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林访谈
来源： 作者：徐建
受访人：北京皇城艺术馆执行馆长 赵树林
记 者：宋庄艺术网站 徐建
时 间：2006年1月
记 者：赵馆长您本人是策展人又是艺术馆执行负责人，请您从批评家的角度来谈谈当下艺术馆的运作与经营以及您关心的一些艺术策展人与艺术家、收藏家的有机化体制的建设相关问题。
赵树林：去年一共做了22个展览，赢利不到200万，没有花政府1分钱。政府去年给我们的收藏资金300万，收进了75件当代艺术作品，2件古董。
今年和世界各地博物馆合作，如贝蒂尼博物馆、法国的埃维克画廊、韩国的中央美院。
我们艺术馆属于国有的事业性单位，我的上面还有领导，我们的艺术馆要赢利，而西方的艺术博物馆是非赢利的，在国外有企业支持，国外的艺术博物馆做展览的计划比例是3---5年，而国内的展览经常性的，严格来说非常不严肃，这可能算中国特色了。
记者： 您就您对皇城艺术馆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和运营方面的具体想法，谈谈您的“施政”方针。
赵树林: 我来这个艺术博物馆确定了分几步走的策略，第一，抓学术，但是又不能马上到位，所以一手做商业，也就是抓经济，搞体制建设。我们馆定位是研究明清文化，但是又马上做不到这点。第二，皇城风情艺术展，我们也做了，比如皇室画家郎士宁手稿展，象这些明清和皇家有关的文化展，谈不到学术的高度，因为缺乏资金，这块也作不了。第二强调的是当代文化的贴近，我们做了宋庄艺术家的展览、黑鬼的展以及巴斯魁特等展览，这些展览是我们有意识的向当代艺术这方面靠近。更当代的艺术展没有做，比如摄影、装置、行为、雕塑展也没有做。第三除了推广传统文化就是做国际交流展，例如美国的展、埃及的风情展，开幕时埃及总统夫人，文化部的官员也来了，做的很成功，受到各界的关注。第四方面有意识做了中国书画展、瓷器展和一些拍卖公司、收藏家合作，收益很大。
记者： 我知道您是做当代艺术策展人的，而皇城艺术馆属于体制内的国有艺术馆，您是怎么处理国有和当代观念这对矛盾的。
赵树林: 我本人是做当代文化艺术研究的，但是来皇城艺术馆，这四个方面都顾及到了，国际文化交流，近现代书画，瓷器杂项，当代艺术，传统明清文化研究。我从一线策展人转到二线做了一个管理者，今年做了一下经营，也有意识的做了一下学术。
我以前在一家私营美术馆工作时自由度更大，而现在的皇城艺术馆更加体制化。私营美术馆过于强调商业，在学术方面就弱化了，在私营美术馆做的主要工作是梳理已经成功的的画家，比如方力钧、岳敏君、杨少斌、王广义这些当代艺术家，紧跟商业运作，做一些已经被市场认肯的艺术家。而一个美术馆既要做国际交流的，又要做有定位的，而且还要做课题制的，有研究方向的展览。我在私营美术馆时我作过景观式的展览，象这所私营美术馆商业方面作的很成功，但没人做学术这块研究。我个人从学术角度来讲，上海的多伦美术馆、正大美术馆的方向是比较明确的。但是多伦美术馆在去年也出现问题，也是由于政府的原因造成的结果。
记者：一个艺术馆的运营需要资金做为保证，而且您本人又是做学术出身，在经营管理方面您又是怎么和学术研究有机的统一，展开工作的？
赵树林: 我认为非赢利不是不让挣钱而是取之有道，来维持美术馆的基金会和学术委员会的体制建设。一个美术馆建立学术委员会是很重要的，例如中国美术馆有学术委员会，但是起不了作用，馆长只是个管理者。美术馆应该有策展人机制，展览应由策展人来定，运营上应当有运营总监负责商业上的事，业务发展拓宽渠道。中国策展人体制和国际上是不一样的，批评家、馆长、策展人混为一谈。我个人认为中国现在应该一手抓管理建设，一手抓学术建设，因为未来要建很多的美术馆，如果建立起来了艺术博物馆或美术馆，更需要的是这种既懂西方的运营模式，又懂管理的应用型人才，这是我个人比较焦虑和担心的。因为现在很多房地产商也在做艺术馆会所，这是积极的一面。