。
记者：为什么你会觉得这是一群弱势的少数群体，需要人来支持？
李银河：我觉得主要是他们的真实状态不能公开。应当就是他们在当时只能是在地下，身份不能暴露，过着一种两面人的生活，而且很多父母知道自己的孩子是同性恋后也非常痛苦，几乎整个家庭都破碎了。这个东西本身就非常压力大，但是现在情况要好多了。
记者：你作为女性学者，在研究男性同性恋群体中有什么困难没有？你怎么寻找你的调查对象，并且获得他们的信任呢？
李银河：线索是比较难找的，我的第一例调查还是我当时我做单身调查的时候，有位独身的男士对我坦白了他是同性恋的情况。他又介绍朋友，朋友的朋友，这在我们社会学里叫滚雪球的方法，用这种方法最后做大了，把这个研究做得比较大。另外还有一批调查对象实际上是从心理诊所转过来的，当时我认识一位心理诊所的朋友，那里面一有批同性恋者，去求治的，我也了解到他们的这些情况。
下一步：从城市转入农村
记者：您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对社会起到什么样的影响力吗？
李银河：其实在中国以前都是谈性色变，我希望通过我的工作也能够起到让人们更宽容地接收更多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对性文化的理性认识。
记者：我们都知道您跟王小波之间是一种特别令人羡慕的美好爱情，那你相信同性恋之间也有真实美好的爱情吗？
李银河：我想会有的，他们中间有一些爱情非常经典，非常感人，可歌可泣。除了对象的性别不一样之外，就是作为两个人的恋爱，那和男女之间的爱应该是样的。
记者：关于同性恋的问题，哪方面你的转变是比较显著的呢？
李银河：我觉得现在同性恋在全国正处于一种好像浮出水面的状态，就是在各大城市出现同性恋酒吧，尤其在网上非常活跃，然后各个城市现在都有同性恋的志愿者小组、义工小组在做他们的同伴教育，因为艾滋病，因为种种性的安全方面，这种活动已经有人自发地在做，从歧视他们到帮助他们，这就是很好的转变。
主持人：目前中国专业的同性恋研究者多吗？
李银河：很少，实际上现在来做这个研究的人很少，在中国也就数得着的几个人。
记者：那接下来您往下再做研究，还是在这个领域里继续坚持，还是说有可能会有什么新的课题？
李银河：我现在是有一个打算，想做一个比较大规模的全国的性调查。我最近有一个题目是农村性别权利关系研究，要到村里去访问所有的农村妇女，比如到一个村子去调查，我是做了这样的计划的。而且同性恋在农村里面其实也有很大的比例，只是没有人去关注和调查。
记者：要让这样的人打开心扉，把自己的经历困苦都说出来，需要您取得他们的一个信任吧，这种信任怎么获得呢？
李银河：我觉得主要还是一种平等待人的态度，他觉得你在人格上是尊重他的，并没有把他当作病人或者是罪人，这样本身就会取得信任。我觉得有的时候信任是用不着说的，你的表情，你的眼神，你的这些东西他们就都能明白。
记者：听说当年王小波也帮你做过调查员是吗？你们甚至还要把同性恋者带回家去聊天，这种研究已经对生活产生影响了吗？
李银河：对，有个别的特别年轻的同性恋，比如说高中生什么的，他们就提出来说不愿意跟一个女的谈，这时候王小波就出面。比如谈得特别晚了就会留宿，有一次有一个男同性恋在家里，小波跟他谈，我也跟他谈了，然后到晚上，我那时候在北大，我就跑到别的地方去借宿，王小波他们俩人在屋里睡觉，王小波说一晚上没睡好觉，觉得比较受刺激。
王小波是大家的，不是我一个人的
记者：虽然王小波去世快十年了，但很多读者对他的热爱丝毫没有减少，你认为他为何可以对读者保持这样持久的吸引力？您觉得他到底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李银河：我感觉他留给我们的就是纯粹的美，我老引用孙郁的一句话，他说王小波这人是个奇怪的人，他不同于其他作家都是有传承的，小波不同，他似乎横空出世，在传统文学里找不到根儿。
比较浅的理解就是，他的写作是远离约束的，无论别人赞成或反对，他都不关心，他的文学最主要的就是无中生有地创造一种美出来，不管用什么语种，没有其他的杂念，或批评谁或赞美谁，这是他能超越时空的一点，他追寻的是内心最纯粹的文学。这是他的小说。另外，他的杂文传达了一些自由的体验，包括对时政的批评，至今都不过时。
记者：作为王小波的第一读者，你最喜欢王小波哪部作品？
李银河：其实王小波的作品中比如《黄金时代》，《未来时代》这些都获过奖，都很成熟，我也都很喜欢。但是要说我最喜欢，可能就是《红佛夜奔》吧，我觉得这部小说体现了小波奇异的跨越时空的想像力和文学性。
记者：王小波当年辞职当专业作家的时候并没有大红大紫，当时他的心态是怎么样的，他的生活状态又是怎么样？
李银河： 其实当时他也是很想有读者的，如果你老写作，但又没有读者的话是会很沮丧的。他生前也出过《黄金时代》这些书，在台湾获奖后在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