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雅昌艺术网 洪镁
导言：2017年4月22日晚，跨媒体艺术团体“协作派对”在武汉K11艺术村举行了一场名为“女预言者”的叙事派对。这场派对中，出来协作派对标志性的跨媒介空间、数码装置、影像、灯光、音乐等元素，还融合了表演和舞台剧的形式，由演员和观众共同参与的三组情境形成了一场跌宕起伏的表演和炫酷的艺术派对。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这是K11艺术村在武汉常青花园的告别派对。风传已久的K11艺术村迁址由此落实，武汉K11团队正式向公众宣布了武汉K11艺术村常青花园时代已经告一段落。
2010年7月，chi K11 art space举办在K11 Art Foundation(KAF)在武汉的首展“重新阅读—2010武汉当代艺术生态考察展”，以艺术生态考察的形式开始参与武汉当代艺术生态;2015年10月，由武汉本土青年策展团体RS_PROJECTS 策划的展览“方便@express”成为chi K11 art space最后一个展览，结束了KAF在武汉更倾向于展示形式的空间。而2011年底开始运营的武汉K11艺术村则从最开始的“青年艺术家孵化器”逐渐承担了一部分艺术空间的功能，从艺术创作社区向驻村青年艺术家创作基地、展示、工作坊的综合体转变，这里不仅成为武汉青年当代艺术家的聚集地，也形成了武汉当代艺术与国际艺术沟通的重要介质。
2015年，武汉市政府公布了“光谷K11购物艺术中心”即将落户的计划。而K11也透露，除了将在2017年下半年正式投入运营的武汉K11艺术村光谷新址，配备chi K11美术馆的K11购物艺术中心也已经在汉口航空路进入筹备阶段。
在KAF进入武汉7年后，chi K11 art space、K11艺术村先后告别旧空间，跟随着K11购物艺术中心进入新领地，一方面，显然有其作为商业综合体的考虑;而另一方面，已经逐渐成为武汉实验性艺术聚集地的K11是否亦预测了这座中部城市未来经济、文化的辐射力?
武汉K11艺术村
上一站的憧憬
“女预言者”派对的晚上，不同于在展厅里狂欢的人群，武汉K11美术馆部的5人团队心情更复杂。在派对即将结束的时候，他们在K11艺术村的入口合影，KAF在武汉的落地、艺术家驻村项目的尝试和实施、对外交流项目的搭建和延续，这些记忆都将和位于常青花园的艺术村的关闭一起成为K11在武汉早期发展史的一部分，而武汉K11的下一站光谷，又将带给他们、带给武汉当代艺术、带给在武汉的K11怎样的未来?
武汉chi K11 art space首展“重新阅读——2010武汉当代艺术生态考察展”
魏光庆还记得，早期介入K11在武汉的启动时，“那时候因为策展人郑娜的邀请，我和傅中望、袁晓舫、肖丰一起为K11在武汉的启动先后做了几次论证会，讨论艺术机构如何在现有的条件下一步步在这个城市扎根，培植一个实验性的展示平台，影响这个城市的艺术生态”。后来，魏光庆看着武汉K11从商场里的一个小空间开始启动，逐渐成长为一个“独立的、实验性的、连接国内与国外的艺术介质”。“那个阶段武汉还没有太多给年轻人的平台。但是武汉不仅有美院，还有综合性院校的美术学院，热爱艺术的年轻人也比较多，我们当时对这个平台的期待是它能够提供一个好的展示空间，从生态上培植年轻艺术家;更重要的是对实验性艺术的强调”。
武汉chi K11 art space首展“重新阅读——2010武汉当代艺术生态考察展”
同样在早期就参与到武汉K11发展中的袁晓舫看重的是K11的非营利性对刚毕业的年轻艺术家带来的直接现实意义，“那个时候武汉的艺术生态开始好了起来，有公办的美术馆，有专业的画廊。但像K11这样的非盈利艺术空间还是第一家。他们的定位很明确，非盈利，支持年轻艺术家，支持实验艺术，推动本地当代艺术的发展。过了两年，常青花园的K11艺术村也展开了各种艺术活动。那里既提供免费的艺术家工作室，又做非盈利的展览，还有讲座讨论和公教活动，这给武汉的艺术生态发展带来了活力”。
