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室效应》拉尔夫·罗奥夫（Ralph Rugoff）
温室效应
拉尔夫·罗奥夫（Ralph Rugoff）
来源：《当代艺术与投资》7年4期
An anonymous researcher tracks the bizarre and obscure life of Victorian-era plant enthusiast Frank Stainbridge （1776—1860） through writings and photos. Stainbridge was known for his elaborate greenhouse designs that housed his rare plant specimens gathered from distant and exotic lands. His first greenhouse， built in 1836 was irreparably damaged during a storm， leading him to build a second， more spectacular one a few years later， which， unfortunately also fell victim to fire in 1841. Stainbridge’s wish to let “the humble hand’s cunning craft deceive the eye” was evident in this second greenhouse which grew infamous for its faithful duplicates of flora and fauna， all meticulously handcrafted as life-sized simulacra. Enmeshed in allegory， Stainbridge’s legacy was his injection of artificial plants among the real， transforming his mundane subjects with the aura of the fantastic. Researching further and further into Stainbridge’s oeuvre， we discover and hear from contemporaries past and present who wonder at the artifice of our own hybrid natures and comment upon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wunderkammer to museums， which reflects the desire to categorize and create order out of nature. According to Stainbridge， the whole idea of “culture” is itself a fiction that depends on our first bracketing off a transcendent entity we call nature. Most notable is the uncovering of an exhibition-greenhouse display in which Stainbridge proposes hybrid ‘nature-cultures’ that trespass rigid territories of real and unreal， the superficial and the deeply felt， the authentic and the inauthentic.
Ralph Rugoff is the former director of the Wattis Institute at the California College of the Arts （CCA） and is currently director of the Hayward Gallery， London， UK. This essay was written on the occasion of The Greenhouse Effect， co-curated with Lisa Corrin at the Serpentine Gallery， London in April 2000. Translated and reprint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
我是在德国的哈根参加一次会议的时候才知道那个古怪的、难以模仿的斯坦因布里奇的创造。哈根是德国一座没有什么乐趣的城市，一度以其大理石采石场闻名。这个会议主要讨论20世纪景观设计。会议就在当地的博物馆举行。这个博物馆为“新艺术”馆，和一大批史前化石、植物一起成了该城市的宝贵遗产。这些都由实业家在世纪之交赠给了哈根。在由一大批古怪的艺术馆馆长的指导下，这个建筑最终成为了后来被称之为“神奇屋”的博物馆。展览的艺术品五花八门，有Biedermeier的家具，也有科学展（甚至包括早期电磁装置的储存演示），还有植物和动物标本、瓷瓶以及各种古怪的文物。
