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婴儿是个手包:人体工程学的未来
发起人:猴面包树  回复数:0   浏览数:147   最后更新:2017/05/11 21:05:24 by 猴面包树
[楼主] 猴面包树 2017-05-11 21:05:24

来源:艺术界LEAP 文:泰勒·科本



《人体工程学的未来》(Ergonomic Future)是泰勒 · 科本(Tyler Coburn)的一个多元化项目,综合了网站、博物馆长椅、写作和表演等各种形式,将艺术、设计、人类学、科学和科幻小说中的功能与思辨融会贯通。这是一项关于人类的定义的演变和未来的开放性研究,科本与古人类学家、人体工程师、进化生物学家以及基因工程师等多个领域的专家展开了合作,共同讨论:未来人类的身体将会是什么样子的?这种想象将如何重塑今天关于身体规范性的对话?


——邓祖儿 Jo-ey Tang



“存在之巨链”奇妙而又方便地链接了最低和最高,链接了柏拉图的对话和对教皇的讽刺,从一种神圣的挑衅开始。

《伊利亚特》中,针对那些在空白页面两边对立的希腊人和特洛伊人,宙斯决定发出警告。任何参与其中的神都至少会遭到流放的惩罚。任何挑战他权威的企图——打断连接天堂的链条并且把他拉下台——的企图都是愚蠢至极的。他太强大了。

此外,宙斯还威胁说,只要拉一拉链条,他就会打飞那些胆敢反抗的神,随之摧毁世俗世界。他们很容易就成为了他的玩物——就像挂在奥林匹亚山顶的项链。

宙斯从来没有付诸行动,并且逐渐忘记了他的威胁,更不用说挑战了,也不再提链条。大自然也忘记了:逐渐地,它的居民在链接中栖息,越来越习惯所处的海拔和椭圆形的生活轨迹。好比长在岩石上的苔藓,自然界接受了它们,直到两者变得无法区分。

神来了又走了,巨链仍然挂着。它不再是一位自夸的神的摆设,而是一个聪明的工具。伊丽莎白时代寻找万能解决方案的人们只需要看看这条巨链,在其之上万物都有自己的位置。最丑陋的石头、有毒的动物、诡诈的蛇还有虱子的存在都不是造物主的“失误”,因为它们每一个都有指定的位置。所以,乞丐和聋哑人在社会上也有自己的位置,前提是他们能够坚守。

一切万物——甚至天使——填充了巨链,虽然其中的等级系统非常之复杂。在反抗人类训练方面,野生动物优于家养动物。禽类优于水生生物,就像天空在水面之上。在昆虫领域,漂亮的瓢虫的地位几乎和蜜蜂一样高,蜜蜂的王国为社会寓言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这条巨链通常在进入地狱之前就完美终结了,免得罪人试图爬上来。

人类在这条巨链上占据了特殊的位置。人具有智慧和意志,因此位列野兽之上,然而,由于人类的肉体形式,又对天使怀有畏惧。到了十八世纪,人的位置变得越来越模糊,不过还是可以确定哪怕最低阶的天使也要优于人类!学者们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困境:承认这一点将会打断链条,忽略它的话又会过于狂妄自大。因此,在先验的行为中,增加了链接和想象中的星球即家园,从而弥合了断层。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外星人不同,启蒙运动中的外星人对人类来说并不出格:它们符合逻辑。



是什么决定了人类的特性?


甚至孩子都能轻松地告诉你答案。尿布和面包屑,剪刀和蜗牛,糖和香料,邪笑和叹息。我们通过父亲箍紧的衣领认出他们,通过母亲的丝带和鞋带认出她们。


是什么决定了人类的特性?


其中决定性的元素是如此受到保护,就像价值不菲的商业秘密一样,因此弗朗西斯·福山只能称之为“X因子”。在他2002年的《我们后人类的未来》一书中,福山把人类放在“手术台”上解剖,在骨头和内脏中寻找我们的精神、幽默和神话。最终,他也没能找到可以代表人性的任何单项——“感觉”不行,“理性”也不行,不是“道德选择”,不是“语言”,不是“意识”,也不是“情感”。然而,如果把它们结合起来,我们就能够达到那个不可言喻的元素。


是什么决定了人类的特性?


如果正如神学家约瑟夫·弗莱彻(Joseph Fletcher)所说,意愿、选择和目的是我们的独特特征,那么实验室人工繁殖的婴儿便是人类的最典型。


弗莱彻有一些看似不可能的同道中人。写作《性别的辩证》(The Dialectic of Sex)而出名的舒拉密斯·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就是其中之一。她在书中写到,女人如果不能脱离生育的束缚就没法获得自由。同性恋权利活动家兰迪·维克(Randy Wicker)期望克隆技术可以使“异性恋对生殖的历史性垄断成为过去。”这并不是说费尔斯通和维克会欢迎其中的关联;他们可能会有所怀疑——有很好的理由去怀疑——任何这样的联系都可能让他们的政治主张变成科学主义的仆从…


是什么决定了人类的特性?


