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撒把盐博客 采访：罗菲

原文标题：

朱久洋：等到和好的那一天

2013年6月3日第二天清早，我接到朱久洋从北京打来的电话，他跟我介绍他最近正在做的一件作品，跟药家鑫案[1]有关。他说想在作品里融入关于宽恕的思考，问我能否为此写点东西。他计划接下来与苏小和（注：独立书评作家、财经作家）组织一次研讨会，把人们对此的讨论当做作品的一部分。在这一天来讨论这个问题，显得多么不合时宜，又多么地迫切。我意识到久洋的这件作品注定是一个宏大且充满争议的实验，也促使我思考中国当代艺术与社会事件、灵魂事件交错在一起的可能性。这是一次固执但有价值的尝试，我决定和他做一次采访。

2013年6月5日晚九点，QQ语音

罗菲：你的这件作品让我想起了王南溟关于《批评性艺术的兴起》(The Rise of Critical Art)一书，副标题是“中国问题情境与自由社会理论”(Chinese Problem Situation and Theories of Liberal Society)，他认为当代艺术不再是为图像而图像的艺术，也不是为新技术而新技术的艺术，当代艺术是为舆论的批评性艺术。这种艺术参与到新闻和公众事件中，这种艺术的内核是实现“正义”，即，艺术也为人权而工作。在药家鑫案中，司法层面的正义已经实现。但在更深层面，却引发更尖锐的思考，比如你提到的“宽恕”。这是法律层面无法完成也不可能干预的事情。我认为你的这件作品一方面是为舆论的批评性艺术，借助公共事件批评当下中国社会无以复加的仇恨。另一方面你把公众舆论拉到个人灵魂层面，希望实现彼此饶恕。而这恰恰是“和谐社会”真正的根基。因为没有社会的正义、个人内在的平安与释然，就不会有真正的“和谐社会”。请问你最早是怎么想到药家鑫案的？

朱久洋：我在创作的时候并没有思考那么多，有时只是一种感觉，这也和艺术家本人的生命状态有关。并没有像批评家那样理性或刻意地去表现某些问题。前几年我都是创作架上绘画，但我开始越来越不满足于这种方式，尝试做一些行为现场作品，并试图以艺术的方式介入社会。当时我想的是另一个方案，很快就有一个名字在我的脑海中，“等到和好的那一天”。我想人与人之间最大的问题就是彼此伤害。往大的说，国家对人，民族和民族之间，国与国之间的暴力与伤害伴随着整个人类历史，而能从这种伤害中走出来的唯一办法就是宽恕、和好。一开始我没有想到把这个事件纳入到我的作品中，也没有太多关注这个案件。但后来我看他们没完没了的打（官司），我觉得这个事件已经不是他们两家的问题了，而是一个深层的社会文化问题，是一起群体性暴力事件，因为全社会都参与进去了，直到现在还在打。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正义去审判对方，妖魔化对方。我想，唯一能走出伤害的就是饶恕。可我们的文化中有没有饶恕的概念？获得饶恕的精神支撑点在哪里？最后我决定做这件作品。

罗菲：你先联系当事双方的哪边？

朱久洋：其实我是一个不太会处理人际关系的人，一开始有些紧张。我最早通过网络联系上了药家鑫家的律师，当我说明来意的时候，他直接就说：“不可能和好，不可能饶恕”。我想这也是我作品的一部分，就考虑亲自去见药家鑫的父亲。那是去年秋天，去西安，正好社科院的石衡谭博士也在西安，和一个姊妹一起去了药家。当时我也没想太多，心想带着善意去拜访总不会被别人拒绝，我也忘记当时为何没事先打电话，好像是没有他的电话号码，也许觉得直接过去更好。但我没想到药家鑫的父亲把我们轰了出来，而且是非常暴力化的驱赶。

罗菲：我注意到药家鑫父亲在6月14日发了一条这样的微博，“纪念维稳大军撤离寒舍两周年！感谢新城区政法委、长乐中路派出所、长乐中路街道办等单位的维稳[2]人员，对你们当年如影随形的“关爱”表示感谢！”我想对方可能是不想再把自己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上，他们家在媒体舆论和公权力下，也是受害者。

