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力：影像的迷津
Maggie Ma
转自ArtZineChina
从被尊称为“中国录像艺术之父”的艺术家张培力身上，你很难捕捉到新事物开创者应有的激情。四十九岁的他穿着细纹花色毛衣、牛仔裤，说话缓慢而缜密。有时言语幽默，但脸上始终近乎漠然，缺乏表情变化。
周围的人们更习惯于称呼他“张老师”，在中国美术学院担任新媒体系主任才是张培力的正职。在学院附近的贝尼尼咖啡馆，侍应生们都对这位“张老师”十分熟悉，
直接指引我们在二楼他最喜欢的长沙发就坐，并很快端上他嗜饮的意大利特浓咖啡。
“我害怕面对个人基本生存上的焦虑，出了学校，我真想不好我能做什么。”已经做了二十二年老师的张培力轻轻地辩解。他似乎已经习惯将自己的艺术家身份和脸上的笑容都藏在高大、严肃的外表之后，安于最普通的世俗生活。但谈及艺术创作，他又表示，那是来自于一种“狂热的兴趣”和“语言本身的诱惑”。
作为“中国最早的当代艺术实验者之一”、“最早的录像艺术家”，张培力早已备受赞誉。美术评论家吴美纯、王明贤等声称张培力“开创了克制的表现主义”、“开冷静分析之先河”，纽约时报的文化记者Holland Cotter也曾在文章中评价他的作品“干净、机智、晦涩”。
美国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日本福冈亚洲美术馆等世界级艺术机构都收藏有张培力的录像作品。这一串重量级的艺术履历散发出的光芒，足以令西克、尤伦斯、管艺等中国当代艺术重要收藏家对他的激赏显得平淡无奇。此外，他至今还在保持着在美国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开个展、三次受邀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唯一中国艺术家殊荣。
上世纪八十年代，张培力在中国当代艺术圈已十分活跃。他与耿建翌等艺术家在杭州组建强调艺术体验的“池社”，在杭州筹办“八五新空间展”，就像当时所有热血澎湃的艺术青年一样，他也积极尝试用绘画、以外的装置、行为等多种手段发表艺术宣言。
《美术译丛》恰时刊登出介绍“影像艺术之父”白南准的文章，这让正在探索艺术形式的张培力最终独辟蹊径。(视频作品欣赏见本文下方)
1988年，中国录像艺术处女作在他手中诞生。这件名为《30×30》的录像作品沉闷而单调——在长达三个小时的录像中，张培力耐心地把一面镜子摔碎、粘合再摔碎，进行了长达180分钟苦役般枯燥的表演。刺耳的镜子破碎声，摔碎与粘合的手部特写无休无止，考验观众的好奇心和忍耐力。尽管许多评论家至今仍不认为《30×30》是精确意义上的“录像艺术”，但张培力个人坚持这件作品已经与当时用录像记录行为艺术的做法区别开来。
“我就是想做一个极其无聊的东西，”张培力依在沙发上，平静地讲述着自己十八年前的创意。八十年代末电视在中国城市中慢慢普及，敏感的艺术家从这种新的大众娱乐工具中寻找到了灵感。他试图在作品中抽离出媒介的功能，用完全没有欣赏价值的影像来测试公众反应。“《30×30》从一开始考虑就没有镜头切换，”他说，“这并非是想追求录像语言，而是想制造视觉上的疲惫感，影像语言上的无意义。”
同年“黄山会议”期间，首次展出的《30×30》果然引起了争论。有人婉转而严肃地建议他考虑镜头运用等技术问题，而艺术家王鲁炎当时就激动地向他表示“看到就觉得不用再做东西了。”回忆起年轻时代的特立独行，张培力脸上露出了一丝难以察觉的微笑。