在会议的间歇我们也仔细察看了诸多的收藏品。其中一次我闲逛到了博物馆，里面曲径幽暗，散发着书的霉味。我的目光停留在放在一张桌子上的那些打开的书上。书页里正好记载着这座玻璃圆顶建筑，这就是德国人称为的诺福克Frank Stainbridge的温室实验室。这是一篇由约阿西姆·菲尔撰写的温室设计的专著。文章词藻华丽，文体优美，我开始细读。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斯坦因布里奇的肖像。此人一生受过严格的训练，是一名建筑家和地理学家，但在人文领域默默无闻。他一生从事过许多学科和职业。他深受洪堡（1769—1859）的影响，曾经去亚马逊谷地进行过好几次探险，收集了许多材料，并依据这些材料针对不同的自然景物进行多项研究。
斯坦因布里奇回到英国之后毅然中断他的所有研究，而把它的精力投放到了一座温房的建设上去了。他要用这个温房保存他收集来的无数的植物种。那些最终在他温房里绽放得千姿百态的各类植物用现今的话来说就是：“可以与任何艺术杰作相媲美的，具有唤起最原始感觉的功能、让参观者养眼的金光珠玉”。又有参观者甚至言“这是柏拉图式的原型风貌，提供的种类即惹目又精到，并且多得让诺福克周边的自然风貌都显得不真实，俨然是一个自然的复制品。”
斯坦因布里奇是怎么营造这些标本的依然是个谜。有评论家们怀疑温房的玻璃墙有一种微妙的玫瑰色彩，对市内的光线营造了一种人为的幽幽感觉。还没有等到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时候，就在其建成三个月后的一次暴风雨中温房的建筑结构被完全摧毁了，根本无法修复。那些热带的植物在寒冬凛冽的气候下很快就死亡了。
斯坦因布里奇很长时间才从这个巨大的打击和悲伤中缓过神来。他又一次准备建造第二座温房。不过这一次他不打算再冒险在北方的气候中种植热带植物。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他准备“用自己的那双仆人般谦卑的手和那双有才华的手建造这样一个温房，在这个温房里手的天赋将骗过人的眼睛。”他不仅复制了前面的那座温房，而且还复制了温房里二千多种植物。复制的东西惟妙惟肖，乱真足以骗过所有的眼睛。DecimusBurton，一名最早的参观者，他的第一印象“好像就是踏进了亚马逊丛林，在几千英里的丛林里转了一圈的感觉。”斯坦因布里奇则认为它的目的“既不是为了艺术，也不是为了美感，而是一种标新立异。那是一个人造的自然，不会腐烂，也不会被破坏”。
可悲的是，这个温房又一次于1841年6月被一名宗教狂热分子烧毁了。该分子认为这个温房是对全能的上帝的一个极大的侮辱。他承认了自己破坏他人财产罪，并被流放到了澳大利亚。而斯坦因布里奇亲眼目睹了自己的梦想不是一次，而是两次被毁，伤心之际，就去了德比郡的一个小农庄隐居了，在那里默默无闻地走完了他的余生。
我把书本放回桌子，听见背后有一个声音问道：“对不起，您也是斯坦因布里奇的粉丝？”
我转过身，看见一位学者模样的人。我记起了他也是一位与会的人员，跟他打过几次招呼。他作了自我介绍，他叫Gassblau博士，在请求原谅打扰之后，说他正在赶写一篇论述斯坦因布里奇的长论。我便说我很乐意有机会拜读，他答应给我寄一篇副本。
会议期间我们也只就打过次招呼，交换交换看法而已，回到伦敦后，一大堆杂七杂八的事情使我无暇关心斯坦因布里奇的事儿。几个月之后我才又去了大英博物馆查阅这个令人好奇的人文人士的相关资料。可是结果很令我失望，除了费尔的论文之外，我查到的惟一有用的东西也就是当代艺术展上的一些文案文字而已。这是由Oliva Turnbull撰写的文章，我将之扫描下来，回家颇为怏怏。
对斯坦因布里奇的讨论可以借鉴的是描写雕塑的段落：一只可以乱真的苍蝇，一片2200只蘑菇的“地”。与斯坦因布里奇第二个温房里的植物一样，这些东西也是人工制作的，完全是原物仿真，足可让参观者乱目。
起初让我感觉到作者也能引述到像斯坦因布里奇这样的默默无闻的人物语境里，这让我感到大为奇怪。然而，这个展览看来的确是以斯坦因布里奇两个温房相同的手法进行的。除了一些别的仿真品，如和原物一样大小的球茎和出墙的开花了的树枝和跃地而起的野草之外，还有一些使用了活体生物的物件，包括植物和鸟类。Turnbull写道，他们的室内展览好像变成了赝品的展示，倒是不像自然的展示。
展览的场所位于一个大公园的中间，建筑物的窗户框定的外部景象也是作为艺术品的一个部分，那是一个静静地呆在那里的静物。
不过，从某种水平上讲，展览展现了自然世界的风貌，但是Turnbull仍然结论说参展的艺术家在这方面都没有什么新意。他们大都只是泛泛而已，仅限于字面意义。Turnbull认为，这些艺术家所选用的野草、树木、植物等“充其量只不过是Campbell或波普艺术之Brillo纸盒的翻版”。
“和波普前辈一样，大部分艺术家也只是对世俗的主题感兴趣。他们往往从简单的材料进行创作，并不多关注过多的技巧。然而，尽管他们声称其艺术是大众的和平凡的，他们仍让观者感到他们对真正的“平凡”尚未拿捏得准。不论手法如何，仍然让人感到他们那些接触的主题制造了悬念和陌生感，甚至再平凡不过的东西也看上去残留着某些好奇的痕迹——好在每样物件都让人们思索着这些东西给人们带来的启迪。”