从2004年中国的当代艺术进入市场以来，批评家、策展人的功效不见了，出现了艺术家“前店后厂”的现象，艺术家就把自己的事全变了，批评家和策展人也成了中间极不重要的一个环节，这是极为致命的事情，因为术有专攻。策展人是通过很多年在艺术方面的积累，包括组织能力，学术见解等方面诸多因素构成的一个艺术领域里的学者失去了功效，策展人考虑的是一个大文化的概念以及实现的整体运作，作为一个批评家，都有个人自己的学术取向，例如有的批评家研究弗罗依德，有些研究后现代等等，无论研究西方的，还是中国的哲学，都要有个学术方向。而在中国这种体制是50年代建立起来的标准，到了今天这种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现在的需要了，改革开放业已经20多年了，既不是传统的，也不是现代的，既不是中国的，也不是西方的这样一个当代模式该出现了，如果既顾商业，又顾管理，而且学术上还要有突破是开玩笑，现实是很难实现的。我们的艺术馆建设绝不能以点盖面，以偏盖全，从国家大的体制建设上忽略了。
记者：您从一个艺术馆馆长的角度或者说从策展人的角度谈谈您对国内现有艺术馆或美术馆的愿景和一些建设性的想法以及您怎么看当代艺术馆和艺术品市场二者的关系？
赵树林: 从体制上来说，到今天该建立新的体制模式了。现在无论是社会上成立这么多个人美术馆，还是投资商建的美术馆，他们看到的是美术馆的效益，并没有看到美术馆的运营，而且建的美术馆也很上规模和档次，但是也没有人拿出一个专项资金去做学术方面的研究，这是致命的问题，而且美术馆连一个正常的支出资金都没有保障。我们艺术馆好些，是国家拨款，基本的开销费用还能保证。人才体制的建立，尤其专业学术领域的人才建立，以及国家体制从文化的角度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或者说把文化作为国家发展的一个战略去做这件事。 就拿美国为例，二战以后，国家重点就转向发展美国文化，国家艺术委员会就积极支持艺术行业的发展，比如波普艺术的推广，来呼吁大的企业建立基金会，在税收方面实行一些政策上的倾斜，引导企业投资艺术事业。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有着五千年的历史，而且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而下一步怎样能够做一个文化大国，也很关键，我们有个数据，去年美国当代艺术品的成交额在3千亿美元左右，中国在古董，包括当代艺术的成交额只有两百多个亿美元，而中国这些拍卖公司真正的成交额不会超过20%，存在很大水分，而且生存环境紧张，有些也很难维持下去，要从观念上去彻底改变，应该看的更长远。例如古根海姆，当时就是因为买的艺术品太多了，都放不下了，才做博物馆来储藏艺术品。是先有内容，再有形式。中国的习惯是先有框架，再添内容，这就是存在的问题。例如南京四方美术馆是日本很有名的一个建筑师设计的，由李小山来做，可是没有收藏基金，没有艺术积淀，就是收些艺术品再卖。所以说艺术馆体制的建设必须纳入国家文化战略的高度。作为一个文化战略是自发性的，是靠艺术来推广的是直接和商业有关系的，呼吁大师的出现，一定是从国家对文化的支持战略高度出发才能产生大师，象意大利的3c、美国抽象表现派的德库宁、安迪沃霍等大师，包括法国新浪潮电影的大师，都是在这样一个前提下产生的。
一个国家的传统固然经典，但是如果不去关心更有创新的东西，这是一个艺术发展的大漏洞，是个问题。最重要的是要对传统提出挑战，对传统的经典提出质疑，不断的打破传统，再提出整理、发现、创造一个新的架构，这样才能为传统的文化注入新的生命力，这是关键和根本之所在。无论是在国家美术馆，还是私人美术馆在学术建设方面，我个人的态度是有欠缺，应该把学术思想贯穿在整个美术馆的未来建设中，现在很多美术馆就是一个大的画廊。例如广东美术馆这几年发展是比较快的，绑定了一个广州3年展，作为一个馆的学术研究方向，应该说是一个运营比较好的模式。再比如上海美术馆，在接展（“接展”这一说法是中国特色的）的同时并不是自己来做的美术展览，上海美术馆的品牌就是上海双年展。再比如上海的正大美术馆、多伦美术馆是在沈其斌的领导下，策展人顾振清做了很多的工作，还是有一些良好的开始，但是现在又回到了原位——接展，从整体来看还没有上升到整个国家层面，问题就在于应该有意识的去制定一些策略，把中国真正一些好的文化挖掘出来，推向世界，把自身的价值品牌突显出来，到那时候才是一个真正的负责的文化大国，这是上升到国家层面后的重要体现。