延缓、枯燥的长镜、使用固定焦距和机位、将重复性动作视为拍摄对象——这些典型的“张氏录像语言”一经发端，迅速影响了一批艺术家的早期录像实践：1992年邱志杰在首部录像《作品1号》中不厌其烦的将《兰亭序》在一张宣纸上重复书写了五十遍（同名的行为艺术历时三年共书写一千遍），
1993年颜磊在作品《化解》中也让镜头聚焦手部，不断重复表演翻花绳的枯燥动作。面对身后人数众多的新媒体艺术后继大军，张培力无愧为时代的开启者和领军人。
评论家林仲路精辟地将他的风格概括为“抑制主观情绪的冷处理法”，访谈中，艺术家娓娓道来的少年回忆似乎揭示出这种气质的形成决非偶然。
1957年11月，张培力出生在杭州的一个医学之家。父亲在杭州医科大学教人体解剖学，母亲则是一名专业妇产科助产师。父母从医的成长环境，让他的童年生活和普通人略微有些差异。张培力幽默的表示，至少在嗅觉上如此。每天父母归来，衣服上都分别散发着福尔马林和碘酒的味道；而家庭餐桌谈话也总脱离不开各种各样复杂的医学词汇。幼年时他瘦小而羸弱，“如果不是身在这样的家庭，受到专业照料，也许我不可能一直健康地活下来”张培力对此有些感慨。
医生家庭的耳濡目染，使得神经质、感性、热情、天真等形容艺术家们的常见词汇在他身上难觅踪影。从小学习素描，二十三岁考入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的张培力最明显的个人风格一直是严谨与理性。
1991年上海衡山路的某地下车库举办的一场小型当代艺术展览上，张培力带来了他第二部录像作品《卫字3号》，这也是录像艺术在中国首次进行公开展示。第二次“上电视”的张培力身穿类似病号或囚犯的直条纹衫，在一张脸盆中用肥皂和清水不断清洗一只母鸡。
被迫一遍遍洗澡的母鸡振翅反抗、挣扎无效后，只得顺从清洗动作机械的站立或蹲下，像上了发条的机器。影片最后的画外音是一个男子朗读报纸上关于“爱国卫生运动”的宣传文章。联系起当时全国大搞卫生城市评比的时代背景，用政府公文格式讽喻性命名的《卫字3号》具有很强的社会影射感。
“人从小就被各种美好的理由束缚住，”张培力解释，“我想反映一种被强制的生活状态。”大学毕业后在杭州工艺美术学校任教的张培力，工作伊始曾和校领导发生过激烈的冲突。自由松散的艺术家生活方式难以适应学校刻板的规章准则，这段至今仍让张培力感到忿忿然的经历也许是他对“强制”深有感触的另一原因。
相比于自己的同学校友，北上进京的王广义、远赴德国的吴山专等人，张培力始终怡然自得，甘心偏安一隅。蛰居在传统艺术气氛浓厚的杭州，既没有影响张培力旺盛的创作激情，也没有阻碍他跨出国门的洒脱步伐。《作业一号》、《儿童乐园》、《水•辞海标准版》、《相关的节拍》、《不确切的快感》等一批录像作品在这一时期相继推出，同时他还进行综合材料装置、摄影的创作，甚至重拾画笔画了一批带有政治波普意味的油画。
九十年代后期，瑞士“艺术与公众”、美国Jack Tilton Gallery两家国外合作画廊帮助张培力顺利进入国际新媒体艺术的学术与收藏视野，收获颇丰。1999年他赴展的足迹遍步于威尼斯、柏林、纽约、耶路撒冷、日本福冈、澳大利亚昆士兰、伦敦、温哥华等地，几乎成了历时一年的“顺风”长途国际旅行。目前，他的录像拷贝价格稳定在3至4万美金左右。
“杭州的当代艺术边缘身份令这里的艺术家可以保持一种相对冷静的姿态。”张培力认真地总结，“边缘对艺术家非常重要。”
随着计算机网络、视频技术的发展，在经历了前卫艺术沉寂低调的九十年代之后，“新媒体”成为年轻一代艺术家争相尝试的艺术形态。被母校请去“掌门”国内美术高校首个新媒体艺术专业系的张培力，在作品中也一改往常实景拍摄的做法，转向利用影像现成品。
