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靖：艺术终究是艺术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
《当代艺术与投资》7年2期编者语
从编辑部的窗口向外眺望，是沉溺于深冬时节的西湖。转眼又是一个月过去了。四时行焉，天何言哉。世事无常。本期高士明的文章《在无常—日常中短暂停留》所论及的邱志杰的书写摄影作品，以及孙建春“日课”式的作品《中国2006》，都是在时间流逝的背景中个人的亲历与体证。
作为极少数真正理解邱志杰作品的批评家，高士明在文中清理出其作品背后的精神谱系，并将这个谱系在传统文化，特别是释道文化的脉络中徐徐展开，不似其他大多数当代艺术家，常在机心处用力，机巧中得手。就某种意义而言，与其说邱志杰是在创作“作品”，不如说他是在日用伦常中用自己的智慧书写一部个人的历史。这部个人史所传达出的对命运与虚无、生与死的悲悯与惆怅，以及流露出的一种精神与心性的自足和对生命存在的自我确证，使得他的作品迥异于并超越了目前绝大多数当红的当代作品。毫不夸张地说，高士明这篇精彩且略具悲情的文章是理解邱志杰的屡试不爽的钥匙。
孙建春的《中国2006》则是通过搜索互联网上的社会新闻，自虐式地以每天一张油画的速度抽象出个人化的趣味与认知，从而建立起自己独特的关于时间性的观念——以扭转我们对表象的一种惰性认识。与邱志杰所不同的是，孙实际上是置身于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之外，看起来不动声色、照本宣科——这多少有点类似于纪录片中“直接电影”的手法。有意味的是，第一期我们刊出的李郁和刘波通过“搬演”手法创作的摄影作品《狗年13个月》，同样是取材于社会新闻，但两者的侧重点大相径庭。可以想象，这是一个有趣且有待展开的话题。
在“策展”栏目中，我们选择了一个已经历时十几年的项目，即由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策划的“做”（DO IT）。十几年来，这个与古老的展览模式进行搏斗的项目已经在全世界很多地方开花结果。尽管这种反规则、反商业，也不乏出于经济考虑的方式已趋于经典化，但新的可能性还是在不断出现。事实上，在今天，它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由各种知识力量参与共谋的“体系”。2007年，经由胡昉的努力，在准备《DO IT》中文版的同时，中国艺术家、建筑师及哲学家的方案也将参与其中。在胡昉与储云的谈话中，我们不难看到前者关心来自于西方情境的“做”的概念在中国的情境下如何生发的问题。在稍后的更有价值的汉斯与安东、希尔维尔的谈话中，关于西方艺术史中鲜为人知的“凯奇如何变成杜尚”的问题被钩沉出来。这是一场内容驳杂且晦涩的谈话，它涉及到艺术史、普通语言学、情境主义等等，当然，阅读吃力的部分原因还来自于翻译的“游移”，而这正是“做”（DO IT）之所以提出的几个缘由之一。需要说明的是，某家著名的艺术杂志在去年5月份亦以“做”（DO IT）为专题，汉斯的这个谈话也被编译其中。我注意到，在那篇译文中，汉斯提到的伽达默尔关于“无声的时刻在谈话中往往是最有意义的时刻”那段被“不小心”删掉了，而在我看来（碰巧几天前我读了《萨义德与巴伦鲍依姆谈话录》），这一小段话，也许是理解“凯奇如何变成杜尚”的关键所在。
最后，一个稍稍“棘手”的话题必须要被提及：2006年度艺术家。我们不认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提出一份名单是件很严肃的事情，同时，我们也不认为利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以一种“民主的”方式，通过网络、平媒进行投票是种很靠谱的做法。尽管我们知道，这份有点矛盾的名单会引起一些争议，同时引起争议的会是参差不齐、个性十足的“推介词”。提出这份名单，我们根据的是自己的目力所及，另一套世俗的标准，或者是自己的某种说不上来的“道德”判断和复杂的情感。我们提醒自己，这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我们正在小心翼翼玩的游戏。其实，我们有时候是在吓唬自己。艺术终究是艺术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
