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
梁矩辉离开了。广东人，艺术家，生于1959年，广州大尾象工作组成员。
1994的黑皮书上，有他的作品‘空’和与大尾象工作组的谈话。
好人意外的走好
粱矩辉《游戏1小时》1996.11 广州
在一个高层建筑工地，我坐在工作用的垂直升降的吊笼里，疯狂般地打电子游戏一小时。垂直升降吊笼同时高速上下运行。
通过游戏过程，体现公共空间扩张和个体私有空间的渗透，并寻找一种调和被动与主动状态的方式。
“大尾象”工作组及其第三次活动
1993年11月24日晚，广州“大尾象”工作组在广州东南的红蚂蚁酒吧进行了第三次作品活动。这次展示包括林一林的《100块和1000块》、陈邵雄的《5小时》、徐坦的《爱情的寓言》、粱矩辉的《空》。
此文摘选的是“大尾象”工作组第三次活动艺术主持陈侗向这四位艺术家的提问对话。由陈侗笔录整理。
问： 为什么选择装置或装置——行为艺术？
陈邵雄： 选择什么样的事情去干，都是喜好的问题，喜好的事情或有益或有害，比如说吸烟。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艰难的事情上，你能继续你的喜好。并且从中能够玩味这种艰难或不艰难。至于为什么选择艰难，那是因为我们倒霉。
林一林： 我要说。我想一下……，一个18岁的男人喜欢一个戴胸罩的女人难道这也是你的选择吗？
徐 坦： 我们生活的两个因素是娱乐和荒诞，这两个词是不对等的。我充分感觉到，在我们的周围环境中，从事艺术工作的人是一种多余的人，所以我们就做一些多余的工作。
在认真做一次艺术的时候，我们发现是在过剩的条件下做一件东西。不懂过剩，而且没有意义。事实上我们是在生产垃圾。社会发展下去，无意义的工作越做越多。所以在我看来，艺术品和垃圾没有特别的区别。为什么我们一年才做一次作品？主要是从环保方面考虑。
林一林： 一年才做一件作品，我自己的原因，是社会提供我能够做一件垃圾的物质实在太少。如果给我更多这样的物质，我会每天都制造垃圾，因为有了更多的垃圾，才能解决环保的问题。
问： 由于媒介的作用和需要，一方面你们立即毁掉了你们的作品，另一方面却反复的——通过录影带和图片——“重读”自己的作品。这种“重读”是不是作品的一部分？
林一林： 装置作品如果不进入博物馆，很自然要拆除它。但这一次我的行为作品根本就没有这个“拆除”的过程。似乎我的作品是完成了，但从来我发现拿着我的钱观众一声不吭，而没有去看这一次活动的人，竟然会问我这个作品是怎么回事。我很高兴这个结局会持续下去。
徐 坦： 我之所以认为那个晚上令人难忘，是因为我们再也不会在画廊、博物馆或别的什么地方重现那一时刻，所以我们常常借助媒介来经历那种焦虑和甜蜜。
粱矩辉： 我觉得把作品拆掉和最后在媒介的处理都是工作的一部分，也是作品的一部分。
陈邵雄： 对于我来说，作品的消除与某种时刻的消逝是一致的。所以作品的意义也是与某种心理幻觉的一种互换。
问： 你们在意观众做出的几乎是与你们创作本意相反的不同反映吗？
徐 坦： 如果杜尚知道真的有人在他的小便器里撒了一泡尿，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陈邵雄： 我想杜尚肯定是高兴。不管用什么方式，到现在还有人继续关注他那件作品，如果我是杜尚，我肯定高兴。
问： 你们强调作品的意义吗？
徐 坦： 在我们的环境里，一件“上市”的作品，它的意义其实已经不在我的把握之中，如果强调它，就更容易走样。
林一林： 我做作品根本没有考虑意义的问题，但观众在看了我的作品以后，竟然对我的作品阐释出那么多的意义，我觉得这已经不是一件真正有意思的事情的一个组成部分。你没有办法去控制它，他总会产生。
陈邵雄： 就“意义”这个词语来说，我强调作品的无意义，所以我很担心它的不能把握，不能把握才好。
问： 在你们的工作中，材料是否是装置（或行为、装置——行为）的第一元素？
陈邵雄： 我并没有强调材料，更不欣赏什么“材料的美感”。材料对我来说，只是观念的一些负载物。其实什么都可以是材料，那么谈材料是不是第一元素，这个问题就无从下手。这个词只是一个习惯用语，我更喜欢把它们称作物质，就像我说灯管发的光线也是一种物质一样。
林一林： “材料”这两个字已经成为批评家习惯用的材料，艺术家恐惧这两个字对作品的界定，这便成为不愿意将材料提得更多的原因。无可避免，材料或者说是物质，一直在影响着人们的思想，难道它不重要？所以谈到材料，我不愿把它和观念区别开来。旧有的观念跟艺术家所采用的材料一起进入到他的思维里面、你是很难区分清楚的。我的作品就是利用钱这种具有很强社会性的材料，利用它的功能，让我的作品保持在“散发出去”这样一种结局。
粱矩辉： 我利用材料作为我传播的一种媒介，可能有些人认为这是一种很荒诞的工作，但我认为能带来欢乐是值得的。做装置是一种材料的消费，而通过这种消费去换取一种心理平衡，我感到很满足。