20场展览立起的flag
由于袁晓舫在学校长期参与新媒介艺术的教学，K11希望袁晓舫在这个领域中策划一些展览，“我在K11做的第一个展览就运动影像类的，叫‘无域之城——青年实验影像中的武汉’，这个展览想讨论的问题是城市化进程给人带来的不安和焦虑，就是城市空间对人的压迫。后来在艺术村做了‘施与受——李郁+刘波作品展’，‘关联未来——当代教育中的青年艺术展’等。” 而在2014年7月举办的“关联未来——当代教育中的青年艺术展”也通过展示在欧美、港台及大陆高校学习的不同教育阶段的华人在校生或他们在校时的作品显示出的问题意识，“虽然艺术教育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虽然当代艺术是不可教的，但目前的学校教育还是有存在的必要。学校教育应该提供既往的知识和参照，提供讨论问题和自由发展的空间，提供自我教育的可能”。
从KAF提供的展览数据来看，武汉K11为不少本地青年艺术家举办了其艺术职业生涯中的第一场展览(包括个展或群展)，因此在这些青年艺术家的职业生涯初期，就深深地印刻上了“K11”的痕迹。2013年还是何锐的大学期间，在武汉K11艺术村与陈冠颖、陈晓两位艺术家的展览“后诗性——公共空间与想象力”上，何锐作品首次公开展出;2016年8月，何锐首个个展“社会人——我与另一个我”在武汉K11艺术村开展。“社会人”展览的项目负责人张雯介绍，“何锐是武汉K11艺术村2016年的驻村艺术家，但是我们对他的作品的关注已经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一年多之前，何锐就与我们沟通了这次展出的系列作品，其中的每一个独立项目的表达方式、创作理念、展陈效果我们都进行了持续一年的讨论。这次的展览很完整地概括了艺术家在前一个阶段的整体表现，也非常清晰显示出K11在对艺术家、艺术作品的选择上所保持的独立评选体系”。
魏光庆认可K11在武汉的前期发展确实实现了当初创立时的初衷，“尽管早期条件并不是那么好，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仍然做了一些推动武汉当代艺术发展的项目，做了不少好展览，包括他们的艺术家驻留计划挑选了一批不错的艺术家”。
而且在展览的形式上，袁晓舫认为K11“在对展览品质的把控上起到了某些示范作用”，“在近几年的展览里，他们对展览空间的改造投入很多，每一次的展览空间都会根据展览概念和作品需要进行改造”，而这种投入在武汉的艺术机构中是并不多见的。
在展览的持续推进中，当然短板也是同时存在的。“当一个项目形成后，专业的推广和定位对于一场活动、一位艺术家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当一个机构有了稳定的学术判断之后，应该是能够让大家清楚它的活动轨迹的”，相当长一段时间，这是武汉K11被公认的缺陷；而在武汉K11团队扩大的未来，能否形成与展览、与其本身相匹配的推广助推其辐射整个中部地区，对于关注着武汉K11发展的人来说，这是值得期待的。
常青花园的理想孵化
K11在武汉的展览效应逐渐形成后，魏光庆、袁晓舫、傅中望等人联同K11的国际艺术家评审Janet Fong和前东京宫策展人Khairuddin Hori开始着手建立武汉K11艺术村的评审体系。尽管当时K11在贵阳已经启动了艺术村，但是武汉的情况显然是和贵阳有不少差异的，“贵阳无论在艺术教育还是在经济发展上与武汉都有比较大的不同，我们在驻村艺术家的选择上也会有不同的评选方式和评选标准”。
在每次的评审之前，K11会向评审老师提供年轻艺术家的详细资料，评审老师也会根据对一些艺术家的了解进行综合考虑。每位老师在评审过程中都会保留各自的侧重点和关注点，魏光庆认为，也正是这样的特点，让武汉K11的艺术家驻留计划避免了走向单一、保守，“丰富的语言、独特的方式、艺术家在作品中呈现出来的个体觉悟，都让这项计划有了持久的活力”。
