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这一次，赖声川说赖声川




这就是赖声川　袁蕾＼摄



2000年的《如梦之梦》是表演工作坊的又一个里程碑，26个演员，在台上演几百个角色。观众坐在中间看，戏绕着四周演，一演7个半小时



1985年版的《那一夜，我们说相声》是表演工作坊的第一部戏



1986年版的《暗恋桃花源》。云之凡由赖声川夫人丁乃竺饰演。
　　你就是赖声川？
　　我们真正回台湾开始工作23年了。因为我们学佛，所以只能证明一切无常，一般人都觉得是从有到没有，其实从没有到有也是无常。
　　年轻时候我喜欢画画，大学四年基本上都在玩音乐，然后对文学有兴趣，念英文系。那时跟同学去租一些可能只上档三天的电影拷贝，再租放映室去放，收朋友一点点钱，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些经典作品。
　　后来准备出国念书，申请了戏剧，戏剧可以综合所有的兴趣：音乐、美术、文学、电影。有论文就可以了，或者是剧本，或者是小说。我给的是小说，跟戏剧无关，对戏剧我真的一窍不通。
　　我们那个时代，戏剧这个行业是不存在的，台湾连剧场都没有。根本没有任何一位年轻人，尤其男孩，要去念戏剧的学位。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人都是念理工。
　　30年前出国很贵，40块钱台币才可以换1块美金，要赚多少钱才可以送孩子去念书？妈妈不反对我。我跟乃竺申请学校，结果只要我们两个都中的，一定是戏剧，老天就自动把其他的路给涮掉了。
　　我跟乃竺1978年7月结婚，9月到美国，10月存的钱被人家盗了。本来可以在美国活两年的，突然都没有了，就疯了。我们把钱放在一个我们认为可靠的朋友那里，他应该是恶性倒闭了，这个人几十年了再也没有出现过。
　　第二年我拿全额奖学金，我们一面打工一面读书，过得很开心。读了五年，在学校得了很多奖，导戏得了一个学校最高奖。我写了一篇论文，是我博士论文里面的一章，关于奥尼尔，上了美国最好的一个学术刊物———那个刊物是教授发表论文的地方，那时候我还没拿到学位。
　　大概到第三年，我已经在教课了。一个老师要我跟他合开一个课，关于剧场跟仪式的，我说我不够资格，他说没关系，我们就真的开了。
　　1983年，我拿到学位。这里面还有一个事情一定要讲。那时我成绩很好，留在美国不是问题。第四年的夏天，我们生了老大，她很小，家里很吵，我就跑出来念书。我学舞台设计的，在舞台设计教室，一堆书几天之内要看完。窗户外面是一个草丛，然后就是一条路。夏天窗户开着，有一天听到有两个人在讲中文，一男一女———这个没什么了不起，加州讲中文的人很多。到了我窗外，就是几米的距离，“赖声川”，讲到了这三个字，我头就伸出去，他们两个人看着我，不认得。都愣在那里，很尴尬，然后我说，刚刚是不是有人说我名字。“你就是赖声川？对不起。”那个男生就讲，这个女生在中西部学戏剧，夏天来柏克莱参观，带她过来看戏剧系，刚刚逛到这里，说这一栋好像是戏剧系的办公室，听说有个台湾来的研究生在这里，只知道名字叫赖声川。讲到这里刚好就在我窗外。我们很开心，就去吃了一个饭。
　　这事我就忘记了，过了大概一个多月，收到一封信，是我们台湾最重要的戏剧前辈叫姚一苇，他说在台湾成立一个新的学校“国立艺术学院”，“我们非常地诚恳地在全世界迎纳人才，从我女儿处得知你在柏克莱……”那个女生是他女儿。没有那次，姚老师根本不知道有我这个人，我们也不认识他。后来我们一直在想要不要回台湾，那时候台湾根本没有这个行业，可是如果他们真的要开动一个戏剧学院，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回去发现真的什么都没有，一切从零开始，连校舍都是跟人家借的。可现在回想起来，从零开始有从零开始的乐趣，就是因为什么都没有，所以就变成了可能性很大。
　　大门从来不上锁
　　那时候我们住在台北近郊阳明山的一个大房子，我们租的，很旧很破，还有一个院子。我们的大门从来不锁，像我们在这边讲话突然就会有人进来，他不会按门铃，按门铃的就是外人，不认识的人。
　　《暗恋桃花源》之后，我们在台北弄了一个办公室，布置得很漂亮，在地下室，结果不到一年，台风来了，整个台北市都淹了，淹了一层楼多高，地下室更不用讲了。所有的器材，所有早期的照片、录音带……什么都没有了，那次打击蛮大的。
　　以后又搬回到阳明山，把车库变成办公室，从那里出来就是厨房，厨房出来是客厅，然后是卧房，整个生活就是跟工作在一起的。新加坡的剧作家郭宝昆那段时间来我们家做客，写了篇文章，大意是我们家“日夜不分，生活跟工作不分，朋友跟家人也不分，整个人生是一个流畅的事情，同时进行、同时发生”。我觉得形容我们的生活还蛮准的。