另有一件装置作品可以帮助说明斯坦因布里奇的创意。一个艺术家教一对鹦鹉说南美洲一个已经消失了的部落方言。这个部落的语言（包括语音）由洪堡本人在大约200年前用一只鹦鹉记录了下来。这只鹦鹉据说也是那个消失的部落的。这个艺术家把她的鸟放在一只半透明的鸟笼里，让人看上去这些鸟就像是些剪影。她用一只放音机播放鸟的说话录音，录音有时候和鸟现场的自发即兴的说话天衣无缝地配合在一起，就像中国的皮影戏。“让人们分不清哪个是‘真’的说话，哪个是‘记录’的说话。人们感觉置身于一个混杂的大杂烩中。”Turnbull如此云。
读完这些，我又想起了斯坦因布里奇用他的大杂烩给我们制造的疑惑。许多参观过他的第二个温房的人都怀疑其周围的环境也是否是展览的一部分，那些精心制作的仿真品是被安排地故意愚人眼目的。参观过的人都有某种同感，也许大家都在疑惑他们所看见的园子里“自然”，难道这个也是一件公共艺术？
Turnbull非常惊奇地没有提出这个方面的问题。她的文章焦点集中在了这个疑惑的另一个目标：展馆本身。在她的长篇大论中不吝词藻地大肆描写那些花卉、植物、昆虫等制作的精湛以及“逼真得足以乱目”，不过她仍然认为那些最终也只不过是手段而已。
Turnbull认为，所有这些构成了对现代艺术手法的嘲弄以及对现代主义的调侃。
读完文章，我躺在床上思考着斯坦因布里奇的所作所为为了什么。
第二天姗姗起床后收到一封Gassblau博士的来信，<
拉尔夫·罗奥夫（Ralph Rugoff）
来源：《当代艺术与投资》7年4期
An anonymous researcher tracks the bizarre and obscure life of Victorian-era plant enthusiast Frank Stainbridge （1776—1860） through writings and photos. Stainbridge was known for his elaborate greenhouse designs that housed his rare plant specimens gathered from distant and exotic lands. His first greenhouse， built in 1836 was irreparably damaged during a storm， leading him to build a second， more spectacular one a few years later， which， unfortunately also fell victim to fire in 1841. Stainbridge’s wish to let “the humble hand’s cunning craft deceive the eye” was evident in this second greenhouse which grew infamous for its faithful duplicates of flora and fauna， all meticulously handcrafted as life-sized simulacra. Enmeshed in allegory， Stainbridge’s legacy was his injection of artificial plants among the real， transforming his mundane subjects with the aura of the fantastic. Researching further and further into Stainbridge’s oeuvre， we discover and hear from contemporaries past and present who wonder at the artifice of our own hybrid natures and comment upon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wunderkammer to museums， which reflects the desire to categorize and create order out of nature. According to Stainbridge， the whole idea of “culture” is itself a fiction that depends on our first bracketing off a transcendent entity we call nature. Most notable is the uncovering of an exhibition-greenhouse display in which Stainbridge proposes hybrid ‘nature-cultures’ that trespass rigid territories of real and unreal， the superficial and the deeply felt， the authentic and the inauthentic.
