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张爱玲

   文学、艺术的相关活动，无论书商策划人经纪人媒体人编辑记者画廊小姐创意产业老板文化部领导等等乱七八糟一大堆，除各自以职业养家，以及活跃经济、政治宣传等副产品之外，于其本身唯有一个目的，就是等待大文学家大艺术家大批评家大理论家的出现，以其作品呈现时代模型，彰显精神形式，拓展艺术语言，传承文化香火。

   没有大艺术家与大批评家出现，再繁荣的市场仍一钱不值，貌似忙里忙外，实则空无一物。创作与批评是表达者身处孤独宇宙中的呼喊，此处越敏感、天资越高，对世俗利益就越难简单迎合，易被庸众和掌权者把玩，古今案例不胜枚举。政客、商人、市侩，在环境中擅长圆滑世故、舒服自如，自诩为能力、夸耀于人，艺术家毫无能力，一颗不肯媚俗的心、简单技法足以。胡兰成有句“英雄美人本不想做英雄美人，他甚至想迎合世俗，只是迎合不上。”置于此处，大概能应付意思。

   大艺术家与大批评家的相遇，仿佛一场高质量情爱，纯属天意，一不小心，开出新气象。《水浒传》等来金圣叹，张爱玲撞上傅雷，国民性遭遇鲁迅，抽象表现主义幸得格林伯格。如刘备与孙夫人新婚之夜旗鼓相当的比斗，刻意不了、不能故作，使策略成为后话。创作与批评的比斗过程是很美妙的，是为精神高潮。

   创作与批评之外的相关工作，权力再大都不过是服务员。新时代有新格局、新玩法，究其本质不变。

   我们不会从任何艺术史中看到掌权者的身影，政商之事与艺术、学术在性情、思维上成反比。宋徽宗在艺术史中好的不行，在主流史中昏君一个。李白、苏轼、唐寅、徐渭、曹雪芹，不是放浪就是贬谪，要么倒霉催的一辈子，唯文章画意千古风流，寂寞身后事。文学史、艺术史乃至哲学史是天上人间，对一切世俗权威生出本能的逆反。常人只有帮派、利益、虚荣之间的对立、打压、嫉妒，并无艺术、学术在根本上的反抗，后者还可不失彬彬之礼。

   小说是文学主流，散文与杂文次之，诗歌是文学源头。批评与理论要进得去文学，还要与文学拉开距离，将其放进知性的思维范畴加以审视，敏感之锐、理智之酷，全赖资质、休养、造诣。文学之外，其他艺术亦然。

   创作会比批评自由，批评可比创作性感。文学、艺术、批评、理论、思想、哲学等事，根本上于现实无用，不小心有用，就是大用，纯属意外。

   安迪·沃霍尔既不世俗也不商人，甚至不波普，是纯粹的艺术家。严肃艺术的敏锐与高度从未拉低，其底盘在四处游荡，亦碍不着娱乐业的欢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