袁晓舫在评审的过程中会格外看重年轻艺术家作品的实验性，“因为实验性作品很难有市场，更需要支持和帮助。艺术的实验性丰富了艺术的观念和样式，在武汉本土很需要这样的氛围”，同时，他也侧重强调艺术家的多样性和作品的多样性，“这个整个艺术生态中是特别重要的小生态”。
李大鹏个展“黑洞”展览现场，李大鹏《不安的生命之二》尺寸可变 装置 2016年
李大鹏个展“黑洞”展览现场，李大鹏《黑洞》280cm×490cm×450cm 铸铁 2016年
李大鹏个展“黑洞”展览现场，李大鹏《七天》（局部）尺寸可变 装置 2013年
李大鹏在第一批进驻武汉K11艺术村的名单之列，“对于我们这些青年艺术家来说，做作品压力还是挺大的，一方面是来自社会的压力，另一方面是创作成本上的压力”。当时进入K11艺术村做相对稳定的驻村艺术家，在李大鹏看来，不仅缓解了经济压力，也成为在面对社会质疑时的一堵屏障，而这些，则直接转化成了创作期间的轻松状态，“那个阶段压力比较小，能够以轻松、冷静的状态做作品，不会操之过急地寻求一些变化，但是也正是在这样的阶段一点一点地形成了转变”。
2016年10月22日，李大鹏个展“黑洞”在武汉K11艺术村开幕，展出李大鹏在K11驻村期间创作的七件重要作品，其中四件以铸铁作为主要创作材料的塑造作品，在策展小组RS_PROJECTS成员之一沈乾石看来，是李大鹏在K11驻村期间完成的重要转变，“近两年的时间中，他不断纯化创作媒介的实验过程，逐渐成为其用以收束创作思路的、具有自我对抗性的外部框架的视觉形式之一”。
李大鹏自己也认为，入驻K11艺术村对他来说产生了阶段性的重要影响，“进了K11艺术村之后，我基本上把原来作品的方向都给改了。这个阶段我的作品改变特别大，并且这些作品是一个线性的尝试方向，我开始找到一个比较适合自己的方向，并且意识到这个方向也只是一个开始，后面我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也许以后不一定会按照那个阶段的创作类型继续走，但是K11艺术村驻村期间的思路在李大鹏看来可能会长久地影响着他。
吴昊 《水痕计划 武汉 上海 香港》（部分） 装置 尺寸可变 2013~2014
“中国内部—巨人之内”东京宫展览现场，吴昊 《卷帘门》 No.1》 2014年
卷帘门实景拍摄
入驻武汉K11艺术村的时候，是吴昊从学校毕业的第四年。回想起在武汉K11艺术村做驻村艺术家的两年，“这两年让我明白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艺术家的种类非常多，但是你要清楚自己想做一个什么样的艺术家”。
在了解自己想要的创作方向的过程中，吴昊在K11艺术村做工作坊，跟着K11去跟东京宫做展览，“我喜欢这样的方式。工作坊对我来说是一种挺重要的形式，之前比较少接触公共教育，但是在K11艺术村做工作坊的时候，我发现我是喜欢这种方式的，把自己的工作计划通过工作坊的形式去发表，慢慢地形成在进度中不断推进、不停改变的作品。”而被东京宫策展人邓祖儿(Jo-ey Tang)和K11 Art Foundation策展人王宗孚(Victor Wang) 选入参加展览“中国内部—巨人之内”则让吴昊意识到顶级艺术机构对作品的要求，“看到越来越多好的作品，越来越清楚自己的创作，也越来越清楚自己想达到的状态”。
和早期的驻村艺术家李大鹏一样，吴昊也是在K11艺术村完成近期创作中的阶段性转折，他完成了对其而言非常重要的作品《水痕》的创作，并开始从平面绘画逐渐转向观念艺术的创作。
郑迁在艺术村待了3年，“相对其他的艺术家，我的住所离艺术村比较近，所以待在这儿的时间也多一些。画室安逸舒适，且少人打扰。我比较成熟的作品都是在这个时间段里面做出来的。我参加了几次艺术村驻村艺术家以及外地艺术家的联展，还获邀去上海和香港的K11参加他们的艺术活动。随后，艺术村又为我策划了个人展览，让我可以把一些较大尺寸的作品完成。如果没有K11艺术村的提供环境和条件，这些都很难做到”。