Ralph Rugoff is the former director of the Wattis Institute at the California College of the Arts （CCA） and is currently director of the Hayward Gallery， London， UK. This essay was written on the occasion of The Greenhouse Effect， co-curated with Lisa Corrin at the Serpentine Gallery， London in April 2000. Translated and reprint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
我是在德国的哈根参加一次会议的时候才知道那个古怪的、难以模仿的斯坦因布里奇的创造。哈根是德国一座没有什么乐趣的城市，一度以其大理石采石场闻名。这个会议主要讨论20世纪景观设计。会议就在当地的博物馆举行。这个博物馆为“新艺术”馆，和一大批史前化石、植物一起成了该城市的宝贵遗产。这些都由实业家在世纪之交赠给了哈根。在由一大批古怪的艺术馆馆长的指导下，这个建筑最终成为了后来被称之为“神奇屋”的博物馆。展览的艺术品五花八门，有Biedermeier的家具，也有科学展（甚至包括早期电磁装置的储存演示），还有植物和动物标本、瓷瓶以及各种古怪的文物。
在会议的间歇我们也仔细察看了诸多的收藏品。其中一次我闲逛到了博物馆，里面曲径幽暗，散发着书的霉味。我的目光停留在放在一张桌子上的那些打开的书上。书页里正好记载着这座玻璃圆顶建筑，这就是德国人称为的诺福克Frank Stainbridge的温室实验室。这是一篇由约阿西姆·菲尔撰写的温室设计的专著。文章词藻华丽，文体优美，我开始细读。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斯坦因布里奇的肖像。此人一生受过严格的训练，是一名建筑家和地理学家，但在人文领域默默无闻。他一生从事过许多学科和职业。他深受洪堡（1769—1859）的影响，曾经去亚马逊谷地进行过好几次探险，收集了许多材料，并依据这些材料针对不同的自然景物进行多项研究。
斯坦因布里奇回到英国之后毅然中断他的所有研究，而把它的精力投放到了一座温房的建设上去了。他要用这个温房保存他收集来的无数的植物种。那些最终在他温房里绽放得千姿百态的各类植物用现今的话来说就是：“可以与任何艺术杰作相媲美的，具有唤起最原始感觉的功能、让参观者养眼的金光珠玉”。又有参观者甚至言“这是柏拉图式的原型风貌，提供的种类即惹目又精到，并且多得让诺福克周边的自然风貌都显得不真实，俨然是一个自然的复制品。”
斯坦因布里奇是怎么营造这些标本的依然是个谜。有评论家们怀疑温房的玻璃墙有一种微妙的玫瑰色彩，对市内的光线营造了一种人为的幽幽感觉。还没有等到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时候，就在其建成三个月后的一次暴风雨中温房的建筑结构被完全摧毁了，根本无法修复。那些热带的植物在寒冬凛冽的气候下很快就死亡了。
斯坦因布里奇很长时间才从这个巨大的打击和悲伤中缓过神来。他又一次准备建造第二座温房。不过这一次他不打算再冒险在北方的气候中种植热带植物。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他准备“用自己的那双仆人般谦卑的手和那双有才华的手建造这样一个温房，在这个温房里手的天赋将骗过人的眼睛。”他不仅复制了前面的那座温房，而且还复制了温房里二千多种植物。复制的东西惟妙惟肖，乱真足以骗过所有的眼睛。DecimusBurton，一名最早的参观者，他的第一印象“好像就是踏进了亚马逊丛林，在几千英里的丛林里转了一圈的感觉。”斯坦因布里奇则认为它的目的“既不是为了艺术，也不是为了美感，而是一种标新立异。那是一个人造的自然，不会腐烂，也不会被破坏”。
