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昌专访】周斌：《4000里》、两座城、一个行为

2015-08-26 20:28:32来源： 雅昌艺术网专稿作者：陈伟静

导语：《4000里》，他用青铜翻制了一个与自己头颅等大的头像拴在车尾，从成都出发沿108国道一路拖行，翻越秦岭抵达西安，之后再从108国道返回成都，行程约4000里。青铜头像全程在公路上被拖行，外形被磨砺重塑，损耗成为一件让人倍觉沧桑和痛感的雕塑，这件作品将参加11月份在澳门举办的“以身观身”四人联展和中国太原国际雕塑展。《4000里》穿梭了他的两个家乡——1970年出生的西安和1997年定居的成都。这是行为艺术家周斌最新的行为作品，是《吾圄计划——行动与图像的共生》创作项目的第六回作品，《吾圄计划》是由成都当代美术馆的执行馆长蓝庆伟策划，一年12回作品全部完成后，周斌将在当代美术馆举办其个展。

　　刚刚从西安风尘仆仆地完成作品归来，记者在当代美术馆见到了这位阔别媒体视野已久的行为艺术家，乌黑的长发在脑后梳成一个发髻，嘴角的胡须、粗麻布衣，一身的打扮像极了退居山林的隐士。这一次与他对话，是因为《4000里》这件新作品，也因为相隔千里的两座城。

　　与他一同前往西安的有蓝庆伟和王彦鑫，三人开了两辆车，周斌在前面拖着铸铜头像，蓝庆伟开另一辆车与王彦鑫跟随其后做纪录。蓝庆伟见到记者的第一句话便是：“这一路太累了，疲惫不堪，我最大的失误就是不该把周斌当正常人看，我没有想到行为艺术家是可以不吃饭、不睡觉的。”

《4000里》作品实施前的青铜头像

《4000里》回忆 《4000里》压力

雅昌艺术网：先聊一聊《4000里》这一路的历程吧?

周斌：我们是8月18日上午8：30开车从成都出发，第一天的目的地本来是汉中，以为四川境内的路相对陕西会好走些，没有秦岭那么复杂艰难，但因为是老公路，盘山路很多，不少地方在修路，路况不好，加上拖着铜头也跑不快，到广元已是晚上10点，于是第一天就夜宿广元。

　　第二天早上7点出发，晚上11点半才到西安，蓝庆伟累得饭都不想去吃，倒头要睡觉，让他先睡了半小时，强行叫起来去吃东西。让庆伟崩溃的是盘山路，而这一路基本上都是这种路，到了秦岭更是险峻，山大沟深，又是夜行，的确开的辛苦，当拐过最后一个山峰，突然看到山下万家灯火，大家都感慨万千。

雅昌艺术网：整个路况跟你预想的有没有出入?

周斌：公路的质量总体比我想的要好，但也有很多地方在修路，山路很多，快不起来，时速平均在50-60公里左右。

作品在路上

雅昌艺术网：过程中是否遇到什么困难。

周斌：还算顺畅，就是累。没想到每天都平均要开十五六个小时的车，疲劳的程度超出想象。而且一路上车后边拖个铜头，与地面摩擦的声音太响，回头率百分之百，所有人基本上从前方二三十米就开始注意我的车了，有人还喊你东西掉了。特别是过城镇的时候，真是有点儿招摇过市，心理压力很大，缺乏安全感，总是担心有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

雅昌艺术网：有没有控制磨损的程度?

周斌：不控制。途中也有过讨论，说铜头磨到什么程度时视觉效果最好，但我的想法是就算是磨没了，也必须完成这个过程。这件作品不是要去完成一个注重最终视觉效果的作品，而是强调概念和整个行动过程的真实性，铜头哪怕是被磨损成个针也是可以接受的结果。

雅昌艺术网：过程，这算不算也是行为艺术里重要的因素?

周斌：当然，非常重要的因素，且过程必须真实。行为作品在时间和空间中生成，时空的交错让作品充满变数。就这件作品来讲，必要的条件是成都到西安驾车往返4000里，走108国道，必须自己驾车，真实的身心经历和体验。

最终完成的《4000里》装置作品

雅昌艺术网：现在作品完成了，感受如何?

