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地方实践的“例行公事”:胡为一作品回顾
发起人:陆小果  回复数:0   浏览数:1503   最后更新:2017/02/18 20:23:26 by 陆小果
[楼主] 陆小果 2017-02-18 20:23:26

来源:东画廊


“酿酒是个重复的操作,我做艺术也参考这种方式,并不急于表达什么。”

—— 胡为一

胡为一将去年六月至九月于苏格兰达夫敦完成“格兰菲迪艺术家驻村计划(Glenfiddich Artists in Residence Programme)”期间的创作经历命名为「例行公事」。艺术家为自己在酿酒厂的生活与工作制定具体的日程安排,不仅利用相关现成物计算、推演、累积出更多的内容与形式,并且从给定地点既有的惯常定势和自然规律中脱离出来而建立起一段融合了个人历史的复杂叙事。看似漫不经心地执行着符合艺术家身份的角色规范,实际上是通过表现或表演对劳动与生产的耐受力,向当代生活中的新自由主义情境提出质询。艺术家凭借差异性(difference)这一战术(tactic),把物理性的地点(location)引申为空间性的地方(place),藉此在一个垂直的维度内推拉时间轨迹,指认先验自我的确定位置。

「例行公事」不是一次结果导向的在地(local)行动,却首先微妙地显示出对一度盛行于场域特定实践中的社群概念的暧昧态度与略带颠覆意味的解构。女性主义社会理论家艾利斯·马瑞恩·杨(Iris Marion Young)指出,理想的社群虽然在表达一种对互为透明的自我(self)、彼此证实的关系以及社会亲密感与舒适性的渴求,然而其本身企图在小型的、面对面的、分散的单元内以所偏好的尺度实现所有社会关系的互动,在如今后工业语境中的异化情境及例外状态下并非全然合理,因为从本质上说社群概念的固有逻辑建立在个体互相理解的过程中一致性(unity)优于差异性(difference)、即时性(immediacy)优于中介性(mediation)、同情(sympathy)优于认知范围(recognition of limits)的基础之上,却忽略甚至否认了差异性是主体形成(subject formation)的构成要件。[1]



“酒精摇篮曲”(单频影像,6分13秒),「例行公事」,东画廊,2017。


杨对社群的批判是将差异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定性为未被同化的他者性(otherness),但是一定程度上为其塑造了一个稳定而固着的身份。[2] 在胡为一的地方实践中,同质团体的身份确认不必要通过压抑差异性才能得以实现,或者说地方的团体身份与艺术家的个体身份互相融合并消解了,差异性之于主体性(subjectivity)的关系趋于碎片化,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自我的外部条件。艺术家在驻村的三个月里每天前往“格兰菲迪”酿酒厂,在工作人员的安排下进行一个小时左右的拍摄。在酿酒厂的工作时间之外,他摘取更多苏格兰当地的自然地貌与人文景观。这两条不同的叙事线索最终通过图像的重叠被整合为录像作品“酒精摇篮曲”,编造出不同元素之间的互文关系,不经意间既呼应了酿酒厂缓慢又和谐的历史生态,又提示出艺术家自己在其中虚构的水平经验——仿佛参与了劳动与生产,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劳动与生产。



“日出计划”(艺术微喷在艺术纸上,尺寸可变),「例行公事」,东画廊,2017。


另一方面,作为“日出计划”,艺术家每天早上四点起床、爬山,在一个固定位置上拍摄日出。可是,这样即时的记录看起来并无法解释其所经历的真实的物理时间,而是归于包括自己在内的观者的心理空间。夏令时之后,苏格兰的夜晚越来越长、白天越来越短,每天的日出也会延迟两分钟才发生,艺术家捕获的日出最终累积为一次日落,日出沦为日落的分镜头。布鲁诺·拉图尔曾表示,能够通过介于科学、技术及生态之间的巧妙联系解放关于普遍意识的视觉经验的艺术家无异于所谓掌握了时间与空间概念的哲学家与科学家。[3] 胡为一以由日出扮演的日落描述自己的此在(Dasein),让作为身体存在的自我、作为意识存在的自我与作为社会关系存在的自我相互牵引并告知其私有领地的社会容量。



“今日计划”(综合材料,尺寸可变),「例行公事」,东画廊,2017。


为完成「例行公事」中的最后一项“今日计划”,艺术家在酿酒厂周围收集各种材料,每天制作一件小型雕塑或装置,随后在自己使用的社交网络中随意抓取一句话书写在作品之上,有时候也可能是先受到某句话的启发,再去设计对应的作品,但两者之间并不一定存在关联。从作者身份的角度来看,艺术家对每一件作品做出的决定都暗示着其地方实践所具备的分析性姿态是如何以资本扩张中的劳动力转移与生产关系再置作为典型情节才得以明确的。正如马库斯·米森(Markus Miessen)所言,实践总是需要去超越对自我的专注却又能够反映主观,它必须把自己投入多个语境的现实中,让自己变得可见,并以此诉诸工具化。[4] 作为地方实践的「例行公事」为一直以来可能发生的激进行动提供了栖身之所。

“植物简史”(影像装置:轨道、手轮、摄像头、激光测距传感器、电脑、树枝,尺寸可变),「例行公事」,东画廊,2017。


注释:

1. Iris Marion Young, “The Ideal of Community and the Politics of Difference,” in Linda J. Nicholson, ed., Feminism/Postmodernism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300-323.

2. Rosalyn Deutsche, Evictions: Art and Spatial Politics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998), 322.

3. Bruno Latour, “Some Experiments in Art and Politics,” e-flux no. 23 (March 2011), 5.

4. Markus Miessen, The Nightmare of Participation (Berlin: Sternberg Press, 2010),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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