除了创作之外，郑迁在K11还参与了艺术村的艺术普及活动，期间做了多次面对大众的艺术讲座。同时，郑迁也认为，“K11作为商业实体下的一个艺术机构，能够为从事艺术创作的人提供良好的、免费的创作环境，是一件十分有社会意义的事情，商业运作可以不仅是单纯的牟利，而且还能够起到塑造社会生态的作用”。
姚海《时间的结构 》 200cm×580cm×470cm 亚克力 2016年
姚海在K11艺术村完成一个实验舞蹈的工作坊活动
姚海《姚氏方程 24 号》 68cm×300cm×400cm 装置纸箱、胶带 2016 年
姚海是在一年前进入K11艺术村做驻村艺术家的。在申请K11的驻村艺术家前，姚海做了对KAF做了充分的了解，“在过去一两年，他们在世界艺术范围内是非常活跃的基金会。一方面，机构的活跃对驻村艺术家的创作和推广是比较重要的潜在因素，会反向推动艺术家的创作；另一方面，和其他艺术机构不同的是，K11与驻村艺术家形成的接触面是立体的，他们与海外艺术机构和基金会的合作、在不同城市的展示平台和交流活动，对艺术家来说都是一个发掘和成长的过程”。
而姚海的多年海外旅居经历和艺术创作经验也是K11吸收其成为驻村艺术家的原因之一，“K11是希望通过引进有海外旅居经历或者在多个国家进行过艺术创作的艺术家，与本地的驻村艺术家产生互动、交流”。久居纽约的姚海谈到这段经历对自己的影响时表示，“之前一直在国外，我很少具体地去了解国内的当代艺术，在K11驻村期间，看到的展览、与其他艺术家形成的交流确实给了我不小的刺激，也让我决定未来会更多地把自我放置于中国的创作语境中讨论和解释作品。”。
K11提供的直接作用于创作的驻村优势在姚海看来，在于它相对长的驻留时间，“美国也有不少驻留项目，但是大多是三个月的驻留时间。K11每个周期的驻留时间是一年，让我能够静下来把很多之前的想法转换成作品。包括他们有一些可以配合创作的设施，让艺术家能够很容易去做一些探索性和实验性的想法”。
自2013年开展艺术家驻留项目以来，武汉K11为近50位国内外艺术家提供了驻留项目，根据KAF提供的数据及信息，驻地艺术家以武汉本地青年艺术家为主，同时K11艺术村与不少国际美术馆、机构、领事馆达成了合作，并筛选了来自美国、法国、香港、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家及驻地项目在武汉进行展览、工作或交流活动。而其间与法国领事馆合作的国外艺术家驻留项目，不仅在K11艺术村的驻村艺术家之间形成了开阔的氛围，同时也带动了湖北美术学院在实验性艺术教学、艺术项目上的活跃。
“如果你想要去做K11的驻村艺术家，需要你提交不同于以往或者绘画的方案，这成为了这个项目的一个价值判断。我不能说这些都是好的，但是它确确实实为这个生态提供了不同的标本，有效地助推了实验性的创作，让年轻艺术家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实现某种理想”。
“光谷时代”：作为独立主体的武汉K11or整体布局的中部K11？
2010年8月，贵阳K11艺术村启用;2013年6月，主打艺术的上海K11购物艺术中心开业;武汉K11艺术村的启动时间介于贵阳和上海之间，而它的发展状态似乎也在两者之间暧昧不明。上海chi K11美术馆在2014年3月的“印象派大师•莫奈特展”后来居上，更让大家觉得武汉K11似乎在落地之后发展得不温不火。
“武汉这座城市不像北京包罗万象，也不像上海那么精致，但是它有一种‘野’的气质，武汉的艺术生态也是这样。它有猛兽鸣禽，更多的是昆虫杂草;它有全部的空间，你在每个层面上都有选择权。我们可以在自己的美术馆看到当代艺术史，也经常会看到学生们做的有意思的小展览。K11的这种状态我倒是觉得是和武汉的气质吻合的，它包容年轻艺术家实验性的尝试，甚至给了他们一个平台让他们朝着更野的地方走，很有可能会培育一块孵化本体艺术家的土壤”，魏光庆特意解释了他所说的“本土”，“我说的本土不是狭隘的‘本土’，中国艺术家未来的发展一定是在考虑中国人自己的事情，找到自己的文化性格;而不是直接拿来西方固有的所谓的国际化的视觉方式”。