周斌：很满足，完成一件很想做的事情后的愉悦感。

雅昌艺术网：您去的路上是一个人开着车，听蓝庆伟说您是为了想事情，当时想的什么?

周斌：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独自体验漫长的回家路，也回忆了很多事情，关于自己的经历，关于两座城市，我的出生地和我的安家地。

行为是“直觉选择”与“无意义的意义”

雅昌艺术网：怎么想到拖着自己的铸铜头像往返于这两座城市?

周斌：也没有一个很明晰的概念和严密的逻辑，就是凭直觉选择了这样的方式。萌生这个想法其实是08年，当时北京的艺术家张宪敏在成都跟我说他想做一件行为作品，大概是背着一根铁链走全国，我说你干嘛不用铁链拖着你的头走呢，让它自然磨损，但后来他也没有执行这个计划，但头颅在路途中被拖行磨损的意象始终在我的脑海中浮现，所以说实施这个作品计划也不是偶然。

　　这个作品是《吾圄计划》第六回的方案，本应在6月份做，但当时女儿高考，家里人觉得这个方案不吉利，就决定推迟到7月份做。之前我用的不是铸铜的头像，是用3D技术打印了一个PLA材质的头像出来，但在出发的前一天，我还是觉得这种材质不太对，缺少岁月的沧桑感和厚重感，为此我还登门向邓乐老师请教了关于铸铜的知识，他也建议我用铸铜，于是重新去定制头像，结果就到这个月才实施，现在看来当时的决定是对的。

雅昌艺术网：在西安呆了多久。

周斌：两天三夜，前两个晚上在市区，第三个晚上我们是在终南山上度过的。

雅昌艺术网：直接从终南山回的成都吗?

周斌：是， 22日早8点开始下山，然后上108国道，当晚9点到达汉中，住一晚。23日早8点出发，晚上12点多回到成都。

《终南山计划之踪迹成谜》 2014年 周斌

雅昌艺术网：我记得之前您在终南山也做过作品。

周斌：对，2014年4月份，实施的《终南山计划——踪迹成谜》。

雅昌艺术网：终南山对您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周斌：终南山离西安只有40多公里，小时候春游常去。真正对终南山有兴趣是五年前，西安的朋友何理到成都来，送了我一本杂志叫《问道》，里面写到了终南山的隐士苦修的事情，比如一年止语(不说话)，我觉得这样的修行方式很有行为艺术的气质，独特有力。之后我就开始阅读一些关于终南山隐士的书和文章，后来阅读范围又扩展到佛教、禅宗、道教领域。前日在西安见到何理我还说，当初他送我的那本书对我影响很大。

《逐日》 2007年 周斌

雅昌艺术网：后来您的很多作品感觉里边都有一定的禅宗哲理。

周斌：我的作品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关注现实中大家认为没有意义的事情。这种看似“无意义”的行为作品最早是从07年开始，比较成熟的第一件作品是参加王林先生在广东美术馆策划的“从西南出发”展，我在美术馆的楼顶上实施《逐日》，过程是从早上6点半看太阳升起一直看到晚上太阳落下，共12个小时。当时王林对这个作品的解读是非常具有政治性，因为太阳这个符号在中国有它特定的象征。我倒是没有想到那些，这件作品就是我的身心和大自然之间的交流对话，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作品。

　　现实生活中，人们做任何事情常常都被追问你这样做有什么意义?我认为这种过于追求意义的生活是有问题的，它让我们远离自然的天性，价值观越来越单一和功利。做无意义作品的“意义”就在于让我们意识到不只是“有意义”是有意义的，这是我创作中很重要的关注点。特别是艺术家的工作，必须是去做常人看来“不靠谱”的事情，这很重要。

