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问起源于对生之不安、死后之谜的追究。追究分三层：一是规律，二是规律起因，三是规律缘何如此。规律是现代词语，传统东西方称为“道”或“逻各斯”。不同维度、层次、种类的事物各有规律，独立运转且彼此关联，同级事物按性质分别其规律，低一级的规律受更高级的制约，总体呈螺旋上升状。普通的规律能以语言（或其他符号）概括，玄妙的规律不能以语言（或其他符号）尽述，能以语言（或其他符号）得到的规律存在于人的思维里，不能以语言（或其他符号）得到的规律存在于思维以外的非理性浩瀚之中。西方的逻各斯思想，基于对语言这一符号工具的肯定，注重使用语言符号的“能指”对表象世界的“所指”之物进行分析，理解后并未忘恩负义的丢弃掉“能指”符号，而是将其确定为固定理念，从而得到它的逻各斯。自然科学的发展，使用另一套符号系统，其思想根源却是一以贯之。东方的道站得更高从而更老练，在对感官认识的否定之外，连带对语言思维加以排斥。古人认为由语言（甚至知识、智力）得到的结论仍就是表象的，滞后、弱势、浅薄于事物变化本身，语言因而只可凭心意会。想要究竟事物，须提升主观境界参悟，以进入玄妙体验之中。若西方之逻各斯是一个凭智力、体力奋发图强、锲而不舍的青年，东方之道就是一位深谙世故、云淡风轻的老者。西人对客观规律的追求有一股实在、勤奋、忘我的拙劲，即使最后因方法局限未能探究到终极真理，其过程却有利于制度与科学的逐步前进。中国古人的悟性使极少数大天才进入真理内部究竟觉悟，也令一些小天才创造出一流的艺术诗学，但同样也滋养了大量平庸者的愚昧与无赖，人治景观下的卑劣与心机，造成在漫长古代智慧的演进中重实用技术无科学理论的尴尬局面……在得到了事物的规律后，就要产生对规律之最初因、第一推动力、创造者的继续追问，人类智慧于宇宙规律的起因给出的答案无非三种：第一种是有解的，如基督教的上帝创世说；其次是对该问题的悬置，如老子的“道法自然”和科学探索留给未来的期待；第三种是就不告诉你，如禅宗的拈花微笑，笑或因不再被这种问题困扰，或因境界太高语言没法叙说。随后，缘何是这套规律而非其他在作用人世呢？如诸多的科学定理、进步观念、人之习性？一种答案是不可知论的，西人康德就认为因人类认识基于先验的感官与思维，于是我们不可能对其能力之外的本体世界有真正了解。另一种答案是可知论的，佛法告诉你在目光所及的这个世界外，另有无数世界同样真实存在，自然也就有其他无数规律存在于各时空维度中，而人类只是经因果轮回恰好活在此界规律之中。这甚至与新近物理学的某些观念相似。同时，佛法还认为每个世界都是不究竟的，因此一颗心既要活在当下（不起虚妄）又不能被凡俗规律束缚（不可着相），最后的办法是通过境界修行穿透层层规律之障达到终极意义上的极乐解脱。

国人对中西传统感知法及相关建设之差异的觉醒，表现在19世纪东西碰撞之后。最初直观到悬殊的军事与财富实力，之后发现其背后的科学体系，之后深入到政治制度，之后再剖析到民族的思想习性。感官得到的事物加以思维整理成为“思想”，思想的传播强化着民族习性，因而先进分子们要从根本入手改造民族的思想习性，可又是什么决定了顶层精英的思想建构呢？现代观点一致指向地理生存环境差异对中国人与欧洲人的不同精神塑造：中国疆域富饶广袤且四面屏障，造就出农耕文明与稳定传承。大河文明产生安居乐业的小农经济，农耕文明是贵族式的文明亦是不平等的文明，土地资源与耕种技术由父传与子，人民被固定在土地上，由此孕育出君臣父子、三纲五常的家天下政体，等级维护通过重农抑商、君主官僚、外儒内法等工具实现。封闭的疆域使中国古代有着世界少见的线性历史传承，虽经五胡乱华、外族统治等，仍不改汉民族主体、汉语言文本、儒家政治文化的模式。欧洲从古希腊开始形成海洋文明，地理环境促使人们通过商品经济与海盗活动来维系生存。商业不同于农耕，须建立在等价交换的公平观念上，为民主政体和自由人格的实现打下基础。同时，航海培养了西人野蛮与冒险的扩张精神。整个欧洲除古罗马依凭先进文化实现局部一统外，始终再没有完整的专制一统出现。生存上的封闭空间小农经济和开放空间商品经济，为中西上层建筑开拓出两个方向，贡献出智慧的高度与广度，才使人类文明形成纵横两个维度的张力。