记者：赵馆长就您对学术问题的关注和对艺术品市场的把握谈一下您自己的看法。
赵树林: 我认为从美术馆层面讲，无论是国家的，还是个人的，首先应该做学术，然后做运营，美术馆我认为已经不是经营，不是商业经营的概念，而是通过整体运营来获得资本支持美术馆发展和建设，以及相应基金会的建设。当然目前国家还不允许基金会的建立，怎么把社会上散的资金注入到文化上来，我们的美术馆没有自己的学术组织，就是借展览的机会学术圈的业内同行见个面，而国外的情况就和我们不一样，国外的发展就比我们完备，这就是我们国内艺术馆的基本情况。
我再谈一下艺术品市场这块，2006年底艺术品市场的崩盘是我意料之中的事，但是没想到这么快，而且艺术家和画廊直接到了一线，而策展人却到了后边，在学术上的运作和在商业上的运作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不是一个层面。在中国你怎么成功了，是拿艺术家的作品卖了多少钱作为衡量艺术家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准。西方重要的艺术家成功了也是很低调的，不把经济上的获利作为衡量成功的标准，而是挑战下一个目标。而不是将艺术品在经济上获得的成功作为追求目标。我个人认为做为一个好的艺术家应该去不断的挑战自我，不断的出好作品，不断在艺术上发展自己。西方的美术馆所做的模式是一方面沉淀大师，沉淀文化，另外一方面对新的艺术家自身也是一种沉淀，这就是西方美术馆和画廊做的成功的地方。<
来源： 作者：徐建
受访人：北京皇城艺术馆执行馆长 赵树林
记 者：宋庄艺术网站 徐建
时 间：2006年1月
记 者：赵馆长您本人是策展人又是艺术馆执行负责人，请您从批评家的角度来谈谈当下艺术馆的运作与经营以及您关心的一些艺术策展人与艺术家、收藏家的有机化体制的建设相关问题。
赵树林：去年一共做了22个展览，赢利不到200万，没有花政府1分钱。政府去年给我们的收藏资金300万，收进了75件当代艺术作品，2件古董。
今年和世界各地博物馆合作，如贝蒂尼博物馆、法国的埃维克画廊、韩国的中央美院。
我们艺术馆属于国有的事业性单位，我的上面还有领导，我们的艺术馆要赢利，而西方的艺术博物馆是非赢利的，在国外有企业支持，国外的艺术博物馆做展览的计划比例是3---5年，而国内的展览经常性的，严格来说非常不严肃，这可能算中国特色了。
记者： 您就您对皇城艺术馆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和运营方面的具体想法，谈谈您的“施政”方针。
赵树林: 我来这个艺术博物馆确定了分几步走的策略，第一，抓学术，但是又不能马上到位，所以一手做商业，也就是抓经济，搞体制建设。我们馆定位是研究明清文化，但是又马上做不到这点。第二，皇城风情艺术展，我们也做了，比如皇室画家郎士宁手稿展，象这些明清和皇家有关的文化展，谈不到学术的高度，因为缺乏资金，这块也作不了。第二强调的是当代文化的贴近，我们做了宋庄艺术家的展览、黑鬼的展以及巴斯魁特等展览，这些展览是我们有意识的向当代艺术这方面靠近。更当代的艺术展没有做，比如摄影、装置、行为、雕塑展也没有做。第三除了推广传统文化就是做国际交流展，例如美国的展、埃及的风情展，开幕时埃及总统夫人，文化部的官员也来了，做的很成功，受到各界的关注。第四方面有意识做了中国书画展、瓷器展和一些拍卖公司、收藏家合作，收益很大。
