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帆（DAI FAN）是处于社会学、未来学、政治、科技、设计、五支源流交叉点上的艺术家。他是“未来一代”观念艺术运动的先行者，代表着当代中国年轻前卫一代艺术家最具颠覆性的思考能量之一。
戴帆生活工作于北京和纽约，其作品渗透着以未来的视角对历史、政治、权力、宗教文化的反省和思考，戴帆个展“酷刑花园 ”是利用高科技自动、感应器、虚拟现实技术的介入建构了延续生命痛苦的科幻酷刑花园，展览中的所有刑具作品均处于机械运动的攻击状态。“原始的未来”——惩罚艺术在冷酷的浪漫氛围中触及几千年的权力本身，散发着奇特、无与伦比的吸引力。“未来酷刑是人的想象力所创造的一种令人费解的极其野蛮和残酷的欣喜若狂的美丽现象”。产生事实真相的仪式与实施惩罚的仪式同步进行，对痛苦精确计算的酷刑包含着一整套的国家权力经济学”。在18、19世纪，西方的观察家塑造了中国酷爱酷刑的形象，在鸦片战争中给西方的帝国主义者正当的理由：中国“骇人听闻”“无法相像”的酷刑，被解释为中国未能走向文明化的标志，欧洲流传的信念是要将殖民地从“另一时代的罪恶”中解救出来，这种傲慢的心态导致了欧洲人不断征服折磨殖民地的原住民。殖民者利用酷刑来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始终被人书写着。
沉河
抽肠
锤楚
吊刺
火焚
锯割
凌迟
轮盘射杀
木驴
锯割
兽咬
梳洗
五马分尸
炙烤
钻椅
戴帆的未来酷刑系列作品对人具备真实的惩罚和攻击性，人和传统作品之间那种欣赏和被欣赏关系在其转换成为被惩罚与惩罚的关系，最能挑动人情绪的文化差异点。
进化一词来自日语，是清末民初中国文人引进的一个日源汉词，用以翻译英文“evolution”一词。英文“evolution”意指万物的生长、变化。其实，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并没有为“evolution”下定义。他认为物竞天择的最后结果，包括了生物体的进步及退步两种现象。赫胥黎界说“evolution”一词，既指进化，又包含退化之义。日本制造的“进化”一词，片面强调了事物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一个“进步”的过程。“进化”援引的正是近代欧洲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价值观。社会达尔文主义借助欧洲率先进入现代性的时间优势，宣扬弱肉强食，优胜劣汰，在世界上人为区分优等民族、劣等民族。这正是近代日本的民族危机意识和“脱亚入欧”的理论诱因之一。1912年后，基督教公元历法的应用和不可逆的线性时间观念的流行、普及，在中国社会塑造了一种迥异于过去的思维路径和价值观念。“进化”一词对中国人的意识形态产生深远影响，甚至催生了一种从低级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向高级的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最高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线性发展的历史元叙事。蹒跚走向现代性的中国，先是既忙于启蒙又忙于救亡，后又演变为一味地求富求强，与时俱进。人人向前看，天天向前进。那么，前方究竟怎么样？前方究竟会更好？还是更坏？
戴帆一向着迷于人性及人性进化的研究。近来，他把这种研究兴趣转化到了针对古往今来各种刑具进化方式的推演、论证之上。戴帆通过现代科技手段对多种中国古代刑具进行解构和重构，从中梳理传统文化的脉络和源流、模拟传统器物的新样本和新范式。其实，戴帆反思的是中国古代人工造物一种另类的“营造法式”。他在现代性条件下臆想、打造的酷刑器物拥有华丽、夸张的外表色泽和精巧、繁复的造型设计，却仍杀机四伏、凶险万分。这种危险装置以咄咄逼人的视觉张力彰显着一种人性恶的刺痛感和一种人生命中不可承受的沉重感。
展览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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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帆近两年在思考创作一系列“酷刑”考古作品，作品将古代酷刑以当代视角进行了考察，发现从古至今不同时期“酷刑”方式的进化特征，其实它也是一个不断技术化、媒介化的发展线索，从此可以看出一个权利与人工变革的历史，不同时代的酷刑也赋予了不同时代针对性的烙印。未来酷刑考古”是一个悖论的融合体，戴帆喜欢把权利欲望、灵性死亡，与冰冷的技术神秘的重构在一起，它把科学主义的理性技术与人文关怀的人本主义在作品中统一起来，让人造世界与自然世界相悖丛生。刑具不是仅为一种残酷美学，也具有未来的诗意化，隐藏着残酷、时尚和消费，又像科幻片的飞行器、机器人，更像奢侈品那样“酷”，但本质上充满着残酷的内核，就像一架架从未来降落到展厅的战斗机，非常震撼！当下人工化世界、虚拟生物都将隐藏于诗意化外壳中，充满不可触摸的不确定性。一个非理性的观点更适合当今这个摆脱乌托邦信仰的不确定世界.
射杀
车裂
腰斩
戴帆将历史脉络中如凌迟、五马分尸、炮烙、腰斩、凌迟、锯割、沉河、兽咬等无法忍受的“酷刑”触及到我们几千年的权利话语系统，历史上的合法与不合法的刑讯逼供，制造了无数起冤假错案，给底层的弱势群体带来沉重的痛苦，从古至今留存的惨无人道的酷刑的合法性遭到质疑。权利、法律、资本、利益一直是酷刑存在的刽子手，人类一直存在过于侵权的行为，并把其潜规则合法化，很少人质疑这些酷刑背后的东西。释放压抑和宣泄欲望的途径，从集体意识中出走寻求自我个性和自由的体现。人类一直在平衡民主与权利的关系，或多或少存在着冲突与差异，自由多多少、权利多多少一直在寻求平衡点，美国六十年代的女权运动，反战运动，同性与性解放运动，及中国“五四”、至今的开放都是寻求一个支点，酷刑也在这个支点中改变着它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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