朱久洋：可能是。这对我打击蛮大，我开始犹豫作品是否要继续做。后来我就从另一个家庭开始，我顺着线索一点一点的打听，终于找到了张妙家。张妙的父亲没有文化，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但非常的友好，我们谈了很多，他也谈了事件的前前后后。当我说明来意的时候，他非常坚定的对我说，愿意和好，也愿意配合我的作品，觉得劝人和好是一件好事。

罗菲：他愿意饶恕对方吗？

朱久洋：他很愿意，可能他也不太懂得什么是“饶恕”，但懂什么是“和好”。他还说：“两个孩子都不在了，大人也没必要再相互记恨下去”。

罗菲：我知道你自己是基督徒，在基督信仰里有明确的关于饶恕的教导，这种饶恕是基于作为罪人的你已经被圣洁公义的上帝饶恕，耶稣的恩典注入到你生命中，因此你可以靠着耶稣饶恕得罪你的人，甚至爱你的仇敌。在基督信仰里，人与人和好的基础是人与上帝和好。你在跟他谈饶恕和好的时候有谈到这个吗？

朱久洋：我没太多的去讲，因为这是一个艺术项目，我希望用另外一种东西来讲。

罗菲：我看到你第一阶段的作品，是你与张妙父亲的合影，你身着白袍，仰望远方，田地里营造了烟雾，仿佛仙境，仿佛在等待弥赛亚的再来。你通过这种仪式化的手法来凸显一个与怨恨世界不一样的内心自由。

朱久洋：对，我刻意选择春天，麦田，还有一些仪式化的手法，是因为我觉得积极的、盼望的、具有终极关怀的观念，总是和神圣的、超自然的形式联系在一起。

罗菲：为什么你要穿上白袍？仿佛一个牧师在带领信徒眺望彼岸。你在一次访谈说，艺术家要回到祭司的身份，这幅摄影似乎正说明了这点。

朱久洋：其实我没有考虑太多，当时觉得白衣服、烟雾都是画面的需要。它能使画面呈现一种向上的、盼望的感觉。等待就是爱的一种表现，爱本身就是很神圣化的东西。

罗菲：第二阶段的作品是一个现场，你们坐在一起等药家鑫父亲的出现。你们有邀请他来参加吗？等了多久？

朱久洋：那是在西安“谷雨行动”第七届行为艺术节，我就把这个作品带去了现场。家具是从张家拿的，我和老先生坐下来，等候。之前通过微博想联系药家，都被他的律师骂了回来，联系不上药家鑫家父亲，就只能以这种方式呈现出来。

罗菲：你在现场并没有布置一些关于案件本身的实物，比如肇事车辆、水果刀、或对方的照片、相关日期、车牌之类。我的意思是，现场看上去很平静，没有戏剧性。

朱久洋：场地简单布置，放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我牵着老人家的手到座位上，然后下来。我们一直坐着等到差不多观众走完了，我又上去牵着他的手下来，就是一个几十分钟安静的等待。

罗菲：他的感受是什么？

朱久洋：我还真没问他，他特别憨厚，也没表达什么。他就是愿意，愿意和好，愿意在这里一起等着对方出现，我觉得这是出于他的本性。

罗菲：这件事让我想起北村的小说《我与上帝有个约》，故事前半截关于凶手挣扎于是否要认罪，后半截关于受害者的家人是否要宽恕那个认罪的人。故事很吸引人，里面也是讲到整个事件作为公共舆论事件，两个阵营打得你死我活。争论一个好人是否该下地狱，认罪悔改的坏人能否上天堂。其实当事人能否彼此宽恕，是当事人内心深处在经历的挣扎与释放，作为第三方的观众和媒体，我们永远沉浸在道德争论和语言狂欢中。然而文学有个优势是它的叙事性，他能在一个故事里把内心的挣扎娓娓道来。那么作为当代艺术，视觉艺术，如何提炼出一个饱满的人性样式？展示的不只是一个和好的假设，也包括从怨恨到和好，从捆绑到释放的灵魂事件，这十分挑战艺术家。