希腊与希伯来，是西方精神的两个源头，共同为西方文明的发展指明了一条美好的凡俗之路。希伯来精神指从古罗马传承至今的基督教文明，基督教的功能不仅止于对彼岸的追求，政教合一使教会能够直接干预现实政治，经院哲学以逻辑推论上帝，为理性思维在西方世界的全面发展起到间接促进作用。基督教文明有两个重要的思想源头：上帝存在，凡人原罪。上帝概念的虚设培养出西人孜孜以求的用体验证悟、形式逻辑、经验科学求证、接近最高创世神的精神，且在智慧上制造出凡人与最高权力的永隔，以及上帝之下人人平等的潜在观念。人生起自亚当与夏娃的罪恶，彻底的性恶论使西人明确了人性较神性在道德上的先天缺失，从而在思想上深植起建立制度法规的诉求。反观儒、道、佛则完全相悖，三教都没有设定出宇宙创世神，而是分别提出人皆可为圣贤、人修炼成仙、人皆有佛性等命题，一方面为纯粹的境界修炼提供开阔远景，另一方面也将圣人形象塑造成上帝般完美并规训了平民的顺从习性。希腊精神虽充满着高贵的出世气质，但其思想根基乃建立在对人世与人之能力的肯定上。其开创的理性精神深入影响了整个西方世界的感知方式，可概括为以几何思维制作基础模型，语言思维进行内容推论。近代的大陆唯理派与英国经验派，分别以笛卡尔与洛克为代表，前者以“逻辑演绎——形而上学——上帝存在”的思想模式完善着纯粹理性，同时助长着独断论；后者以“感官经验——归纳推理——实验证明”的行动模式创造出近代科学。两者的实质都是理性的，不过是“纯粹演绎”与“经验归纳”的区别。感官经验与思维逻辑，都是上帝赐予凡人的基本能力，其实质是对“有”的确认。即，对感官所得物质的确认与对思维所得概念的确认。“纯粹演绎”更偏重概念，但若没有最初的感官经验何谈概念的获取，更如何将其引入逻辑世界，算术与几何亦如此。“经验归纳”偏重视、听、味、嗅、肤诸感官所得的事物，依此通过理性归纳提炼规律，再返回到感官世界中实验确认。这与东方式诸如禅宗的注重感觉体验无关，东方的感觉是基于“虚”“空”“无”的，恰是对凡夫感官刺激的否认，不能被其所迷（也不能被思维所迷），直觉事物的变化提升主观心境以此认识真理。西方唯理派与经验派后被康德穷尽一生整合成德国古典哲学，凡人的感官与思维的能力得到进一步确认统一。西方普世思想的前提，即是对人之凡胎肉眼、七情六欲、大脑功能的肯定。自然赋予所有人平等的权利欲望，其实现工具是感官和思维，充分发挥它们才能认识自我与外物，创造出丰厚的物质与精神财富。对人性的肯定滞后于对神性的追求，集体的人性滞后于个体的人性。这就形成了国家须首先承认并保护个人自由、私有财产、公民权利，在此基础上通过思维能力为复杂的社会活动建立契约，以实现对科技生产力下的物质资源和公民政治参与权的公平分配，再于此保障中实现道德与更高精神的追求。代表西人最高智慧的理性离不开人之思维能力的运用，大脑因而担负起扩充知识的责任。该能力的延伸，表现在航海大发现、跨国资本垄断、探索未知宇宙等方面，彻底形成横向式的凡俗文明景观。西人因发展而产生出人性异化、自然破坏、世界大战等问题，随即对传统理性精神展开批判，进入海德格尔、柏格森、叔本华、尼采、萨特等所谓生命哲学的非理性思想阶段。