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的广州：评中国当代艺术展






　 瑞特•瓦波尔纳   雅昌艺术网专稿   2007-01-22 10:14:47

　　东方文化正在流行。过去十年里，东方的艺术（和艺术家们）在几乎所有重大国际性展览中都占有十分显要的位置。日本、印度尼西亚、台湾，特别是中国的一些艺术家们先后在威尼斯、圣保罗和柏林双年展、卡塞尔文献展，以及其他知名的欧洲艺术活动中展示自己的作品。假使我们仅仅列出一些欧洲城市，那么，在伦敦、巴黎、华沙、布拉格、赫尔辛基和柏林，各类大型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然而，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就已经对中国艺术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时至21世纪初，中国国内的各种艺术活动，如上海和北京双年展，抑或香港和澳门的艺术界，都已成为欧洲和美国越来越严肃的讨论话题。中国正以其迷人的魅力吸引着人们，令人敬畏的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在当代的全面延续与发展令人们对永恒的价值进行深思，不仅如此，充满着活力的中国现代文化极大地冲击着我们，使我们摆脱欧洲人的蒙昧，从另一个角度来认识我们自己。

　　然而，对东方文化的兴趣却充满着矛盾。爱德华•塞伊德（Edward Said）是最经常被提及的研究东方文化的欧洲学者之一，他不仅把东方学视为一种为适应于全球化政治秩序的一种意识形态的转变，而且将其作为与这种政治秩序密切相关的经验和观念，把东方文化条理化，并将之创造成为一种政治现实。他认为，从根本上讲，这种现实是一种恒久不变的种族和文化整体，其特点就是各种表现特征与西方人的价值观相对立：东方文化是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是静态的，而不是动态的；是情感的，而不是理性的；是无章可循的，而不是条理分明的。因此，东方文化或者说其他文化在外在的不足方面与西方文化恰恰相反，缺乏灵活性、理性、秩序和内涵。长期以来一直就是利用这种虚构的观点来控制殖民地，而且这样的文化越能证实和加强这种对立因素，就越被认为有价值。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就十九世纪的发展而言，塞伊德的这种特性描述是颇具说服力的，在那个世纪里，激发人们对东方文化的兴趣和热情的并不是他们热衷于研究东方文化，罗马神话，或对殖民地的统治，而且欧洲人希望寻找表现自我的新方式。这种新的方式则建立在否定和二分对立基础之上，而且如果需要为那些众人皆知的事情增添些情趣，就可以尽情地使用这种新方式。在具有反叛思想的欧仁•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roix）描绘“萨旦纳帕路斯之死”和学院派画家让-列昂•热罗姆（Jean-Leon Gèrome）表现女性裸体的方法上并不存在根本性差异，两者都表现出呆滞的顺从和屈服，而欧洲艺术的标准，以及它对其他文化的态度却依然保持不变。这种双重的其他文化女性和东方文化则提供了一个逃避现实，创造幻想世界的良机。尽管如此，如果仅仅把对东方文化的兴趣视为一种流行趋势和对现代主义新奇性的一种持续不断的追求，那是不正确的。东方艺术中的某些内容（和来自东方的艺术家们的作品）不仅深深地吸引着我们，而且促使我们去深入研究它。那个充斥着外来主题和非比寻常的形式的时代早已逝去。欧洲，更不用说美国，早已成为不同种族人群的巴比伦，美丽的神话再也不能吸引今天知识渊博的听众了。

　　日本思想家三好正男（Masao Miyoshi）在论述中认为这个时代在民族国家衰落后正从殖民主义走向跨国主义，而他的这种跨国主义概念正越来越广泛地被运用，甚至在讨论欧洲问题时也是如此，尽管这一概念在论述前殖民地和东方文化时它更为典型。在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论文《关于其他空间》一文中指出，20世纪是一种占有空间的世纪，并使用了“移位”这个比喻：从正常的位置移动某个器官或某个器官的一部分，或者更准确地说使用了“异质空间”这个比喻。20世纪末的特点就是所占有的空间位置。在个人所处的这些位置中，个人的行为常常偏离所规定的模式或规范。偏移也是跨国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为了详尽地描述异质空间的特征，福柯运用来自东方文化中的例证来论述他的概念。异质空间引起了我们的关注，它具有一种能够抵御中心控制（规范）的力量。这正是西方国家所缺乏的东西，早在19世纪出现危机差异之时，就已经开始寻求它，而且在今天这个异质空间的时代里依然在孜孜以求。

