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工：中国书画价值的褒贬

世人皆知，最具特色的是中国文人画家的身份，他们往往集画家、观众、鉴赏家、批评家为一身。这是中国历代官场独有的文化霸权，也是中国文人艺术的生命力所在。他们既作画又赏画，也作批评，观点或褒或贬，对一件艺术作品的价值影响很大。文人作为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特别是官场文人，他们有类似的体验和相近的审美趣味，其审美趣味相投则多加褒扬，反之则加以贬斥，雅俗就在股掌之间。

其实，中国历史上的职业画家是极少的。所谓画家大多是士人、文人和赋闲的有钱人。以卖画为生的画家其社会地位很低，他们与代写诉状、书信、测字算命的人一样只是为了生计，故而有“穷画家，富和尚”一说。但在欧洲，画家的社会地位比较高，许多贵族皇室排着队请画家画肖像，大多数贵族还请画家居住在自己的城堡里，为的就是给自己的家族留下几幅名留千古的肖像画。当然，这也特指有名望的画家，而默默无闻的画家也比较心酸，这种“贫富不均”的问题是中西方画家共有的。与欧洲画家相比，服务于中国王朝政治的画家都有一定的官位，写字画画只是官场职务行为的外延，其俸禄是职务的，除非是宫廷画家的专职俸禄。为此，中国画家投身官场并不需要艺术的纯粹性，只要热衷于官场文化，艺术技能就会发挥作用。我想，这一定是欧洲画家最不可理解，也是最为羡慕的中国特色。

自古以来，由于中国社会的文化构成总是以政治文化为核心，即使不停的改朝换代，纯粹以艺术为职业的画家都难以生存。如果要实现梦想，只得学会投机的生存技巧，学会隐藏自己的真实心态与行为。这种情形，一方面表现在王朝政治对文化艺术的主导，欣赏决定于官场的认可价值与人脉的层面；另一方面表现在艺术思想上的奴性，目的只为烘托王朝文化的教化价值与和谐的层面。

---摘自刘工《中国绘画的精神含义》

（AAP美国学术出版社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