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法国杂志《CRASH》于2016年对戴帆的采访部分内容，文章在原文基础上有所删减。翻译：郝雷

问 ：2016年的“现代大屠杀”个展，个人感觉像是非常强悍的杀戮气氛，请问这次展览想通过作品想表达什么？这个作品里描述的都是真的吗？

“现代大屠杀”个展无不植根于完整的思想、市场、政治包围下的现代化屠杀体系。之前我考察了牛的屠宰场、猪的屠宰场、鸡的屠宰场，我们看到在集中营内，人被像牲口一样通向各个屠杀的入口，经过各个屠杀生产线的，正是通过这种接近集中营大屠杀的屠宰场的装置，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可以从中看到一种“独特屠杀方式”的确立，以及一种与人对未来人类命运猜想的最凝练的概括。

   在屠宰的过程中，这种细致的控制、精确的设计、对牛身体各部位神秘的无穷小和无穷大计算的身体的消费的经济的或技术的合理性，身体被引导、切割、裂解、错格，被多样化的机器划分为不同的空间，银色的闪耀着工业科技感的屠杀机械实际支配描绘出一个血腥的张力区域。死亡的生产线如同屠宰线把通过整个屠杀行为的促成条件与屠杀过程对准了完全质变以利于某种戏剧化变化的“动物生命”。

赋予牲人以生命的生命政治的河流隐蔽而连绵不断地运行着，直至本世纪才迅猛显露出来。从牛的品种培养到牛的屠杀之间有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的联系。牛的繁殖与出生，牛舍建设，养牛成本的控制，养牛技术，如何靠技术让牛长肉，牛疾病的治疗。社会控制的现行形式在新的意义上是技术的形式，在整个近代，具有生产性和破坏性的国家机器的技术结构及效率，一直是使人们服从已确立的社会分工的主要手段。

大屠杀的出现既是一个历史大事件，也是现代性的必然后果，应该被视为这些重组过程的总体系统运行上。现代大屠杀是现代性所忽略、淡化或者无法解决的旧紧张同理性有效行为的强有力手段之间独一无二的一次遭遇，而这种手段又是现代进程本身的产物。社会通过教育和培训、管理生产不同的社会分工的人，如在牲口培育基地中被各种用于不同目的的牛、驴、羊、的品种。技术与社会分工结合往往伴随着更为明显的强制形式：法庭、警察、监督机构、武装力量的管辖、教育机构、审查机构。情况现在依然如此。但是在当代，技术的控制看来真正体现了有益于整个社会集团和社会利益的理性，以致于一切矛盾似乎都是不合理的，一切对抗似乎都是不可能的。

发达工业社会和发展中工业社会的政府，只有当它们能够成功地动员、组织和利用工业文明现有的技术、科学和机械生产率时，才能维持并巩固自己。这种生产率动员起整个社会、超越和凌驾于任何特定的个人和集团利益之上。机器在物质上的威力超过个人的以及任何特定群体的体力这一无情的事实，如同屠宰场中各种屠宰机械组成的自动化屠宰线其效率远远超过了人的屠宰，使得机器称为任何以机器生产程序为基本结构的社会的最有效的政治工具。工业技术发达的国家空间始终如一表现出两个特点：一是使技术合理化的趋势，一是在已确立的制度内加紧协志这一趋势的种种努力。

问 ： “进化批判”（2014年）个展中的刑具到“现代大屠杀”（2016年）个展中的屠杀机器这背后有没有一个思考的脉络？请谈一谈。

其实在做这些作品的时候，我处在一个进行验尸的解剖学家的情境里。我用我的艺术方法检查他者的身体，我切开身体，我揭起表层和皮肤，我试着找出器官，并在暴露它们的同时，揭示病变的位置，痛苦的源头，某种塑造了人们的生命、他们的思想并用否定性最终组建了他们所是之一切的东西。这些作品命运的形式在与权力产生关系中形成，要么与权力同盟，要么是权力的工具，这难道不是我们社会的一个根本特征吗？主宰生命中的最强点，它全部能量丧心病狂的聚集之地，在在于权力操控之下与生命接触的那个临界点，那个剧痛之点、死亡之点。

问 ：你的工作与当下有什么关系？

年轻一代总是迫切需要倾听新鲜的声音和看法。我们成长并生活于出现了一些特殊的新问题的年代 ：家庭开始瓦解，消费至上，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环境问题、文化隔阂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多样化而泛滥。我们可以将人们根本不愿意去听，折磨他们但是他们表达不出的东西甩在他们面前，将无动于衷转为空洞的眼神和暴力的动作。我想说，别让人告诉你想要什么，别让人告诉你需要什么。我们应该习惯和追逐：现象、更替、痛苦、死亡、肉体、感官、 命运、自由、意义。我的工作意味着某种诊断，就人已经病了而言，它和人有关。不管是艺术还是设计对文化疾病的一种诊断，也是一种强烈的治疗。

问 ：我们知道你有一个震撼人心的未来酷刑系列作品，对人具备真实的惩罚和攻击性，拥有华丽、夸张的外表色泽和精巧、繁复的造型设计，却仍杀机四伏、凶险万分在这个作品背后你想要真实表达的是什么？

残酷不是目的，要表现潜藏在人心中，最原始的、不经文明矫饰的欲望与人性，必然脱不了凶残和暴力。当时，展览中的入口处是一件名为“凌迟”的作品，红色的金属不锈钢机器是一种机械自动化运转的“凌迟”功能的机器，这个机器本身具备高科技和科幻宇宙的精致漂亮美学风格，机器上的刀子将人身体上的肉切割下来。在中国元代执行凌迟，把犯人零割120刀，明代执行凌迟时零割远远超过了前代。凌迟从文化史的意义上来看，酷刑及其它残忍行为的状况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

中国的某种落后导致了它的前卫，酷刑的进化暗示了原始、野蛮的文化形态与物质文明高度发展之间的冲突与悖论。还有一件作品是“五马分尸”：五架金色的金属材质的战斗机，将固定在中间五角星的金属板上的人往五个不同方向向外拉断身体，“五马分尸”既是虚构的作品，又是我们现实世界的一个缩影。

人类酷刑的方式是由当时社会的生产水平和权力结构决定的，通过华丽、精致、愉悦的视觉感官与现实、血腥、残酷功能之间爆裂的冲突，展现了人类历史变化中扭曲的人性，显现出历史刑罚的合法性与中国进化论的无奈何窘境。亚里斯多德以悲剧所引起的“恐惧”与“怜悯”，达到净化观众心灵的目的。残酷既是生命的真义，艺术就应使观众意识到生命的残酷。所以“残酷”，就是自觉，是一种清明的意识。现在大量流行的小清新、甜蜜的作品不能引导人自觉，而只能给人一种逃避。一般人听到残酷，立刻想到的是血腥和暴力，其实世界对人来说，是残酷而无意义的。人无论如何躲避，终究无法逃脱命运的诅咒，这种宇宙间不可逃避的天罗地网，这就是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