　　在这个“异质空间”的时代里，广州美术学院大学城美术馆成为塔林美术馆的合作伙伴，这使我们感到更加幸运。虽然我们对北京、上海和香港的艺术界至少还多少有些认识，然而，对我们来讲，尽管葡萄牙人早在1514年就已经为欧洲人发现了这个位于珠江口的广州城，但这座拥有600万人口的城市仍是一个我们完全不熟悉的地方。1757年至1842年，广州当时是中国唯一一个对外贸易开放的港口城市。通过欧洲人文献资料中神话般的描述，广州（或叫做CANTON，欧洲人对这个法文名称更为熟悉）在那个时代已经与远东地区的神秘和危险这些字眼联系在一起。由欧洲人开始的鸦片贸易最终导致了鸦片战争，这是19世纪中叶英国与中国之间的军事冲突。1920年，广州成为国内革命运动的中心之一。1940年，为了对抗日本人的入侵，新的人民共和国在那里建立起来。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腾飞也极大地影响了广州，到2000年，作为中国最南端的港口城市之一，广州已经成为真正的21世纪大都市。香港距离广州不足200公里。

　　显而易见，珠江两岸的文化并不是在欧洲到达这里之后才开始得以发展，早在公元前214年就已经在这里建造起第一座城镇。最新的考古发掘也已证明，与国外航海人的贸易早在该城建造之时就已经开始了。

　　令人惊讶的是，两千多年来，广州人民始终过着一种积极向上的国际化的生活。在这里，对比鲜明的异域文化令人感到诧异，甚至今天，可以在这座城市里找到欧洲文化的印迹，有着大约一千年历史的墓地，佛教的寺庙，中国的公园文化，有着18世纪殖民地建筑风格的城市社区，拥挤不堪的东方市场，20世纪的摩天大楼，巨大的贸易中心和博览中心，拥有豪华饭店的野生动物园，以及发展完善的大学园区，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个色彩斑斓，甚至难以理解，但却又令人兴奋的统一体。许多来自广州，却在欧洲或美国工作的艺术策划人都表示，广州的广东美术馆是中国唯一一座能够严肃对待现代艺术作品的美术馆（以欧洲人的观念，现代艺术就是一门批判性地分析艺术及其时代的艺术）。今年春季在这个美术馆举办的诸多展览充分证明了与欧洲大都市之间极其重要的合作关系，及其在应当给公众介绍什么和应当如何介绍方面对作品和策划人的选择。

　　左正尧是一位艺术家和展览策划人，也是广州美术学院大学城美术馆的副馆长，他提出以“都市状态”作为本届展览的名称。这一名称译成爱沙尼亚文可以有不同的表达方式（“都市的不同面孔”和“都市的表现性”等），这两者是相互关联的都市的表现性蕴藏在多种多样的面孔下面，参加本次展览的艺术家很好地捕捉到了这些面孔。

　　“都市状态”展出了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们的作品，他们中的一些人已是不同艺术大学里的教授，而也有一些人则仍在学校研习艺术。他们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陆续进入艺术界的。在这个时期里，中国的艺术家们开始解构社会现实主义的艺术标准，以及文化大革命一代人的人生态度。他们进而将现代西方艺术语言与中国传统融为一体，力求寻找一种新时期中国的特征。“都市状态”使观众从对集权政治制度的意识形态偶像的批判性分析（左正尧），逐步走向对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中平等的偶像崇拜的阐释，走向商业理想的实现，以及对新的人文环境的分析（如邓箭今、江衡、潘育川、胡向前等艺术家）。

　　“都市状态”的艺术家们与自身的现实（曹斐），以及与欧洲文化和对这种文化的阐释之间有着一种深层次的联系。“都市状态”证实了广州的开放性，以及这座城市从另一个角度认识自我和从不同视角阐释自我的能力。广州的艺术家们正在以一种传统的方式在思考着。

　　Reet Varblane

　　瑞特•瓦波尔纳

　　塔林美术馆策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