梁矩辉离开了。广东人，艺术家，生于1959年，广州大尾象工作组成员。
1994的黑皮书上，有他的作品‘空’和与大尾象工作组的谈话。
好人意外的走好
粱矩辉《游戏1小时》1996.11 广州
在一个高层建筑工地，我坐在工作用的垂直升降的吊笼里，疯狂般地打电子游戏一小时。垂直升降吊笼同时高速上下运行。
通过游戏过程，体现公共空间扩张和个体私有空间的渗透，并寻找一种调和被动与主动状态的方式。
“大尾象”工作组及其第三次活动
1993年11月24日晚，广州“大尾象”工作组在广州东南的红蚂蚁酒吧进行了第三次作品活动。这次展示包括林一林的《100块和1000块》、陈邵雄的《5小时》、徐坦的《爱情的寓言》、粱矩辉的《空》。
此文摘选的是“大尾象”工作组第三次活动艺术主持陈侗向这四位艺术家的提问对话。由陈侗笔录整理。
问： 为什么选择装置或装置——行为艺术？
陈邵雄： 选择什么样的事情去干，都是喜好的问题，喜好的事情或有益或有害，比如说吸烟。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艰难的事情上，你能继续你的喜好。并且从中能够玩味这种艰难或不艰难。至于为什么选择艰难，那是因为我们倒霉。
林一林： 我要说。我想一下……，一个18岁的男人喜欢一个戴胸罩的女人难道这也是你的选择吗？
徐 坦： 我们生活的两个因素是娱乐和荒诞，这两个词是不对等的。我充分感觉到，在我们的周围环境中，从事艺术工作的人是一种多余的人，所以我们就做一些多余的工作。
在认真做一次艺术的时候，我们发现是在过剩的条件下做一件东西。不懂过剩，而且没有意义。事实上我们是在生产垃圾。社会发展下去，无意义的工作越做越多。所以在我看来，艺术品和垃圾没有特别的区别。为什么我们一年才做一次作品？主要是从环保方面考虑。
林一林： 一年才做一件作品，我自己的原因，是社会提供我能够做一件垃圾的物质实在太少。如果给我更多这样的物质，我会每天都制造垃圾，因为有了更多的垃圾，才能解决环保的问题。
问： 由于媒介的作用和需要，一方面你们立即毁掉了你们的作品，另一方面却反复的——通过录影带和图片——“重读”自己的作品。这种“重读”是不是作品的一部分？
林一林： 装置作品如果不进入博物馆，很自然要拆除它。但这一次我的行为作品根本就没有这个“拆除”的过程。似乎我的作品是完成了，但从来我发现拿着我的钱观众一声不吭，而没有去看这一次活动的人，竟然会问我这个作品是怎么回事。我很高兴这个结局会持续下去。
徐 坦： 我之所以认为那个晚上令人难忘，是因为我们再也不会在画廊、博物馆或别的什么地方重现那一时刻，所以我们常常借助媒介来经历那种焦虑和甜蜜。
粱矩辉： 我觉得把作品拆掉和最后在媒介的处理都是工作的一部分，也是作品的一部分。
陈邵雄： 对于我来说，作品的消除与某种时刻的消逝是一致的。所以作品的意义也是与某种心理幻觉的一种互换。
问： 你们在意观众做出的几乎是与你们创作本意相反的不同反映吗？
徐 坦： 如果杜尚知道真的有人在他的小便器里撒了一泡尿，是高兴还是不高兴。
陈邵雄： 我想杜尚肯定是高兴。不管用什么方式，到现在还有人继续关注他那件作品，如果我是杜尚，我肯定高兴。
问： 你们强调作品的意义吗？
徐 坦： 在我们的环境里，一件“上市”的作品，它的意义其实已经不在我的把握之中，如果强调它，就更容易走样。
林一林： 我做作品根本没有考虑意义的问题，但观众在看了我的作品以后，竟然对我的作品阐释出那么多的意义，我觉得这已经不是一件真正有意思的事情的一个组成部分。你没有办法去控制它，他总会产生。
陈邵雄： 就“意义”这个词语来说，我强调作品的无意义，所以我很担心它的不能把握，不能把握才好。
问： 在你们的工作中，材料是否是装置（或行为、装置——行为）的第一元素？
陈邵雄： 我并没有强调材料，更不欣赏什么“材料的美感”。材料对我来说，只是观念的一些负载物。其实什么都可以是材料，那么谈材料是不是第一元素，这个问题就无从下手。这个词只是一个习惯用语，我更喜欢把它们称作物质，就像我说灯管发的光线也是一种物质一样。
林一林： “材料”这两个字已经成为批评家习惯用的材料，艺术家恐惧这两个字对作品的界定，这便成为不愿意将材料提得更多的原因。无可避免，材料或者说是物质，一直在影响着人们的思想，难道它不重要？所以谈到材料，我不愿把它和观念区别开来。旧有的观念跟艺术家所采用的材料一起进入到他的思维里面、你是很难区分清楚的。我的作品就是利用钱这种具有很强社会性的材料，利用它的功能，让我的作品保持在“散发出去”这样一种结局。
粱矩辉： 我利用材料作为我传播的一种媒介，可能有些人认为这是一种很荒诞的工作，但我认为能带来欢乐是值得的。做装置是一种材料的消费，而通过这种消费去换取一种心理平衡，我感到很满足。
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