这个世界远比希腊神话还要丰富多彩。大致可以用狮头羊身蛇尾的吐火怪物喀迈拉的传说来类比莉迪亚·费尔柴尔德(Lydia Fairchild)的遭遇:简直就是维克梦想的先兆,不论男女、同性恋或异性恋,有一天我们都会有权利拥有自己的双胞胎。


并不是说费尔柴尔德对此有多大的决定权。偶然发生的卵子融合使她具有了四十六条染色体,也就是两种DNA标识,因此她一人是“多个人”。这种情况并不具有表观的征候,因此费尔柴尔德本来可能永远不会意识到她是医学界所称的“嵌合体”(喀迈拉)。然而,法律介入了。


在本世纪初,费尔柴尔德申请了公共福利援助,按照要求需要她的孩子们进行DNA测试,然而测试结果却发现孩子们的DNA与她自己的不匹配。费尔柴尔德坚称她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生母,不过政府怀疑她企图欺诈。随后一次为她刚刚生下的孩子做的DNA测试结果依然不匹配,费尔柴尔德具有多个DNA标识。事实上,她既是孩子们的母亲也是他们的姨妈。


这个奇特的例子显示了个人证言在遗传证据面前失去了采信的基础。根据亚伦·诺顿(Aaron T. Norton)和奥齐·泽内尔(Ozzie Zehner)的说法,这些证据“通过生理特征的优越性客观化”为费尔柴尔德这样的人创造了“技术自白”。换句话说,费尔柴尔德对生母资格的声明在DNA测试的结果面前毫无意义,无论结论有多么复杂。


然而,生物客观性的主张表明生物政治在其中发挥了作用——在法律之前,身体是由科学建构或反对的。例如,变性的父母与他们的孩子有着遗传上的关系,然而他们的父母监护权有可能因为他们与自己原本的性别不相符而被取消。因此,基因遗传学没法被当作法理学的客观支持。相反地,基因遗传学在支持和维护社会规范时,即树立关于身份和父母的传统思想时,被认为是客观的。


有时你会根据书的内容来评价一本书,不过通常情况下,你只是看了一下封面罢了。


是什么决定了人类的特性?


如果意愿、选择和目的是我们的独特特征,那么实验室人工繁殖的婴儿便是人类的最典型。但是如果实验室人工繁殖把嵌合的几率提高了大约33倍,那么我们所称的“人”可能已经是异装的喀迈拉。未来属于喀迈拉们。


不论多么令人难以置信或梦幻,太阳底下的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东西能免除进化的压力。看看科幻小说就会发现。原力,也就是心灵熔化——从这一点来说,就是整个精神力的领域,感觉像发黄的漫画书,嚼之如同过期的爆米花。如果不是仰仗着资本的魔力,它早就走上了渡渡鸟的那条不归路。好莱坞比自然选择更加强大,它通过特许经营的方式建立了有效的管理,从而为濒危的点子准备好了一个镀金的笼子。未来从来没有如此好地被保存;未来从来没看上去这么老。


事情并不总是这样。历史上,在神话和灵性主义的周围游荡着第二视觉和第六感,它们直到1930年代才进入科学的视野。实验室开始测试“超感官知觉”,让具有超能力的实验对象猜测卡片的内容,或者远距离“接收”图像然后再手绘出来。


超感官知觉吸引了科幻小说作者们的注意,他们笔下的主角运用精神力的本事远远超过实验室测试的那些。然而,这些能力是有代价的:瘫痪、聋哑,失去视力或者变异是通常发生的状况。我们的大脑已经垄断了身体的能量储备,精神力所需要的额外能量必须来自其他某个地方…


精神力在科幻中扮演着几个角色——最为政治的就是成为一个集体的心灵约束力。罗伯特·A·海因莱因的《玛土撒拉的孩子们》(Robert A. Heinlein:Methuselah’s Children)中描述的社群就是如此:群体成员彼此没有区别,他们共同操纵着他们所处世界的遗传基因和生态。在这种情况下,集体思想规避了个人主义的占有性的束缚,打破了社会规范。虽然人们的脑容量有大有小,性别、种族和信仰也不同,但在人类圈中都拥有各自的位置。