对用语言探索逻各斯的反思，以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罗素的数理逻辑、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分析哲学为代表。西方的非理性思潮与东方古典智慧相遇，海德格尔晚年着力翻译《道德经》，亦开始追求艺术诗性，叔本华更是受到印度教与轮回说的深刻影响，维特根斯坦因在其《哲学研究》里对日常语言的“见招拆招”被誉为西方禅宗，西方现代艺术对东方艺术精神更是有着诸多的借鉴。

中国古代产生出极其顽强的纵向式境界提升的文明，原因无外三点：一是东方人天赋轻逻辑推理重悟性直觉，轻发展进化重循环变化，遂生出独有的感知法，并依此发展出境界论哲学；二是中国古代的专制统治不能为大众充分享受自由人生提供条件，反以暴力、教条、愚昧压制，从而为精神超脱的文化创造出民间市场；三是在严苛的皇权社会中，若要实现人性欲望的充分享受，只能选择以暴力推翻政权自己做皇帝或在人治政权中从底层爬向权力中心，其心性技术都离不开残忍奸诈的权谋，这就需要对主观进行超越式的改造与提升……中国哲学的本体论以老庄为根基：“道法自然”是对宇宙终极问题的虚掷；“道可道，非常道。”“知者弗言，言者弗知。”是对语言把握真理的否决；“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吾生也有涯，吾知也无涯。”是对通过累积知识进入真理的不信任；“圣人无恒心，以百姓之心为心。”“今者吾丧我”是对主体的消解；“水利万物而不争”“善者善之，不善者亦善之。”是对世俗利益与情感关系超越；“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是自然观下的政治设想；“反也，道之动。弱也，道之用。”“知其雄，守其雌。”是对人心变化规律的洞彻……这一系列的命题与西方的方向完全相悖，也为印度佛学的东渐，中国禅宗的创造，儒家政治伦理的制作，甚至兵家、纵横家、法家思想的形成扎下深邃的思想基础。于是，中国古人须以悟性实现主观心境的逐级提升来把握不同维度、层次的规律：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民间起兵创建新政权的情况（刘邦、黄巢、朱元璋、洪秀全），王朝变换只是姓氏更迭而没有社会进化，更不会影响孔孟之道的伦理统治。王霸征服是纵向提升的最低一级，斗争哲学要甩掉功利之外的道德包袱，此外还要有气吞山河的野心与海纳百川的气魄；孔子创立儒家成为素王，其思想统治中国两千年，比任何一个王朝都更拥有实际上的影响力。儒家不基于感官欲望和思维智力的横向发挥，而是以“仁”之品德对人欲的凡俗规律进行超越，达到“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随心所欲不逾矩”的高超处世境界，“孝悌”“恻隐”“忠恕”的德治配合“礼乐”约束，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办法最终实现太平盛世。这无疑在境界上高于西方凡俗的契约制度。“未知生，焉知死。”局限了儒家的精神范畴及境界提升的格局，但积极入世的孔子因一句“吾与点也”勾勒出一副怡然自得、超然物外的精神风貌，也使本土的“儒”“道”两家在更高境界上产生联系；道家则提升到人、地、天的宇宙整体观念上来，以符合自然规律的方式安排人间秩序，以朴素的自然观对生死问题进行超越。“真人”“神人”“至人”等境界范畴的提出是对人性的抛弃与对神性的追求，通过“不争”“无为”“坐忘”的心灵修行来实现。