《台词》、《遗言》以及今年刚完成的《短语》、《喜悦》等新作品都选用了六七十年代的革命电影中的片段。熟悉的语境和场景经过艺术家剪辑拼贴后，完全取消了固有的影像语义。抽离出特定叙事时间的符号，将观众脑海中与之相对的特殊感情与象征轻易抹去。新的解读方式充满了对当下现实的种种隐喻，看起来荒诞不经。
“以前从拍摄到剪辑其实是在自言自语，现在等于是在跟时间对话。”喝完了第二杯咖啡，抽完了不知道第几支烟，经过长时间谈话后的张培力略微有些疲惫。
今年11月，他的国内首次个展终于姗姗而来。在北京Currents-Art and Music画廊开展当天，海报上签满了前来捧场、参观的艺术家、观众们的名字。
眼下他正忙碌于为2007年参加巴塞尔艺术博览会修改去年的作品《短语》。谈及新的作品方案，张培力似乎又有了精神。他打算用很小的液晶屏幕和观众玩一次捉迷藏: 观众离屏幕越近，录像的图像和声音就越模糊；参观者站在6米开外时，图像和声音才变得十分清晰；然而由于屏幕大小和音量的控制，这个距离根本就看不清、听不到录像内容。观众必须自己寻找一个合适位置，才能勉强看到、听到模糊的影像声音。这似乎象征着人类永远都在猜测一些无法完全了解的秘密。
“我的很多作品都跟位置有关系。既不是所有的人看了作品都欣然接受，也不是所有的人看了都会排斥。”不经意间，张培力严肃的面孔隐约浮现出艺术家特有的天真与诡黠。
“我也在寻找这样一个位置。”起身离开的最后一刻，他又变得意味深长起来。
http://artzinechina.com/events/zhangpeili/
标题图：快乐
图1：作业
图2：30*30
图3：喜悦
图4：卫字3号
图5：进食
图6：遗言1
图7：遗言2
Maggie Ma
转自ArtZineChina
从被尊称为“中国录像艺术之父”的艺术家张培力身上，你很难捕捉到新事物开创者应有的激情。四十九岁的他穿着细纹花色毛衣、牛仔裤，说话缓慢而缜密。有时言语幽默，但脸上始终近乎漠然，缺乏表情变化。
周围的人们更习惯于称呼他“张老师”，在中国美术学院担任新媒体系主任才是张培力的正职。在学院附近的贝尼尼咖啡馆，侍应生们都对这位“张老师”十分熟悉，
直接指引我们在二楼他最喜欢的长沙发就坐，并很快端上他嗜饮的意大利特浓咖啡。
“我害怕面对个人基本生存上的焦虑，出了学校，我真想不好我能做什么。”已经做了二十二年老师的张培力轻轻地辩解。他似乎已经习惯将自己的艺术家身份和脸上的笑容都藏在高大、严肃的外表之后，安于最普通的世俗生活。但谈及艺术创作，他又表示，那是来自于一种“狂热的兴趣”和“语言本身的诱惑”。
作为“中国最早的当代艺术实验者之一”、“最早的录像艺术家”，张培力早已备受赞誉。美术评论家吴美纯、王明贤等声称张培力“开创了克制的表现主义”、“开冷静分析之先河”，纽约时报的文化记者Holland Cotter也曾在文章中评价他的作品“干净、机智、晦涩”。
美国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法国蓬皮杜艺术中心、日本福冈亚洲美术馆等世界级艺术机构都收藏有张培力的录像作品。这一串重量级的艺术履历散发出的光芒，足以令西克、尤伦斯、管艺等中国当代艺术重要收藏家对他的激赏显得平淡无奇。此外，他至今还在保持着在美国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开个展、三次受邀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唯一中国艺术家殊荣。
上世纪八十年代，张培力在中国当代艺术圈已十分活跃。他与耿建翌等艺术家在杭州组建强调艺术体验的“池社”，在杭州筹办“八五新空间展”，就像当时所有热血澎湃的艺术青年一样，他也积极尝试用绘画、以外的装置、行为等多种手段发表艺术宣言。
