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财新文化 文：徐征

　美国新总统特朗普宣誓就职总统后不久，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突然销量暴增。这本半个多世纪前的书，几乎是一夜之间跃进了美国亚马逊销售榜前十，以至于企鹅出版社需要迅速下一笔75000本的订单，以满足市场暴涨的需求。

　　《1984》是美国许多高中生和大学生的必读书目，家喻户晓，并不是什么遗珠。此番销量大涨，皆因一桩乌龙——白宫新闻发言人肖恩•斯派塞声称特朗普就职典礼的观礼人数是“有史以来最多的”，而特朗普的顾问Kellyanne Conway在为斯派塞这站不住脚的“事实”辩护时，却说斯派塞没有撒谎，他只不过是提供了“另类事实”（alternative facts）。

　　“另类事实”一词瞬间经由NBC引爆了网络，被指堪比乔治•奥威尔书中所描绘的“新话”——一种极权政权为控制人民思想而发明的语言，特点是基于英语文法，但词汇越来越少，敏感词越来越多。奥威尔反复强调“无知即力量”，当人们的语言能力不足以表达时，思想便受到了局限。

　　与《1984》一并反常热销的还有赫胥黎的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不难看出，《1984》们热销的背后，是对新政府深深的隐忧。

　　如果说别人家总统新官上任三把火，特朗普新官上任无异于火烧连营。1月底，特朗普签署的中东七国难民入境禁令显然为这忧虑又增添了一层。这次禁令波及无数专家学者，使得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在中东地区的考古项目遭受困难，出版计划搁浅，今年晚些时期的艺术展能否如期举行，也成了未知。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长对此十分担忧，他认为，越是在这个非常时期，越是应该加强交流沟通，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也以自己的方式加入了抗议人群。日前，MoMA将位于五楼的展馆重新布局，展出了数件来自中东七国艺术家的作品，为此甚至不惜替换下了毕加索和亨利•马蒂斯的画作。MoMA的五楼历来是游客的必到之处，展出的是从塞尚到“二战”时期的西方现代主义作品，包括永远人头攒动的梵高《星夜》。选择在五楼腾出空间展出这些中东艺术家的作品，MoMA此番呼声的音量可见一斑。

　　这些展品中包括去年刚刚去世的伊拉克裔的建筑大师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的作品。上世纪80年代，哈迪德设计的香港山顶俱乐部The Peak Club拔得头筹，名声大振。尽管这作品最后并没有建造，但她天马行空的想象和光怪陆离的结构让建筑界叹为观止。MoMA此次展出了一幅她在上世纪90年代重回香港、俯瞰山顶俱乐部所在地的画作。俱乐部如一架飞机掠过夜色中的太平山顶，作品抽象而又张力十足。

　　替换掉毕加索的是苏丹艺术家Ibrahim El-Salahi的清真寺The Mosque。El-Salahi将苏丹的装饰元素与阿拉伯语的书法相结合，描绘清真寺的建筑形态。El-Salahi在上世纪60年代曾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赞助来美，如果换作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拿着美国邀请函的艺术家下了飞机将被拒之国门外，这无疑增添了一份讽刺。

　　尽管看上去，文艺界在特朗普上台之后哀鸿遍野，各大颁奖典礼简直成了发表政论的舞台，但多少也有点“国家不幸诗家幸”的意思。想来，若无“二战”之后欧美知识分子们对法西斯故态复萌的忧虑，也不会促使奥威尔们写出这些优秀作品。陷入分化的美国也为艺术家们提供了不少素材。比如，MoMA现在正在展出“亲爱的总统”展，艺术家将特朗普竞选期间的灵感集中起来，表达对美国政治环境的看法。也有制作人宣布，今年6月会把话剧版《1984》带进百老汇剧场。

　　大选结束后一段时间里，几乎每天都能读到美国知识界发出的悲鸣，有的文章读来甚至觉得字字血泪，字里行间充满对毕生心血危在旦夕的困惑与迷茫，直指内心。大选后次日一早，我打开邮箱，看到《纽约客》总编David Remnick凌晨写就的一篇文章《一桩美国悲剧》。Remnick的文笔一向克制冷静，但这篇文章里，他的忧虑、悲愤和迷茫倾泻而出。他引述奥威尔的文章：“法律不能保护什么。如果大多数人喜欢言论自由，就会有言论自由，哪怕法律禁止言论自由；如果大多数人觉得行动迟缓的少数人应该被迫害，那法律也保护不了他们。”他甚至说，“虽然法西斯不会是我们的未来，但这就是法西斯可能开始之处。”

　　这话说得不可谓不严重。不过，美国作家辛克莱•刘易斯早就写道，“当法西斯主义来到美国时，它一定会披着国旗，高举着十字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