记者： 我知道您是做当代艺术策展人的，而皇城艺术馆属于体制内的国有艺术馆，您是怎么处理国有和当代观念这对矛盾的。
赵树林: 我本人是做当代文化艺术研究的，但是来皇城艺术馆，这四个方面都顾及到了，国际文化交流，近现代书画，瓷器杂项，当代艺术，传统明清文化研究。我从一线策展人转到二线做了一个管理者，今年做了一下经营，也有意识的做了一下学术。
我以前在一家私营美术馆工作时自由度更大，而现在的皇城艺术馆更加体制化。私营美术馆过于强调商业，在学术方面就弱化了，在私营美术馆做的主要工作是梳理已经成功的的画家，比如方力钧、岳敏君、杨少斌、王广义这些当代艺术家，紧跟商业运作，做一些已经被市场认肯的艺术家。而一个美术馆既要做国际交流的，又要做有定位的，而且还要做课题制的，有研究方向的展览。我在私营美术馆时我作过景观式的展览，象这所私营美术馆商业方面作的很成功，但没人做学术这块研究。我个人从学术角度来讲，上海的多伦美术馆、正大美术馆的方向是比较明确的。但是多伦美术馆在去年也出现问题，也是由于政府的原因造成的结果。
记者：一个艺术馆的运营需要资金做为保证，而且您本人又是做学术出身，在经营管理方面您又是怎么和学术研究有机的统一，展开工作的？
赵树林: 我认为非赢利不是不让挣钱而是取之有道，来维持美术馆的基金会和学术委员会的体制建设。一个美术馆建立学术委员会是很重要的，例如中国美术馆有学术委员会，但是起不了作用，馆长只是个管理者。美术馆应该有策展人机制，展览应由策展人来定，运营上应当有运营总监负责商业上的事，业务发展拓宽渠道。中国策展人体制和国际上是不一样的，批评家、馆长、策展人混为一谈。我个人认为中国现在应该一手抓管理建设，一手抓学术建设，因为未来要建很多的美术馆，如果建立起来了艺术博物馆或美术馆，更需要的是这种既懂西方的运营模式，又懂管理的应用型人才，这是我个人比较焦虑和担心的。因为现在很多房地产商也在做艺术馆会所，这是积极的一面。从2004年中国的当代艺术进入市场以来，批评家、策展人的功效不见了，出现了艺术家“前店后厂”的现象，艺术家就把自己的事全变了，批评家和策展人也成了中间极不重要的一个环节，这是极为致命的事情，因为术有专攻。策展人是通过很多年在艺术方面的积累，包括组织能力，学术见解等方面诸多因素构成的一个艺术领域里的学者失去了功效，策展人考虑的是一个大文化的概念以及实现的整体运作，作为一个批评家，都有个人自己的学术取向，例如有的批评家研究弗罗依德，有些研究后现代等等，无论研究西方的，还是中国的哲学，都要有个学术方向。而在中国这种体制是50年代建立起来的标准，到了今天这种体制已经不能适应现在的需要了，改革开放业已经20多年了，既不是传统的，也不是现代的，既不是中国的，也不是西方的这样一个当代模式该出现了，如果既顾商业，又顾管理，而且学术上还要有突破是开玩笑，现实是很难实现的。我们的艺术馆建设绝不能以点盖面，以偏盖全，从国家大的体制建设上忽略了。
记者：您从一个艺术馆馆长的角度或者说从策展人的角度谈谈您对国内现有艺术馆或美术馆的愿景和一些建设性的想法以及您怎么看当代艺术馆和艺术品市场二者的关系？
赵树林: 从体制上来说，到今天该建立新的体制模式了。现在无论是社会上成立这么多个人美术馆，还是投资商建的美术馆，他们看到的是美术馆的效益，并没有看到美术馆的运营，而且建的美术馆也很上规模和档次，但是也没有人拿出一个专项资金去做学术方面的研究，这是致命的问题，而且美术馆连一个正常的支出资金都没有保障。我们艺术馆好些，是国家拨款，基本的开销费用还能保证。人才体制的建立，尤其专业学术领域的人才建立，以及国家体制从文化的角度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或者说把文化作为国家发展的一个战略去做这件事。 就拿美国为例，二战以后，国家重点就转向发展美国文化，国家艺术委员会就积极支持艺术行业的发展，比如波普艺术的推广，来呼吁大的企业建立基金会，在税收方面实行一些政策上的倾斜，引导企业投资艺术事业。