《美术译丛》恰时刊登出介绍“影像艺术之父”白南准的文章，这让正在探索艺术形式的张培力最终独辟蹊径。(视频作品欣赏见本文下方)
1988年，中国录像艺术处女作在他手中诞生。这件名为《30×30》的录像作品沉闷而单调——在长达三个小时的录像中，张培力耐心地把一面镜子摔碎、粘合再摔碎，进行了长达180分钟苦役般枯燥的表演。刺耳的镜子破碎声，摔碎与粘合的手部特写无休无止，考验观众的好奇心和忍耐力。尽管许多评论家至今仍不认为《30×30》是精确意义上的“录像艺术”，但张培力个人坚持这件作品已经与当时用录像记录行为艺术的做法区别开来。
“我就是想做一个极其无聊的东西，”张培力依在沙发上，平静地讲述着自己十八年前的创意。八十年代末电视在中国城市中慢慢普及，敏感的艺术家从这种新的大众娱乐工具中寻找到了灵感。他试图在作品中抽离出媒介的功能，用完全没有欣赏价值的影像来测试公众反应。“《30×30》从一开始考虑就没有镜头切换，”他说，“这并非是想追求录像语言，而是想制造视觉上的疲惫感，影像语言上的无意义。”
同年“黄山会议”期间，首次展出的《30×30》果然引起了争论。有人婉转而严肃地建议他考虑镜头运用等技术问题，而艺术家王鲁炎当时就激动地向他表示“看到就觉得不用再做东西了。”回忆起年轻时代的特立独行，张培力脸上露出了一丝难以察觉的微笑。
延缓、枯燥的长镜、使用固定焦距和机位、将重复性动作视为拍摄对象——这些典型的“张氏录像语言”一经发端，迅速影响了一批艺术家的早期录像实践：1992年邱志杰在首部录像《作品1号》中不厌其烦的将《兰亭序》在一张宣纸上重复书写了五十遍（同名的行为艺术历时三年共书写一千遍），
1993年颜磊在作品《化解》中也让镜头聚焦手部，不断重复表演翻花绳的枯燥动作。面对身后人数众多的新媒体艺术后继大军，张培力无愧为时代的开启者和领军人。
评论家林仲路精辟地将他的风格概括为“抑制主观情绪的冷处理法”，访谈中，艺术家娓娓道来的少年回忆似乎揭示出这种气质的形成决非偶然。
1957年11月，张培力出生在杭州的一个医学之家。父亲在杭州医科大学教人体解剖学，母亲则是一名专业妇产科助产师。父母从医的成长环境，让他的童年生活和普通人略微有些差异。张培力幽默的表示，至少在嗅觉上如此。每天父母归来，衣服上都分别散发着福尔马林和碘酒的味道；而家庭餐桌谈话也总脱离不开各种各样复杂的医学词汇。幼年时他瘦小而羸弱，“如果不是身在这样的家庭，受到专业照料，也许我不可能一直健康地活下来”张培力对此有些感慨。
医生家庭的耳濡目染，使得神经质、感性、热情、天真等形容艺术家们的常见词汇在他身上难觅踪影。从小学习素描，二十三岁考入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的张培力最明显的个人风格一直是严谨与理性。
1991年上海衡山路的某地下车库举办的一场小型当代艺术展览上，张培力带来了他第二部录像作品《卫字3号》，这也是录像艺术在中国首次进行公开展示。第二次“上电视”的张培力身穿类似病号或囚犯的直条纹衫，在一张脸盆中用肥皂和清水不断清洗一只母鸡。
被迫一遍遍洗澡的母鸡振翅反抗、挣扎无效后，只得顺从清洗动作机械的站立或蹲下，像上了发条的机器。影片最后的画外音是一个男子朗读报纸上关于“爱国卫生运动”的宣传文章。联系起当时全国大搞卫生城市评比的时代背景，用政府公文格式讽喻性命名的《卫字3号》具有很强的社会影射感。
“人从小就被各种美好的理由束缚住，”张培力解释，“我想反映一种被强制的生活状态。”大学毕业后在杭州工艺美术学校任教的张培力，工作伊始曾和校领导发生过激烈的冲突。自由松散的艺术家生活方式难以适应学校刻板的规章准则，这段至今仍让张培力感到忿忿然的经历也许是他对“强制”深有感触的另一原因。
