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权制的封建宗法社会培育出的这两套调控身体的方式，通过文化的整合作用而关系到生理的、物理的、医学的、社会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诸多方面，衍化出中国独特的政治与心理结构。展览针对对一种隐性的理论——太监及文化结构有序性的揭示，呈现出某种在可见事实与事实背后的“未呈现之物”。以各种艺术的方法来表征自己这条穿透表层图像和意识操作的侦探路径。从而呈现那条人为的病理学科学与政治的话语边界，制证出太监是被建构出来的真相。

   在戴帆“CASTRATE  ｜阉割”巴黎个展将呈现的作品中，将考察“阉割”对人由身体的改变到心的改变，由生理性的调控手段到发展出心理——精神——人格层面的铸塑调控技术，从而真正切入文化深层。从各个侧面、部分与细节，试图引向对中国文化总体的整合性把握。阉割将愈益称为王国中司法程序中最隐蔽的部分。这样便产生了几个后果：它脱离了人们日常感受的领域，进入抽象意识的领域；阉割的效力被视为源于他的必然性，而不是源于可见的强烈程度；阉割的确定性，应该能够阻止性的犯罪以及对皇位的威胁；阉割的师范力学改变了中国封建王朝中的用人与政治机制。结果之一，性的权力被隔离在权力最高层被保护起来，结果之二，被阉割者通过切除身体多余部分而能接近权力的最高机构。如果它过于强硬，开了杀戒，这也不是对本身力量的赞颂，而只是它的一个因素。

   在惩罚景观中，从蚕室中弥漫出一种混合的恐怖，把阉割人与罪犯都笼罩起来。这种恐怖总是要把受刑者所蒙受的耻辱转换成荣耀或光荣，而且还常常把阉割的合法暴力变成耻辱。中国文明中，阉割代表着权力对男性施加的监控形式，可以视为是内化到人体生理结构之中的最为潜隐的监视与惩罚之手段，为华夏文明独特的政治生理学。在众多变化中，将考虑的是这样一种变化：作为一种阉割的服务于政治上的制度随着清朝的灭亡消失了。但在，随着政治的集中，国家的构建以及人口的变化，被人兴奋地大肆渲染为“计划生育”的进程。与重大的制度改造明确统一的法典和司法程序的制定。不那么直接的生育控制，在制造繁殖技术的慎重，不再被展示得更微妙、更温和、更人道得控制？阉割的消失就不仅标志着这场场面的衰落，而且标志着对肉体控制的放松。阉割、太监这些刑罚和东西被视为野蛮时代和野蛮国家的标记。节育手术在现人口治理的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这些都是体罚。与罚款不同，它直接影响人身。

   现在，人的身体是一个工具和媒介，人的身体是被控制在一个强制、剥夺、义务与限制的体系中。人作为工具生产，人的繁殖给国家带来的负担如果超出人的个体范围，人必须接送节育手术或者的义务。肉体痛苦不再是惩罚的一个构成因素。惩罚从一种制造无法忍受的切除生殖器官的感觉的技术转变为一种暂时剥夺权利的医学和经济机制。如果说通过意识形态的宣传来触及和操纵人的生殖系统对于法律来说亦然是必要的，那么就要保持一定的距离，采用恰当的方式，遵循严格的规定，而且还要有更“高尚”的目的。我们已经看到了一次阉割的行刑过程和一份时间表。它们惩罚的不是同一种人群或同一种犯人。但是它们各自代表了一种阉割方式。其间相隔不到一个世纪。但这是一个时代。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中国整个阉割体制的重新配置。这是传统的礼俗土崩瓦解的时代，也是改革方案层出不穷的时代。新的中国出现了一种新的有关阉割和控制人生育的理论，一种新的关于阉割权利的论证；旧的法律被废弃，旧的惯例逐渐消亡。各国各地纷纷酝酿和制定“现代”法典：中国在1982年明确计划生育，结与手术。2010年，转基因食品对人类的生育。这是阉割的一个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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