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我们有着五千年的历史，而且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国，而下一步怎样能够做一个文化大国，也很关键，我们有个数据，去年美国当代艺术品的成交额在3千亿美元左右，中国在古董，包括当代艺术的成交额只有两百多个亿美元，而中国这些拍卖公司真正的成交额不会超过20%，存在很大水分，而且生存环境紧张，有些也很难维持下去，要从观念上去彻底改变，应该看的更长远。例如古根海姆，当时就是因为买的艺术品太多了，都放不下了，才做博物馆来储藏艺术品。是先有内容，再有形式。中国的习惯是先有框架，再添内容，这就是存在的问题。例如南京四方美术馆是日本很有名的一个建筑师设计的，由李小山来做，可是没有收藏基金，没有艺术积淀，就是收些艺术品再卖。所以说艺术馆体制的建设必须纳入国家文化战略的高度。作为一个文化战略是自发性的，是靠艺术来推广的是直接和商业有关系的，呼吁大师的出现，一定是从国家对文化的支持战略高度出发才能产生大师，象意大利的3c、美国抽象表现派的德库宁、安迪沃霍等大师，包括法国新浪潮电影的大师，都是在这样一个前提下产生的。
一个国家的传统固然经典，但是如果不去关心更有创新的东西，这是一个艺术发展的大漏洞，是个问题。最重要的是要对传统提出挑战，对传统的经典提出质疑，不断的打破传统，再提出整理、发现、创造一个新的架构，这样才能为传统的文化注入新的生命力，这是关键和根本之所在。无论是在国家美术馆，还是私人美术馆在学术建设方面，我个人的态度是有欠缺，应该把学术思想贯穿在整个美术馆的未来建设中，现在很多美术馆就是一个大的画廊。例如广东美术馆这几年发展是比较快的，绑定了一个广州3年展，作为一个馆的学术研究方向，应该说是一个运营比较好的模式。再比如上海美术馆，在接展（“接展”这一说法是中国特色的）的同时并不是自己来做的美术展览，上海美术馆的品牌就是上海双年展。再比如上海的正大美术馆、多伦美术馆是在沈其斌的领导下，策展人顾振清做了很多的工作，还是有一些良好的开始，但是现在又回到了原位——接展，从整体来看还没有上升到整个国家层面，问题就在于应该有意识的去制定一些策略，把中国真正一些好的文化挖掘出来，推向世界，把自身的价值品牌突显出来，到那时候才是一个真正的负责的文化大国，这是上升到国家层面后的重要体现。
记者：赵馆长就您对学术问题的关注和对艺术品市场的把握谈一下您自己的看法。
赵树林: 我认为从美术馆层面讲，无论是国家的，还是个人的，首先应该做学术，然后做运营，美术馆我认为已经不是经营，不是商业经营的概念，而是通过整体运营来获得资本支持美术馆发展和建设，以及相应基金会的建设。当然目前国家还不允许基金会的建立，怎么把社会上散的资金注入到文化上来，我们的美术馆没有自己的学术组织，就是借展览的机会学术圈的业内同行见个面，而国外的情况就和我们不一样，国外的发展就比我们完备，这就是我们国内艺术馆的基本情况。
我再谈一下艺术品市场这块，2006年底艺术品市场的崩盘是我意料之中的事，但是没想到这么快，而且艺术家和画廊直接到了一线，而策展人却到了后边，在学术上的运作和在商业上的运作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不是一个层面。在中国你怎么成功了，是拿艺术家的作品卖了多少钱作为衡量艺术家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准。西方重要的艺术家成功了也是很低调的，不把经济上的获利作为衡量成功的标准，而是挑战下一个目标。而不是将艺术品在经济上获得的成功作为追求目标。我个人认为做为一个好的艺术家应该去不断的挑战自我，不断的出好作品，不断在艺术上发展自己。西方的美术馆所做的模式是一方面沉淀大师，沉淀文化，另外一方面对新的艺术家自身也是一种沉淀，这就是西方美术馆和画廊做的成功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