肖丰也认为K11在武汉形成了对整个艺术生态的重要补充，“K11它有很强的异质性，和武汉的官方美术馆、私人美术馆都有非常显著的差异。它的观念和底色跟武汉有很多格格不入的地方，但这个东西正好是武汉缺的。可能一些批评家会认为它似乎和这座城市没有太多的关联，甚至不接地气，但是从发展的眼光来看，这和它一贯的风格和学术判断有关，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的国际化甚至职业化背景”。
“现在武汉有了越来越多的朗诵会、学术讲座，但是这在K11在武汉出现的时候它就以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活动了;我们在K11看到的更多的是装置、空间媒材、声光电的综合媒介，它比武汉更多的机构走得更前沿、实验性更强”，在肖丰看来，从这个意义上K11推动了更广泛的实验艺术活动，也成为武汉当代艺术具有部分国际化特质的一个窗口。
而从武汉逐渐开始成长的当代艺术市场来看，“K11近几年因为艺术上的推广声名鹊起，也会对一些企业产生引领作用”，魏光庆列举说，“无论是新世界集团和湖北美术学院A3计划合作的国际艺术家居留计划，还是武汉设计的相关活动，都显示出K11在其中的标杆作用，K11已经成熟的艺术品牌良性推动商业的模式，对艺术、对商业打造的都是双赢的局面。”
根据目前K11对外公布的光谷新空间的情况来看，从“11间特别为驻村艺术家而设的工作室、1,000平方尺的艺术展览空间、300平方尺的多用途活动场地”到“约451平方米的艺术展厅、75平方米的多功能厅及8间50-80平方米的艺术家工作室”这一直观的变化中，建筑整体面积减少，K11回应“展厅面积的缩减远比艺术家工作室面积减少的比例高的多，这也显示了K11艺术村在未来依然定位于为本地青年艺术家提供孵化及展示平台的决心”。
迁址光谷博得的好感很大程度上在于武汉的区域分布属性。光谷背靠大学城，K11新址落地光谷，一边拉近了与湖北美术学院的距离，另一边也缩短了华中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等重要综合性大学艺术学院到K11的距离。“面对充分的新鲜血液，K11应该能够与年轻艺术家碰撞出频繁的火花，同时带动美院新生态的发展”。
“从世俗化的常青花园搬到具有自贸区背景的光谷”，肖丰认为，“在那里，艺术与商业、政治可能会形成更强烈的互动，它的指向性也会更明确。如果能够妥善处理K11的长线推广，在未来，这个机构不仅会影响武汉的生态格局，甚至可能辐射整个中部地区”。
站在传播的角度来看，袁晓舫认为“光谷已经成为一个新的人群聚集中心。从地理位置上来说，K11艺术村搬到光谷后可能会引起更多的新闻效应。特别在一个自媒体发达的时代，意味着未来它会受到更多的关注，但同时对他们的要求也更高，这取决于K11的经费投入和他们团队的专业精神。”
更让人振奋的可能是KAF在武汉的布局，位于武昌光谷的K11艺术村与位于汉口的chi K11美术馆的相互呼应充分结合了武汉本身的地理特征，魏光庆表示，“武汉这个城市是靠三镇形成的，长江一分为二，汉水分为三镇，K11艺术村与chi K11美术馆在不同的区域，同为一个整体，但在功能上又有所区分，这种资源的整合与互动对于一个城市的影响必定是深远的”。
而面对未来KAF在全国的布局，肖丰提出，“相比上海K11业已形成的品牌效应、广州K11肥沃的商业沃土，武汉K11如何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主体发挥作用而不仅仅是K11整体布局的一部分？”这是K11团队需要考虑的，也是进入备受瞩目的“光谷”时代大家关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