　　我们是学佛法的，到了美国认识了几位很好的老师，就把他们请回台湾。从1983年底，大概20世纪最伟大的许多老师都来过我们家。我们从尼泊尔、印度、不丹请过来一些真的伟大的老师。有时候老师一来就十几个人，我的房子就让给他们。阳明山的破房子，优点就是很大，大概是240平米，客厅可以做法会。有时候我在学校排戏，开车回家，看到门是开着的，门口大概100双鞋子，知道法会还在进行，就小心地进去。《那一夜，我们说相声》里，有一段讲一个单身汉买了一台电视，突然家里人变得很多，多到他回家也没人理他，没有人知道他是谁了，他的家被别人占领了，这种细节跟我自己的经历很相似。有一段时间打电话找我老婆，接电话的人问你是谁，我说我是谁你不认得？对方就说自己老婆在忙，没时间讲话。
　　没有法会的时候，家里还是一大堆人，都是来看老师的，有点像挂号区、等候区。我每次到自己的家里面，进去看一下，我都是从后门看一下，三四十个，我就不要进去了。有一次一位很著名的老师来，年纪非常大，从锡金来，他说只有一个条件，就是你绝对不能说我来。后来他来了，自然有人知道，我有一天起床，下楼，100个人挤在我家客厅，我一点都不夸张，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后来那天来了700个人，游览车一辆一辆来，我们家变成一个景点。
　　刚好我岳父、岳母住在对面，隔着院子我们就连小孩一起搬过去。
　　那几年我们什么状况都看到，什么人会来找老师，一定是都有严重的问题，在家里面病的人，快要过世的人，精神崩溃的人，忧郁的人……这就是我们生活的另外一个基调。
　　这么多年我们有好多重生活在进行，我在教书，在做创作，在养育孩子，在学佛，后来就像郭宝昆讲的，其实就变成了一件事情，会互相串来串去。
　　和平奋斗救中国
　　我回来教书第一年被派的任务是教表演，教西洋剧场史，同时还要排一个戏出来，期末时对外公演。23年前，我们的第一个作品，1984年1月上演，叫《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在一个礼堂里面，在舞台地面上搭起一个观众席跟一个简单的舞台。有点像《乱民全讲》那种格式，琐碎的，一格一格的，一场一场的，有一个串联。虽然只有200多人来看，可都是当时很关心文化的人，侯孝贤、杨德昌、朱天文、吴念真……他们都吓了一跳，他们看到一种国语也不标准，但还是可以让你感动的戏，说怎么演员可以演得这么自然。我说这是他们自己的故事。好像被解放了，戏剧已经不是端着演的一个东西。
　　后来有人说：“集体即兴创作是一个新的现象，很有意思，可惜它只能做这种琐碎片断的组合。”我就做了一个戏叫《过客》。里面有一个凶杀案，讲六个学生在一起住，都是学艺术的，来了一个访客，是他们其中一个的小学同学，没有念大学，举止很怪。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正在发生一个分尸案，所以到最后是蛮紧张的一个戏，把所有人的内心都挖出来。那个戏演出让人看到另外一面，是个完整的故事。
　　这三个戏是在半年之中做的，第四个就等了很久，等到1985年3月，《那一夜，我们说相声》。这个是冲击最大的。
　　《那一夜》，我们是仿老相声段子做的新段子，真的以为是一个实验性作品。两个人讲相声讲一晚上谁要听？那个时候台湾相声已经死掉了，你脑子里已经没有相声这件事情，集体被洗掉了。结果那个演出的轰动，完全超过我们的想象。
　　那个戏当年碰触了很多禁忌，舞台设计聂光炎先生年纪比我们大很多，希望我们能考虑到自己的安危，有一段绝对不能讲，那一段叫《记性与忘性》，其实很好笑。李国修和李立群演的。他说我在英国得了一个博士学位。敢问您学的是什么？我学的是人类记忆学。还有这门学问？他说对，我的理论就是人类的记忆大致分为三大类。哪三大类？第一大类就是记性好的。什么叫记性好，记性好的活得一定痛苦，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多少；第二大类就是记性坏的，记性坏的当然活得很快乐，然后他用一种歪理来证明；第三大类就是记性一般的。李立群演记性好的，李国修就说你记性好，你一定活得很痛苦。不，我记性好，我活得很快乐。我不信，我要试试看，你还记得什么吗？他就开始问他，哪一年的事记得？记得，那年刚好是八国联军打进北京那天，他就开始描写战争的状况，最后是很惨很惨。然后说您记性好，您活得真是痛苦，因为都记得，包括中国要赔偿多少钱。最后他们问李国修，你是哪一类？我记性不好，我什么都不记得，刚刚讲的话都忘了，但我记得我前辈子，我甚至记得我怎么死的。你倒说说看你怎么死的？我记得我当时躺在一张白色的床单上。废话，哪个人不是躺白色的床单？嘿，还有人躺马路边呢。到最后他说，我记得最后我说的话，我最后说了七个字。哪七个字？“爆竹一声除旧岁”。那是上联，下联呢？旁边围着很多人，下联被人家挡住了，我没看到。你到底说了什么，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