朱久洋：是的，视觉语言是要把很多的东西都提炼出来，放到一起，用一个很简单的图像把它表现出来。它不像文学有叙事性，这就非常挑战艺术家自身对图像的把握能力。

罗菲：比如香港艺术家白双全的一件作品《等所有人都睡着了》，他夜里在一栋楼下面等到所有人都关灯睡着，他才离开。还有他在九龙塘地铁站《等一个朋友》，直等到他认识的一个人出现。这都是关于“等待”的观念作品。他说，“时间因为等待而有了意义”。我在想，如果你这件作品，在“等待”及“和好”上有一个支点就更好了。比如，你们在全国寻找一个同样叫药庆卫（药家鑫父亲）的人，并与他做朋友，这是在艺术的观念逻辑中完成了“和好”。

朱久洋：还不太了解这些作品，可能这样的作品还有很多，我觉得你的主意也很好。但这件作品主要是他的社会性，我觉得还是严肃一点，就是一直等到他们和好的那一天，这样作品更单纯。

罗菲：现在越来越多的电视节目，把破裂的婚姻、婆媳关系、父子关系、邻里关系暴露在公众面前，激起辩论，媒体在引导人们消费当事人的痛苦。人际关系危机演变为一场娱乐，那些期待被别人接纳的初衷最后变成了被别人嘲笑，我们似乎都小看了媒体舆论对人的影响力。你自己怎么看艺术家在这种公共事件中的角色？

朱久洋：我在做这件作品的时候，也在想是否会给他们再次带来伤害，我时常会将自己放在他们中的任何一方去思考。作为一个艺术家，我提出来一个理想化的概念，由此引发讨论。当艺术家用作品的方式参与到公共事件的时候，我的责任就是真实地负责任地进入到作品里。比如，我要看创作这件作品和我整个的艺术理想是不是一致。我曾说，艺术家应回到祭司的位置。那祭司就是站在人和人中间，人和神中间的那个角色。

在这个作品中我想提出的问题是：一、在我们的精神生活中缺少一种超越肉体的爱，可能我们每个人都会站在自己公义的立场上审判别人，那公义的标准在哪里？二、在我们的经验里，通常是为受害者悲伤，憎恨凶手，我们缺少既为受害者悲伤也为凶手悲伤这样的思维方式。余虹写过这样这样一句话：“我们缺少一种信念，一切生命都有同样的价值”。三、如果不能树立这样的价值观，那我们的生活中有没有可能出现饶恕，为什么我们的文化和社会永远都在暴力的循环当中？我们可能拥有的能力是用仇恨将伤口包裹起来，但里面还在腐烂。

在做这件作品之前我看了一个片子，叫“生命的碰撞”，是发生在南非的一起中国留学生车祸事件。事件处理的结果出乎所有中国人的预料，受害者家属不但没有追究责任，还安慰肇事者家属，说：“这是个意外，你们不要太难过”。还有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枪击案，凶手赵承熙和三十二名遇难者一起被列为悼念的对象。这都是我们文化中不曾有过的东西。

罗菲：你认为他们和好可能吗？

朱久洋：我相信他们会和好。这个作品还没有完，直等到他们和好。我会继续接触他们，不知道要等多少年，可能要等一生才能牵着两家老人的手。

罗菲：你作品的完成，取决于他们两家人想要得到心灵释放的决心。

（完）

注释：

[1]药家鑫案，西安警方称“10•20”大学生药家鑫撞伤人又故意杀人案，检方、法院称药家鑫故意杀人案是指2010年10月20日深夜发生在陕西省西安市大学城学府大道上的一起交通肇事引发的故意杀人案，肇事者药家鑫驾车撞到被害人张妙，下车后发现张妙在记自己的车牌号，药家鑫拿出刀子，连捅张妙8刀，致其死亡，后驾车逃跑，行至郭杜南村村口再次撞伤行人，被周围目击者们发现堵截并报警。此事经媒体报道后，已引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高度关注。2011年1月8日，药家鑫被西安市人民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6月7日上午8时，药家鑫在西安被以注射方式执行死刑。

[2]维稳，全称即维护国家局势和社会的整体稳定，是改革开放后中国G。C。D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工作重心之一，在胡温体制时期成为优先任务。根据官方说法，维稳是指：“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 近几年来，随着官员腐败加剧，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人民基本权利得不到保护等原因，同时信访等法律规定的申诉渠道作用微小，底层人民不得不频繁作超出法律规定的反抗，部分地方政府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对这些活动持不支持甚至强硬打压的态度，即“维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