可悲的是，这个温房又一次于1841年6月被一名宗教狂热分子烧毁了。该分子认为这个温房是对全能的上帝的一个极大的侮辱。他承认了自己破坏他人财产罪，并被流放到了澳大利亚。而斯坦因布里奇亲眼目睹了自己的梦想不是一次，而是两次被毁，伤心之际，就去了德比郡的一个小农庄隐居了，在那里默默无闻地走完了他的余生。
我把书本放回桌子，听见背后有一个声音问道：“对不起，您也是斯坦因布里奇的粉丝？”
我转过身，看见一位学者模样的人。我记起了他也是一位与会的人员，跟他打过几次招呼。他作了自我介绍，他叫Gassblau博士，在请求原谅打扰之后，说他正在赶写一篇论述斯坦因布里奇的长论。我便说我很乐意有机会拜读，他答应给我寄一篇副本。
会议期间我们也只就打过次招呼，交换交换看法而已，回到伦敦后，一大堆杂七杂八的事情使我无暇关心斯坦因布里奇的事儿。几个月之后我才又去了大英博物馆查阅这个令人好奇的人文人士的相关资料。可是结果很令我失望，除了费尔的论文之外，我查到的惟一有用的东西也就是当代艺术展上的一些文案文字而已。这是由Oliva Turnbull撰写的文章，我将之扫描下来，回家颇为怏怏。
对斯坦因布里奇的讨论可以借鉴的是描写雕塑的段落：一只可以乱真的苍蝇，一片2200只蘑菇的“地”。与斯坦因布里奇第二个温房里的植物一样，这些东西也是人工制作的，完全是原物仿真，足可让参观者乱目。
起初让我感觉到作者也能引述到像斯坦因布里奇这样的默默无闻的人物语境里，这让我感到大为奇怪。然而，这个展览看来的确是以斯坦因布里奇两个温房相同的手法进行的。除了一些别的仿真品，如和原物一样大小的球茎和出墙的开花了的树枝和跃地而起的野草之外，还有一些使用了活体生物的物件，包括植物和鸟类。Turnbull写道，他们的室内展览好像变成了赝品的展示，倒是不像自然的展示。
展览的场所位于一个大公园的中间，建筑物的窗户框定的外部景象也是作为艺术品的一个部分，那是一个静静地呆在那里的静物。
不过，从某种水平上讲，展览展现了自然世界的风貌，但是Turnbull仍然结论说参展的艺术家在这方面都没有什么新意。他们大都只是泛泛而已，仅限于字面意义。Turnbull认为，这些艺术家所选用的野草、树木、植物等“充其量只不过是Campbell或波普艺术之Brillo纸盒的翻版”。
“和波普前辈一样，大部分艺术家也只是对世俗的主题感兴趣。他们往往从简单的材料进行创作，并不多关注过多的技巧。然而，尽管他们声称其艺术是大众的和平凡的，他们仍让观者感到他们对真正的“平凡”尚未拿捏得准。不论手法如何，仍然让人感到他们那些接触的主题制造了悬念和陌生感，甚至再平凡不过的东西也看上去残留着某些好奇的痕迹——好在每样物件都让人们思索着这些东西给人们带来的启迪。”
另有一件装置作品可以帮助说明斯坦因布里奇的创意。一个艺术家教一对鹦鹉说南美洲一个已经消失了的部落方言。这个部落的语言（包括语音）由洪堡本人在大约200年前用一只鹦鹉记录了下来。这只鹦鹉据说也是那个消失的部落的。这个艺术家把她的鸟放在一只半透明的鸟笼里，让人看上去这些鸟就像是些剪影。她用一只放音机播放鸟的说话录音，录音有时候和鸟现场的自发即兴的说话天衣无缝地配合在一起，就像中国的皮影戏。“让人们分不清哪个是‘真’的说话，哪个是‘记录’的说话。人们感觉置身于一个混杂的大杂烩中。”Turnbull如此云。
读完这些，我又想起了斯坦因布里奇用他的大杂烩给我们制造的疑惑。许多参观过他的第二个温房的人都怀疑其周围的环境也是否是展览的一部分，那些精心制作的仿真品是被安排地故意愚人眼目的。参观过的人都有某种同感，也许大家都在疑惑他们所看见的园子里“自然”，难道这个也是一件公共艺术？
Turnbull非常惊奇地没有提出这个方面的问题。她的文章焦点集中在了这个疑惑的另一个目标：展馆本身。在她的长篇大论中不吝词藻地大肆描写那些花卉、植物、昆虫等制作的精湛以及“逼真得足以乱目”，不过她仍然认为那些最终也只不过是手段而已。
Turnbull认为，所有这些构成了对现代艺术手法的嘲弄以及对现代主义的调侃。
读完文章，我躺在床上思考着斯坦因布里奇的所作所为为了什么。
第二天姗姗起床后收到一封Gassblau博士的来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