“无为而为”提出了道家圣人的入世方法，并非什么也不做，而是早已修行到了无私心、不动心的境界，心中无我而依规律行事不刻意作为，从而创造出凡人体验不到的更大价值，这乃是对西方平等交换的市场法则的超越。康德伦理学提出纯粹的为善而善，不掺杂其他目的，被后来哲学家讥笑迂腐，实际是因为西方哲学建立在凡人感官与思维的认识论中，而没有产生犹如东方式的境界观。境界是不能用感官获取也不能以思维推论的，要在更高维度中体悟其中收益；佛教在此之上给出更广大的时空维度，时间上是六道轮回的延伸，空间上是三千大千世界（欲界、色界、无色界）的扩展。在这样一个宇宙观下，人类生命被缩小至微不足道的一隅。每个世界自有其规律法则，苦难与维度、层次的上升呈反比。境界的修炼可使生命纵向提升，其方向是祛除妄想、分别、执着的心念，自然要将凡人的所有感官刺激与思维智力全部割弃，最终实现脱离苦海究竟涅槃的境界，悟到宇宙真理。凡间的政治、经济、学问，在这样一个格局之中显得太过渺小，佛法可以说是彻底出世的。因而，佛教很少出现政教合一的景观，在等级森严的古印度不受重视，东渐后得到中国文人阶层与民间社会的拥戴、传承。

自然是道，依道而行是德，积德为善，善因有情，情感的过度滞留产生愚痴、仇恨、贪婪。在不同维度、层次得道，须行不同之德，于规律之中帮助他人。最高的善是消解自我的纯粹之善。佛家“不住相布施”，度人出苦海。道家“水利万物而不争”，效仿自然以利万民。儒家以天下为己任，“舍生而取义”。王者霸业，利己与利人成为一体，得民心者得天下，在征服疆域中为自己谋取最大权力。西学推行自由、民主、科学之道，社会建立在平等交换的关系之中，个人、企业依法获取最大利益就是对整体社会实践功德……万物相依，雨水滋润草木庄稼，食物链彼此供给，商品交换即是劳动互助。智慧不足而去行善，终因未依道行德，产生不了大功绩。人有过度私欲而违背规律，生不善之念，行不善之事，即为损德。冷漠于德不增不减，久而久之，不进则退。万物皆有其性，为人尚有情。情源于相互依赖的生存法则，真假善恶于其中变化。情是经不得剖析、容不得漠视、不能轻易执着的精微敏感之域：因为有个“空”的境界早在那里，中国人知道情是不可以究竟的，说破无趣反而刺破情的质地；恻隐与嫉妒，赞美与嗔恨皆是情，唯漠视与情相悖，中国人是宁可虚情假意也不愿表现冷漠，人性香火唯有情的传承；过于痴情则是愚蠢的，且易生出丑态，即使富美如贾宝玉者也要被讥为呆子，还落得个出家下场。西人对情的保护，源于对情的无知，理性先行再将真情实感倾泻而出，割裂人性破坏了情之玄妙。东方圣贤“不动心”的功夫，于性情之中练就，再以功夫回应天、地、人之各级规律，或成人之美，或助人解脱，大爱覆盖了小情。唯兵法与艺术要违背常规、出奇制胜，但兵家权术必伴随人格败坏，在轮回中要往下堕落。由此，艺术之离经叛道、滞留贪爱才因人的情志需要显得精采动人，戏弄规律而把玩生趣！

东方智慧要对主观境界进行逐级提升把握终极规律，再彻底跳出一切规律的障碍。因而各个维度、层次的修炼都要从对感官与思维的超越开始。对少数天才而言，这是一条极具诱惑力的神秘升华通道。而对在专制政体中煎熬的凡人而言，又产生自我麻痹的功效。西方智慧在上帝的庇佑下，身怀原罪与欲望，开发感官与思维之能力进而向外扩张，创造物质财富建立保障制度，精神道德随私欲的满足而稳固提升……以现代思想观之，东方传统的腐朽部分似乎更多，是因现代性的观念乃由西人启蒙思想建立，与古代中国颇多相悖。其复杂性在于，这既是东西地域智慧的差别，亦是古今先进落后的差别，同时还要顾及世界大同之中民族特性的延续。中西传统感知法于纵横维度间所形成的智慧，其中精华以各自方法指向不同问题，当代人须用平和心态分别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