然而理想的状况很少出现。就像二十世纪的许多技术一样,精神力立刻在军事领域找到了用武之地。受到“铁幕”另一边的精神训练报告的启发,中央情报局资助了两个研究计划,在1970年代开始实施“遥视”实验。这些心灵间谍就像是无人机的早期原型,驾驭着“超感官知觉”飞行,扫描敌方基地、恐怖分子以及失踪的战斗轰炸机。他们的成功率比身上绑着微型相机的鸽子更高些,但还是不足以让计划延续下去。这些项目在1995年终止,败给了先进的“机器眼睛”。


在“间谍活动”成为“反恐手段”之前,冷战时代可谓是“灵能科幻”的文艺复兴,那时候获取秘密的方法更多的是“心灵感应”而不是刑讯逼供。但是时代变了。我们不再需要想象一个集体思维,因为我们已经在网络空间里找到它了;也不用等着心灵感应了,因为机器就可以做到。我们也许会觉得讽刺的是,残疾——曾经的超感官知觉的先决条件——现在得到了机器的协助,通过“想”就可以操作机器手臂,或者与远在另一个国家的某个大脑发生联系,瞬间的闪光被解码为数字,然后变成字母。也许是时候把那个名言修改为“她思故我在”了。


运动中的手臂,闪光的信号也许是我们现在能得到的。米格尔·尼可雷利斯(Miguel Nicolelis)预示了“神经社会网络”的到来,却怀疑情感、记忆以及更高的认知状态能够被传送。因为这些特质与我们的自我密不可分,它们是否有可能抵抗被心灵感应捕获?我们的灵魂正在挖掘壕沟、提升防御吗?


或者,这其实不太涉及灵魂,只是关乎个体的科学:没有两个大脑是完全相同的,因此能够享有相同神经元位置的想法并不存在?如果是这样,那么实现集体思维将需要博尔赫斯式的壮举:74亿人需要74亿种字典才能翻译彼此的想法。在印刷机发明之前,我们奴役自己抄写;很快,抄写也许会奴役机器。


平均来说,普通的人类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不能在先定义“普通”之前就考量差异。


在十九世纪中叶,这个概念通过阿道夫·奎特雷(Adolphe Quetelet)的工作被引入了社会学。这位统计学家根据生物学和犯罪学数据试图确定平均来说“普通人”的身体指标和道德素质。这个概念是优生学出现的先兆,这里所说的“普通人”是经验性的虚构对象,尽管被添加了不少定量信息,却依然没有生气,也不够精确。


奎特雷的模型使人们对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那样的人产生了怀疑,因为该模型意味着身材更高大、头脑更聪明、道德也更优越的个体同时也背离了“普通”。高尔顿给出的回应是设计了自己的模型,他的模型强调了中位数而不是平均数,换句话说,一个人所在的位置并不取决于其参与其中的平均值。从而“普通人”变得不像“理想对象”那么突出,与此同时,改善社会的渴望也成为了优生的正当理由。


在本世纪众多构想之中,“普通人”是第一个出现的概念,高尔顿试图将“犯罪类型”的生物特征进行可视化的努力则将之推向了高潮。使用大量个体照片最终合成的图像在当时被当作大规模统计量表的可视化等同对象。它们显示了邪恶的面孔可以通过数据呈现出来。


合成照片曾经走上了十九世纪那些伪科学的道路,变得与其拍摄对象的头发和耳朵一样含糊不清。现在,尽管数字技术可以加强这种效果——在无穷多个层上逐个处理像素,然而,“普通”不再存在于图像的表面,而是深入其本身的颗粒之中。


人类基因组计划使我们最终获得了描述人类的“粗略草图”,产生了“各方认可的”DNA序列。大卫·塞林(David Serlin)认为,这些DNA序列“就像全部的合成,一本小说。”那么总的来说,到底是什么决定了基因组不断变化的正态性 ?


通过对基因进行测序以及随后的专利注册,我们遵循了奎特雷的脚步:向“普通人”增加数据,观察产生的偏差。然而,要实现工程化完美的人类则需要在高尔顿指出的方向上取得大幅飞跃。正如高尔顿必须重构奎特雷的模型一样,为了证明优生学的实践,基因遗传学也必须在绘制和“解释”我们的基因组之外做出更多的事情,必须证明其通过每一个错误提升自己的能力。


平均来说,人类(基因工程)的未来是什么样子的?在融入基因组规范的过程中,我们将放弃掉比偏差多得多的东西。遗传的多样性将减少,而脆弱性将随之增加:不起眼的病毒可能会引起大规模传染病,最终我们会因为缺乏多样性而失败。失去枝叶的树将成为我们应该记住的那些事情的纪念。

我的婴儿是个手包。


《人体工程学的未来》网站:

http://ergonomicfutur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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