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理论车间

要理解格罗伊斯的“共产主义”，中国人比起欧洲人来，是更有优势的。只要看一下我们经历过文革的父辈就行了——一年四季都穿着同样的深色衣服，吃得极其简朴，一双袜子晚上洗了第二天早上干了再穿，他们都是杜尚，都像他那样展出，甚至就将自己展在里面——格罗伊斯觉得，共产主义就是这样没劲的东西，杜尚这样的艺术家过的，正是这种文革时代一样的没劲的日子。大家都不愿干的没劲的事，艺术家才要去干。

杜尚无疑是个共产主义者，他的小便池强调了作品与物品之间前所未有的审美平等，这间接也强调了政治平等。杜尚就像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人民，不过，他是在资本主义世界里过着社会主义生活；这样去生活并不是难事，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但是我们的艺术家是要争名利、出风头的，他们愿意像文革时代那样地去活吗？杜尚是西方当代艺术的起点，我们是不是也要生活得像他，才能找到自己的起点？但在中国是，那样激烈动荡的政治生活我们的前人都过过了，我们现在的选择变得空前地困难。同样是搞艺术政治，在欧洲好像容易，在当代中国，哪怕是要看明白地图，都更难。

沃霍尔对杜尚作出反应，美国有了当代艺术；李希特对杜尚和沃霍尔作了反应，就有了德国当代艺术。中国还未作出有力的反应或反弹，所以，还没有当代艺术？这是格罗伊斯的立场中最让我们中国人难堪的一个。先做着，声称着。慢慢就会有，就会看上去像的？值得深入讨论。

然而像杜尚这样的现代主义的先锋派，是比苏联和中国的共产主义者还要更激进和彻底的，我们想要从他们那里拿过接力棒，很难。他们都是审美上的平等主义者，学他们的样，对于当代艺术家而言，简直是在自杀。格罗伊斯讲，欧洲人现在就是认真地去忍耐无意义和虚无，在民主和基督教的统治下，这种忍受几乎是他们生活的全部。中国的艺术家有没有本事，又有没有必要做到他们一样？

格罗伊斯认为，未来的艺术只能是各种政治计划、幸存计划和发明计划了，它们作为档案，存放在美术馆，到这么一步了，结局还算是好的。少嚷嚷作品之类！先有了谱系，才好存放和收藏艺术作品，中国的当代艺术还没有这样一个谱系，人们不知道怎么去收藏它，因此,在这一点上，也可以说，中国的当代艺术其实是还未开始的。它会开始吗？它开始了一下，就没下文了吗？让市场来弄出个谱系？实际上已弄出来了，你只能在其中忍受。

同时，未来的艺术也应是一种如何将我们自己“弄活”的幸存术啦。“新”是不可能的了，就连“有意思”，也是不可能的了，在当代语境中，能够“弄活”我们自己的，就是“新”的。作品如果不和人发生关系，就只是一个死物，“弄活”，就是要用作品把人，那个诸众，拖进来，像弹钢琴一样，把他们弹响，而展览就是我们可以采取的手段：每一个作品前都有一个广场。艺术家把人形捏出来而已，策展人通过展览，吹进一口气，把人弄活。在微博时代，每个人都既搞创作又搞策展了，仅仅去转发，也是一种策展行为，人应该有这样的自觉，通过这样的展览来弄活自己，奏响自己。

格罗伊斯的关于将我们自己从网上展示到网下的立场，也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

格罗伊斯听上去是有点悲观的，欧洲人都这样糟，中国人来弄，也不会好哪里去，当然学欧洲人就更糟了，因为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变得和欧洲人一样糟。但是这也完全可以作为我们自信的本钱，中国人糟糕，欧洲人也没好到哪里去，我们好像落后了一百年，结果倒还是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这是值得高兴的。在UCCA新闻发布会上，有美女记者直问格罗伊斯：“弄来弄去还是些垃圾作品，再往上弄，你们觉得有意思吗？”格的问答是：“目前还是垃圾，但这正是弄下去的理由。”

（备注：主题和艺术家的讨论，都浓缩在以上文本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