　　我也有一些作品是针对明确的现实议题，并非是刻意地去要做有意义或无意义的作品。能把这些作品串成项链的是自己的真情实感。我做作品向来是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不刻意设定作品的主题范畴以及呈现方式。只要心里有强烈的欲望想去做，放一段时间还很强烈，那就一定是该去实施。要信任这种直觉，因为它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平常做的大量功课，阅读、交流、思考、实践，直觉背后是理性的积累。

雅昌艺术网：说它是“无意义”，但其实它经过了大量的思考。

周斌：是，说它“无意义”是基于现实中大多数人的价值判断标准。对过于追求单一“意义”的一种批判方式就是反其道而行之，去做“无意义”的事。实际上这种态度有着非常强烈的现实的针对性，它是另外一种有力的呈现立场的方式。许多人说你应该往东走，不去废话辩解，你默默的向西走了，这就体现了你的态度。做无意义的作品并非是对现实的逃避和隐逸，恰恰是一种鲜明的不屈从，是另一种回应现实的方式和态度。

两座城：西安的当代阻力 成都的行为土壤

雅昌艺术网：西安算是你的故乡，它对你有怎样的意义?当初为什么选择离开?

周斌：西安的传统文化深厚，有太多的文化人寄生在传统上 “啃老”。沉溺于把玩旧物，懒惰的抄袭传统，缺乏推陈出新的冒险精神。现实中的保守势力把控着各方资源，打压、阻碍与其志趣相异的实验性艺术的发展。环境的改善10年已算很快，但对个人来讲，绝对是漫长的岁月，人改变环境的能力渺小，还要与人对抗，耗费不起这宝贵的时光。另外也是因为太熟悉，太多牵绊，而人在陌生的环境里可以更自由地塑造自己，许多陌生的经验让你便的丰富和深厚，所以我选择出走，去了北京

雅昌艺术网：这算是一种逃避吗?

周斌：是择路而行。

1994年周斌在圆明园画家村

雅昌艺术网：离开西安是因为北京圆明园画家村吗?

周斌：是的。有两个城市对我职业的艺术生涯很重要，成都和北京。1994年在西安，我偶然在杂志上看到一篇汪继芳写的关于圆明园画家村的文章《20世纪最后的浪漫》，大受震撼，一周后揣着1千块钱就去了北京，不到24岁。在北京还是画油画，也听说东村有一些人做行为，当时我的感觉就是这些人不会画画儿瞎整。95年圆明园画家村被政府清剿，无理想的去处，恰好在北京上大学的女朋友毕业，说成都挺好的，于是就跟她到了成都。一段时间后觉得呆不惯，就又去了宋庄。

“蜀中八怪”合影

　　97年因女儿快要出生我又回到成都，有幸结识了刘成英、戴光郁等朋友，也接触到了成都的行为圈，和尹晓峰、曾偱、张华、余极、朱罡等，大家也很快认识。那时我们有一个组织叫“719”艺术家联盟，经常在一起喝茶、聊天，还要交会费，后被称为“蜀中八怪”，转眼过去快二十年了。我很庆幸与行为艺术相遇，这种艺术媒介真正的能让自己的艺术构想和实践进入到极为宽广自由的空间，当时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

　　我也还记着刚开始不画画的那段时间很纠结，要天天给屋里撒些松节油，闻着那个味道让自己觉得还在画画，不空虚。行为的工作方式和绘画完全不一样，绘画是哪怕你今天只干了一小时，也可以看到画布上的成果，可以心安理得地享受一下闲暇。而行为艺术的工作状态更像是一种日常生活状态，浇花、喝茶、看书、想方案、处理资料，到了晚上好像一天什么也没干，会有虚度时光的感觉，两三年后自己才慢慢适应了新的工作方式。

雅昌艺术网：行为艺术是我该做的事，这是来成都定居的最主要的原因吗?

周斌：来成都是因为女儿要出生，计划是孩子出生后回北京，当时已在宋庄买了院子。说实话那时我也不太喜欢孩子，但当我看到女儿从产房里推出来的那一瞬间，我就决定留在成都，一门心思就是要陪着她，化学反应。

雅昌艺术网：现在对成都是一种什么感情?还适应吗?