《当代艺术与投资》7年2期编者语
从编辑部的窗口向外眺望，是沉溺于深冬时节的西湖。转眼又是一个月过去了。四时行焉，天何言哉。世事无常。本期高士明的文章《在无常—日常中短暂停留》所论及的邱志杰的书写摄影作品，以及孙建春“日课”式的作品《中国2006》，都是在时间流逝的背景中个人的亲历与体证。
作为极少数真正理解邱志杰作品的批评家，高士明在文中清理出其作品背后的精神谱系，并将这个谱系在传统文化，特别是释道文化的脉络中徐徐展开，不似其他大多数当代艺术家，常在机心处用力，机巧中得手。就某种意义而言，与其说邱志杰是在创作“作品”，不如说他是在日用伦常中用自己的智慧书写一部个人的历史。这部个人史所传达出的对命运与虚无、生与死的悲悯与惆怅，以及流露出的一种精神与心性的自足和对生命存在的自我确证，使得他的作品迥异于并超越了目前绝大多数当红的当代作品。毫不夸张地说，高士明这篇精彩且略具悲情的文章是理解邱志杰的屡试不爽的钥匙。
孙建春的《中国2006》则是通过搜索互联网上的社会新闻，自虐式地以每天一张油画的速度抽象出个人化的趣味与认知，从而建立起自己独特的关于时间性的观念——以扭转我们对表象的一种惰性认识。与邱志杰所不同的是，孙实际上是置身于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之外，看起来不动声色、照本宣科——这多少有点类似于纪录片中“直接电影”的手法。有意味的是，第一期我们刊出的李郁和刘波通过“搬演”手法创作的摄影作品《狗年13个月》，同样是取材于社会新闻，但两者的侧重点大相径庭。可以想象，这是一个有趣且有待展开的话题。
在“策展”栏目中，我们选择了一个已经历时十几年的项目，即由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策划的“做”（DO IT）。十几年来，这个与古老的展览模式进行搏斗的项目已经在全世界很多地方开花结果。尽管这种反规则、反商业，也不乏出于经济考虑的方式已趋于经典化，但新的可能性还是在不断出现。事实上，在今天，它已经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由各种知识力量参与共谋的“体系”。2007年，经由胡昉的努力，在准备《DO IT》中文版的同时，中国艺术家、建筑师及哲学家的方案也将参与其中。在胡昉与储云的谈话中，我们不难看到前者关心来自于西方情境的“做”的概念在中国的情境下如何生发的问题。在稍后的更有价值的汉斯与安东、希尔维尔的谈话中，关于西方艺术史中鲜为人知的“凯奇如何变成杜尚”的问题被钩沉出来。这是一场内容驳杂且晦涩的谈话，它涉及到艺术史、普通语言学、情境主义等等，当然，阅读吃力的部分原因还来自于翻译的“游移”，而这正是“做”（DO IT）之所以提出的几个缘由之一。需要说明的是，某家著名的艺术杂志在去年5月份亦以“做”（DO IT）为专题，汉斯的这个谈话也被编译其中。我注意到，在那篇译文中，汉斯提到的伽达默尔关于“无声的时刻在谈话中往往是最有意义的时刻”那段被“不小心”删掉了，而在我看来（碰巧几天前我读了《萨义德与巴伦鲍依姆谈话录》），这一小段话，也许是理解“凯奇如何变成杜尚”的关键所在。
最后，一个稍稍“棘手”的话题必须要被提及：2006年度艺术家。我们不认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提出一份名单是件很严肃的事情，同时，我们也不认为利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以一种“民主的”方式，通过网络、平媒进行投票是种很靠谱的做法。尽管我们知道，这份有点矛盾的名单会引起一些争议，同时引起争议的会是参差不齐、个性十足的“推介词”。提出这份名单，我们根据的是自己的目力所及，另一套世俗的标准，或者是自己的某种说不上来的“道德”判断和复杂的情感。我们提醒自己，这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我们正在小心翼翼玩的游戏。其实，我们有时候是在吓唬自己。艺术终究是艺术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