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的知识分子:是否可能与如何可能

          ──读布迪厄、哈克的《自由交流》
转自陶东风的bolg


今天要想做一个自由的独立的知识分子，

他首先必须是政治知识分子。


著名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与著名美国先锋艺术家哈克，一个是批判的社会学家，一个是批判的艺术家，他们读是批判的知识分子。《自由交流》（桂裕芳译，北京三联，1996年）一书可以说是两个批判的知识分子之间就知识分子的自主性与批判性问题进行的一次自由而又深入的对话。其中的许多观点对于思考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特别是其与国家权力及市场权力的关系，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知识分子在当代社会的如何坚持自己的自由、自主与独立，如何有效地发挥知识分子的批判作用，是本书的谈论中心。今天的真正的艺术家，或更加广泛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是国家与市场的双重压力。国家所代表的审查制度与市场所代表的市场（商业）逻辑构成了剥夺知识分子自由的两大主要威胁。布迪厄与哈克认为：在西方国家，无论是什么党执政，都共同压制批判性的知识分子。这正好表明了现代社会制度的强大力量。与古代社会不同，现代社会是高度复杂的社会，在其中管理机构无处不在，而“管理的首要任务是保证正常运行，而不是思考和批判。这两种责任是相互矛盾的。”（哈克，第68页）大量事实表明，当艺术家由原来的批判知识分子进入管理机构以后，他们的立场就会发生根本变化。现代管理化的社会对于批判性知识分子的压制是必然的，这种压制的目的在于使“反权力”失去作用。这里存在一个二律背反：批判性文化活动的价值高低与市场大小常常成反比，因而只有依靠国家的扶持才能生存，这是一个违反市场规律的例外；而只有国家的干预才能使得这个例外成为可能，“只有国家才有能力维持一种没有市场的文化。”（布迪厄，第68页）然而矛盾的是，国家维护的这种文化活动却不但能受国家的控制，而且还要对于国家行使批判职能。也就是说，“批判性文化需要一定的生存条件，而只有国家能提供这些条件。简言之，我们期望（甚至要求）从国家获得自由的手段，以对付权力、经济权力和专制权力，也就是说对付国家本身。”（布迪厄，第70页）艺术家、作家、学者必须学会使用国家给予的自由来对付国家，对国家的控制提高警惕。

真正的艺术家同样面临市场的挤压。艺术家与社会科学家一方面要与政府的审查制度斗争，同时也要与打着资助艺术旗号的商人斗争；既要得到必要的研究经费，又报纸自己的批判性与独立性。布迪厄认为，在今天，文艺资助已成为时髦，但是“令人不安的是，文艺与科学资助会逐渐使艺术家和学者在物质上与精神上依附于经济力量与市场制约。”（第15页）布迪厄与哈克捍卫的是艺术的绝对的自主性与独立性，不仅独立于政府而且独立于企业。但是，现实的情况是，现代社会中经济权力与文化权力常常是高度集中的，企业家略施小惠就能够使艺术家交出自由。比如法国的许多媒体中的知识分子给企业的管理人员作讲座以获得“帮佣费”。这种做法只能削弱艺术家与学者对于金钱与利润价值的独立性，“而文艺界正是为了反对这些价值而存在的。”（布迪厄，第16页）哈克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利他主义光环下的企业赞助事实上不过是“财产交换”，是出资人的金融财产与受资人的符号财产之间的交换。他引用一位赞助者自己的话说：“文艺资助不仅是巨大的交际手段，远远不止于此，它还是诱惑舆论的手段。”（第17页）可谓名利双收。

在商业对于艺术的渗透当中，在艺术家与企业之间起“桥梁”作用的新闻界起了极大“帮凶”作用。布迪厄甚至认为：在知识界的独立性与自主性所受到的形形色色的外力威胁中，最可怕的在今天就要算新闻业了；而新闻业也受制于其他权力：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等。布迪厄说：“经济对文化生产的影响，一般是通过报刊，通过报刊对文化生产者（特别是其中缺乏自主性者）的诱惑，通过报刊对作品的促销作用以及文化产品商（出版商、美术馆馆长等）来实现的。艺术、文学、科学，这些自主性领域反对商业法则，而今天主要是报刊将这些商业法则强加给这些领域。这种统治从根本上说是致命的，因为它有利于直接听命于商业需求的产品和生产者，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记者型哲学家。’”（第17-18页）这些“记者型的哲学家”通过炒作的方式“将讨论的问题、思考的问题，以及对这些强制性问题的强制性的一天一天地强加给公众。”（布迪厄，第30页）“他们为政治家作传，为服侍过的大人物写见证，就艺术和文化问题写平庸的评论文章。”（同上）

为了对付这种现代形式的“符号统治”，布迪厄与哈克提倡一种“反对符号暴力的符号斗争”。这种符号斗争的目的是争取真正的公共空间，使得知识分子的批判声音得以自由表达。艺术家、作家和学者被排除在公开讨论、公开表态之外，这是不正常的。但是这个斗争却不能在排斥传媒或新闻界的情况下进行，布迪厄正确地看到，在现代社会中，“记者成了精神活动与公众之间的屏障或过滤器”（第22页），因而脱离大众媒体去想象“公共空间”是不切实际的，知识分子的声音能否传达出去，取决于媒体的支持。比如一次游行的成功与否并不一定在于参加人数的多少，而是在于记者是否感兴趣。50位游行者在电视上成功地露面5分钟，其政治效果不亚于一场50万人的大游行。何况新闻的作用以及记者的队伍也是复杂的，我们同样可以找到批判型的知识分子与记者成功结盟、传达正义之声的例子。如果说知识分子的批判作用离开公共舆论是不可想象的，那么公共舆论离开新闻界的合作也是不可想象的。新闻界成了角斗场。我们的选择不是或者顺从新闻业，或者彻底离开它进入象牙塔，而是要以自己的方式，凭着自主性所赋予的一切参与政治，参与争夺公共空间的斗争。

政治家、商人与新闻界三者联手，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有效地介入到知识与知识分子的活动中，制作出越来越多的“记者哲学家”、“商业思想家”以及“国务思想家”，这些人在记者的支持下摆出思想家的架势，不仅推销自己的产品，而且出售自己的形象。这样，真正的学者与哲学家的阐述社会与世界的努力受到了“记者思想界”的严峻挑战。由此决定了知识分子也只能越来越多地被迫介入政界与企业界，以捍卫真正的知识分子形象。他越来越是“政治知识分子”。这似乎是一个悖论：今天要想做一个自由的独立的知识分子，他首先必须是政治知识分子。在布迪厄看来，知识分子应该也能够参与政治，问题只是要通过自己的方式、为了自己的目的。

  保持与维护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与批判性是艰难的，而之所以艰难，除了上述原因外，还因为被统治者常常是统治的不知情的同谋。知识分子页不例外。比如文艺资助就是一种微妙的统治方式，“它之所以起作用是因为人们没有察觉这是统治。”在这里，布迪厄表达了他的一个极其深刻的思想：“一切形式的统治都建立在不知情上，也就是说，被统治者是同谋。”（布迪厄，第53页）揭示这样一种同谋关系正是社会科学的任务。因此真正的社会科学都是具有批判性的，即使它只揭示一些事实与效果，揭示一些统治的机制──例如制造符号暴力的机制，它的效果都将是批判性的；而退化了的社会科学（即被用作统治的工具的社会科学，比如所谓的“民意测验”）则着意掩盖或回避统治机制。可见，一个真正的学者必然也是一个批判性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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