周斌：成都于我恩重如山，自己的家庭和事业都得益于这座城市。我喜欢成都的多雨，也越来越喜欢那特有的灰色天空，以它为背景，一切变得“超现实”，我甚至讨厌北方的蓝天白云了，感觉太写实。

《水印历史》 1997年 周斌

以“坚持”对抗“臭名昭著”

雅昌艺术网：有一段时间成都的行为艺术特别火，那个时候您还有戴光郁、罗子丹、余极都很活跃，后来几个人都没了消息，包括您，虽然还有一些活动，但是在媒体上出现的频率也没有以前那么多了。这中间发生了什么?

周斌：成都行为艺术的出现和一位美国女艺术家贝特西-达蒙1995年在成都做的“活水公园”项目有关。这个项目邀请了成都的一些艺术家参加，于是他们用行为艺术的方式介入到这个项目，这个项目本身是政府在支持，于是这个项目自然的就让行为艺术、媒体和政府找到了一个合作的契合点。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在成都公众、媒体、政府的心目中行为艺术是一种非常正面的、形式独特的艺术方式。

　　成都的行为艺术从一开始就和媒体有着非常好的合作，媒体对成都行为艺术的活动都非常关注，记者经常和我们在一起喝茶、聊天，文章写的也比较专业，虽然有些文章题目为博眼球稍显夸张，但总体无伤大雅。

　　情况的变化是从2002年开始，当时在成都以及国内其他地方出现了一些作品材料和创作手法挑战到人们惯常审美趣味甚至道德底线的作品，这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导致媒体、公众、文化部门对行为艺术的全面讨伐。文化部组织了针对行为艺术的大讨论，当时形成了两派意见，一派以美协官员王仲为代表，认为行为艺术是垃圾，根本不是艺术;另一派以北大教授朱青生为代表，认为对行为艺术不可以一棒子打死，要具体作品具体分析。批评家陈履生在网上笼统的收集了些图片资料编了本《以艺术的名义》歪曲行为艺术，文化部还专门派了一个工作组到成都，批评成都的行为艺术之所以活跃，是地方文化官员的不作为，也就是在那个会上，张颖川为成都的行为艺术做了辩护。

　　媒体的报道角度就此转向，对行为艺术抨击的非常厉害，受舆论的影响，公众开始认为行为艺术就是裸露、伤害、血腥、暴力。这对行为艺术家的身心造成很大的压力。恰在此时，艺术市场开始活跃，而行为艺术在艺术市场里是处于非常边缘的位置。名利皆失之下很多行为艺术家开始转向。

　　行为艺术家转向的第三个原因也跟艺术家自身的创作能力有关。记得08年在西安和马六明聊天，他说行为艺术创作太难了。针对此我非常赞同，行为艺术看起来似乎门槛低，实则不然。当然也有艺术家是基于自己艺术创作本身考虑的正常的媒介转换。

　　名声不好;不能卖钱;创作能力不足，这是行为艺术家放弃行为艺术的三个主要原因。

雅昌艺术网：行为艺术风向开始改变的那几年您在做什么?

周斌：从2003年开始，我放弃了装置和影像的创作决定只做行为。记得07年在上海一个座谈会上，王林问我，周斌你作为行为艺术家怎么看待现在行为艺术的状况。我说现在是行为艺术“最好”的时候，因为行为艺术的臭名昭著和被市场边缘化，这样的现实境况，给行为艺术家提供了彰显他艺术态度的最好的环境。另外也是我认为行为艺术值得自己花全部精力去研究和实践。

　　我没有停止过自己的创作，只不过从04年以后更多的创作交流活动是在国外，在成都的行为活动我往往是搭台子的人，基本上以组织者的身份出现，很少做作品。

雅昌艺术网：别人都在转行的时候，您为什么一直坚持?

周斌：我算是个倔强的有反骨的人，现实越残酷，我想做这事就越有意义;其次我还没有找到比行为艺术更让我心动的艺术媒介。其实谈不上是坚持，艺术创作对我来说是充满乐趣的事情，就此下去，死的那天不留遗憾。名利只是外快，玩着玩着捡个钱包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