相比于自己的同学校友，北上进京的王广义、远赴德国的吴山专等人，张培力始终怡然自得，甘心偏安一隅。蛰居在传统艺术气氛浓厚的杭州，既没有影响张培力旺盛的创作激情，也没有阻碍他跨出国门的洒脱步伐。《作业一号》、《儿童乐园》、《水•辞海标准版》、《相关的节拍》、《不确切的快感》等一批录像作品在这一时期相继推出，同时他还进行综合材料装置、摄影的创作，甚至重拾画笔画了一批带有政治波普意味的油画。
九十年代后期，瑞士“艺术与公众”、美国Jack Tilton Gallery两家国外合作画廊帮助张培力顺利进入国际新媒体艺术的学术与收藏视野，收获颇丰。1999年他赴展的足迹遍步于威尼斯、柏林、纽约、耶路撒冷、日本福冈、澳大利亚昆士兰、伦敦、温哥华等地，几乎成了历时一年的“顺风”长途国际旅行。目前，他的录像拷贝价格稳定在3至4万美金左右。
“杭州的当代艺术边缘身份令这里的艺术家可以保持一种相对冷静的姿态。”张培力认真地总结，“边缘对艺术家非常重要。”
随着计算机网络、视频技术的发展，在经历了前卫艺术沉寂低调的九十年代之后，“新媒体”成为年轻一代艺术家争相尝试的艺术形态。被母校请去“掌门”国内美术高校首个新媒体艺术专业系的张培力，在作品中也一改往常实景拍摄的做法，转向利用影像现成品。
《台词》、《遗言》以及今年刚完成的《短语》、《喜悦》等新作品都选用了六七十年代的革命电影中的片段。熟悉的语境和场景经过艺术家剪辑拼贴后，完全取消了固有的影像语义。抽离出特定叙事时间的符号，将观众脑海中与之相对的特殊感情与象征轻易抹去。新的解读方式充满了对当下现实的种种隐喻，看起来荒诞不经。
“以前从拍摄到剪辑其实是在自言自语，现在等于是在跟时间对话。”喝完了第二杯咖啡，抽完了不知道第几支烟，经过长时间谈话后的张培力略微有些疲惫。
今年11月，他的国内首次个展终于姗姗而来。在北京Currents-Art and Music画廊开展当天，海报上签满了前来捧场、参观的艺术家、观众们的名字。
眼下他正忙碌于为2007年参加巴塞尔艺术博览会修改去年的作品《短语》。谈及新的作品方案，张培力似乎又有了精神。他打算用很小的液晶屏幕和观众玩一次捉迷藏: 观众离屏幕越近，录像的图像和声音就越模糊；参观者站在6米开外时，图像和声音才变得十分清晰；然而由于屏幕大小和音量的控制，这个距离根本就看不清、听不到录像内容。观众必须自己寻找一个合适位置，才能勉强看到、听到模糊的影像声音。这似乎象征着人类永远都在猜测一些无法完全了解的秘密。
“我的很多作品都跟位置有关系。既不是所有的人看了作品都欣然接受，也不是所有的人看了都会排斥。”不经意间，张培力严肃的面孔隐约浮现出艺术家特有的天真与诡黠。
“我也在寻找这样一个位置。”起身离开的最后一刻，他又变得意味深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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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图：快乐
图1：作业
图2：30*30
图3：喜悦
图4：卫字3号
图5：进食
图6：遗言1
图7：遗言2
张培力 - 作品节选
Zhang Pei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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